当时，在北满地区盘踞着两股土匪，对我军开辟和巩固根据地危害很大。一股是“东北###救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为李化堂，另一股是“东北挺进军”，“总司令”是谢文东。几个月前，我们曾狠狠地打击了蒋介石搜罗的这伙土匪。现在，国民党的美式大炮在松花江南岸一响，这些残匪又蠢蠢欲动，重新纠合起地主和伪满汉奸，摆开了架势，妄图配合蒋介石的进攻，重新夺回他们失去的地盘。这些土匪仗着日本人留下的武器，在北满地区占山为王，肆意残害人民群众。他们还几次设伏，袭击过我们的一些零散部队。
据情报分析，密山一带的土匪主力见我重兵压境，已仓皇逃向勃利的大山林里。于是，我们部队迅速开进勃利待命。
为了彻底剿除这两股土匪，师部召开了剿匪行动计划会议。会上，刘转连师长说:“我们要想把根子在北满扎牢，就要坚决根绝土匪。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深入土改，迅速发动起群众，才能把北满根据地建设好。否则，就难以改变腹背受敌的处境。”
他指着标有黑色小旗的军用地图继续说：“在我们正面最大的两股土匪，是人称北满两大害的李化堂和谢文东。这是我们这次剿匪的主要对象，必须集中全力，把他们彻底消灭掉。各部队要按照统一的部署行动，要像在战场上打大仗一样，重视这次剿匪工作……”
会后，按照师部的部署，我团进驻刁翎。刁翎是勃利县的一个大屯，位于佳木斯和牡丹江市的中部。这里山大林密，百步以外就是莽莽森林，土匪活动十分猖獗。面对这样的森林地带，要想用搜山的办法剿匪，收效不会很大。
我们反复研究后，决定一面派出工作队深入到各屯，配合地方发动群众，开展土改，把土匪孤立在山上；一面进行侦察，摸清土匪的动向和活动规律，为出动部队剿匪做好准备。
不久我们就摸到了土匪的行踪。部队接连几个奔袭战，就消灭了谢文东部下二百多人，只有他本人带着几十人侥幸逃脱。这次虽然没有抓着谢文东，但初战的胜利，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
李化堂这家伙很狡猾，他为了保存实力，尽量避免同我军接触，从来不到驻有我们工作队的屯子抢劫。这个家伙行匪几十年，钻林子很有一套，他常吹虚说：“在北满，老子只要上山进了林子，那就好比蛟龙归了海，八路也奈何我不得。”我们曾两次咬上了他，可是，还没打几片林子，他就溜了。
一天傍晚，我们得到李化堂活动的可靠情报，团长陈松约命令我营随两个侦察员紧急出发。天快亮时，我们来到一座大山前的白桦林里。
在朦胧的晨雾中，这座山就像一尊叉开腿坐着的大罗汉。两条山冈向前伸出，在半山腰的林梢中，隐约露出一座庙顶，两边的山坡上，还有一些地堡窝棚群。侦察员告诉我，这几天，大约有三百多土匪扎在这，李化堂的司令部就设在山上的大庙里。
我们又仔细分析了敌情，观察了地形，立即决定二连、三连分别进攻两边的山冈，一连直插土匪的司令部。我带一连趁着晨雾迅速越过山前的小甸子，隐蔽向山上爬去。当我们快接近大庙时，被敌人的哨兵发现了，一阵清脆的枪声，冲破了山林的寂静。接着，两边的山冈上也传来了激烈的枪声。
这群土匪被我军的突然袭击给打蒙了。激战几个小时后，残余的土匪被我们压在庙里解决了。我们占领这座山庙时，已空无一人。难道土匪都被我们击毙了吗？不可能，我命令部队认真搜索。不一会儿，发现庙后有一口大水井，有个战士点了块松明子往井里一照，好家伙！里面有十几个土匪正坐在竖在井里的梯子格上。井里的土匪一看被发现了，慌忙朝上面打枪。我叫战士们向土匪喊话，要他们缴枪投降，不然就是死路一条。可是，这伙顽固的土匪仍然继续开抢。我只好命令战士们向井里投了几枚手榴弹，用武力彻底解决了这伙顽抗的土匪。原来，井里都是些惯匪“老炮手”，还有几个匪营、团长。
清理了死尸和俘虏，我们仍没有发现李化堂。经过审讯俘虏，才知道这个匪首带着一些人从后山溜掉了。
几个月的剿匪，我们虽然没有抓到李化堂和谢文东，但是，已消灭了这两股土匪主力。
谢文东漏网后去向不明。李化堂像惊弓之鸟一样，带着残余的喽，在老林子里东窜西躲，时而出来抢劫粮食，制造血案。怎样才能彻底根除这两股残匪，抓住两个匪首，这是我们下一步剿匪的重点。师长在剿匪计划会上提出：斩草除根，不留后患。他强调说：“对李化堂、谢文东这样罪大恶极的大匪首，活着要人，死要见尸。”
北满的十一月，天上下起了大雪，整个北满大地披上了银装。大雪一盖地，土匪活动就留下了痕迹，他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靠熟悉的地形和密林的遮挡逃脱我们的追击了。在这期间，我们加紧了对残匪的侦察、搜捕，加强了各屯间的联系，依靠群众的力量，布下了天罗地网。一有情况就立即出动，穷追不舍。
当然，大雪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困难。这天，我们接到一份情报，证实李匪正在一个山屯抢劫。在雪地里，我们没松劲地追了好几天。连续几天的行军，又冷又累，有的战士走起来一瘸一拐的。二班一个从天津大学堂里跑出来参军的学生兵，脚上冻起“娃娃口”，上药时还在渗血。我要他骑上我的马，他跳起来嘻嘻一笑，说声“俺没事”，哼着家乡的小调又继续前进了。
天终于放晴了。初霁的北满，千山涌雪，万树银花。从林子上面披雪的枝枝桠桠间泻在雪地上的阳光，白花花的刺人眼睛。我们正架火烧水，准备吃点干粮，忽然哨兵发现摸上来一支队伍。我们向他们发出联络信号，原来是二营。
二营长戴时金笑嘻嘻地走过来说：“喂，伙计们，怕冷在这里烤火是吧？我还以为是土匪呢！”
我递给他一锅子烟，说：“怕！看你说的，咱穿的暖和吃得饱，怕什么！李化堂那条老狗才难受呢，叫咱们赶得像野鸡似的在林子里乱钻，弄不好连人带马栽到填满雪的山沟里，咱还省了子弹呢。”一席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戴营长鼻子冻得发红，疼得他用手捂着直哈气。我用胳膊碰他一下，开玩笑说：“唉，伙计，莫把鼻子冻掉了，要不等革命胜利后，回到家里，你的新媳妇不认你就糟了。”
他和我是一个村上的。那年，贺龙领导的红军从我们村子过，听说这支队伍是给穷人打天下的，他留下过门没半月的新媳妇，约上我就参加了红军。
听我这么一说，他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这个你放心，等打完反动派，就是鼻子冻坏了，俺回家见到她，绝不会不认的。”
说完，他带着部队，又继续搜寻土匪去了。谁知，我们这一分手就成了永别。那天傍晚，在一个大窝棚里，他们堵上了李化堂和他手下的“老炮手”张黑子。老戴带着战士们迅速扑了上去。这时，突然从窝棚里打出几枪，老戴中弹倒在雪地上，鲜血浸染了他身下的白雪，他光荣地牺牲了。就在这一瞬间，李化堂这伙土匪，趁机溜进了密林。
不久，我们接到师部的通报：土匪“司令”谢文东，从佳木斯一带向小兴安岭方向突围未逞，现窜回三道河子附近的大山活动。各部要注意侦察，待机行动。
十一月底的一天，二营侦察员发现小五道河子附近有土匪活动。团长命令我营派一个加强排，带着七挺机枪，随二营四连立即出动。
第二天中午，我们就赶到了小五道河子。这时，屯里已被土匪洗劫一空，大火烧过的工作队队部的焦木残垣下，露出一具具烧焦的尸体……
战士们看到眼前的一切，像刀子剜心似的难受。同志们抹去脸上的泪珠，怀着无比的仇恨，不顾两天行军的疲劳，顺着雪地上土匪马队留下的痕迹，又继续追了上去。
部队在一条五六丈宽、十几丈深的山涧前停下来了。土匪害怕我军追击，把桥给炸了。一个山东籍的战士，自告奋勇要下涧去试一试。于是，大家把背包带和绳子结在一起，拴在他的腰上，把他放到涧底。在这滴水成冰的天气里，他脱下手套和乌拉，好不容易登上了山涧对面。涧这边一阵欢呼，我们就这样一个个拴着绳子，从这边放下去，再从那边拉上来，终于顺利地过去了。
第三天拂晓，我们爬上一道高高的山梁，突然看见前面林子顶上飘着一缕淡淡的青烟。我们估计，很可能是这股逃窜的残匪，就立即命令部队从三面围了上去。
原来，十几个土匪正围着火堆做早饭。他们把抢来的东西堆在雪地上，拴在一边树上的马正在吃着草料。
我们翻穿着棉衣，一步步摸到离火堆不远的地方，猛然扑了上去，这伙土匪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当了俘虏。那个肥得像头猪似的谢文东，一见事情不妙，拔脚就跑。他躲在一棵大树的后面刚要掏出手枪，被隐蔽在树后的一个战士一枪托打倒在地。这个“东北挺进军总司令”，就这样被战士们按在地上，牢牢地捆了起来。
恶贯满盈的谢文东被我生擒后，就剩下那个东藏西躲的李化堂了。师部把抓捕李化堂的任务，交给了我们一营。一天，师长对我说：“营长，国民党的军队正拼命地打临江，我们快要上前线了。在走之前，我们无论如何要抓到李化堂，不然留下这个脓根还要溃烂。希望你们能活捉李化堂，下山过元旦。”
领了“军令状”，我感到十分光荣，同时，也深知这副担子有多重。离年底还有半个多月，我决心完成好这一任务。
在全营的动员大会上，团参谋长邹海青同志，向大家讲了形势和任务，他说：“部队很快要上前方了，可是土匪的‘总司令’李化堂还在山林子里。现在，师里把活捉这个土匪头子的任务交给了你们一营，全师上下把希望都寄托在你们的身上，能不能完成任务，就看大家了……
我接着说：“同志们，我们决定一个连进山，半个月捉住李化堂。哪个连愿意立功？”
话音未落，一连长黄喜跳起来说：“营长，上次捉谢文东，抽的是二、三连的人，这次不管怎么说，也该轮到我们一连了。”说着，他从指导员手里拿过一大卷纸扬起来，情绪激昂地说：“说实在的，我们连的战士们听说要活捉土匪头子李化堂，请战书、决心书送来了一大堆，我们的劲都憋足了。”
二连和三连的干部、战士们，也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加。
经研究决定，邹参谋长和我带一连上山。
我们出发不久，就在大石山后面的靠山屯发现了匪踪。据老乡们反映，昨晚上十几个土匪闯进屯东头的老张家，硬逼着他烧水、做饭，把他家仅有的一点粮食和刚打的几只野物吃了个精光。这伙土匪还把老张家的人堵在地窖里，他们在热炕上睡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土匪又在屯里抢了粮，才骑着马跑了。据老张头说，他们叫为首的那个瘦老头“李司令”。
显然，这正是我们要追剿的匪首李化堂一伙。我们研究后，决定留下一个班给受害的群众背些粮食来，部队继续跟踪追击。
三四天后，我们发现土匪流窜到刁翎附近的夹皮沟一带，于是迅速追去。
一进沟，我们就看到这里又遭了土匪的抢劫。老乡们说，土匪刚走不久。战士们一听，不顾疲劳，就立刻追了上去。
天快黑时，我们追到一条山谷前，我和邹参谋长商量了一下，认为情况还没摸清，贸然进去要打草惊蛇。于是，我们决定在谷口派了两个警戒哨，部队就地宿营。
十二月十九日清晨，我和黄连长带着尖兵班先进谷。我们刚登上一道小山梁，突然尖兵报告：“营长，营长！前面坡上过来几个人。”我一看，果然有七个老乡打扮的人，他们既没骑马，也没带枪。冬天的大清早，老乡很少出来，我们判断一定是土匪。我当即命令黄连长带几个人，隐蔽抄到那几个人的后面，决不能让他们钻进林子。接着，我对其他战士说：“跟我上，捉活的！”
那几个人越走越近，猛地发现雪地里钻出翻穿着白棉衣的解放军，吓得扭头就跑。我们一跃而起，迅速围了上去。我在坡顶抓到一个土匪，用手枪顶住他的头问：“快说，谁是李化堂！”
那个家伙吓得战战兢兢地朝下面指了指。我大喊一声：“前面那个穿青棉袍的就是李化堂，别让他跑了！”战士们一听，立刻追了过去。他们边追边喊：“活捉李化堂！活捉李化堂！”山谷两边的山林，也发出巨大的回响，仿佛是千军万马在呐喊。
李化堂这个老家伙猛跑一阵后，累得实在跑不动了。他滚进一个雪坑里，掏出枪就打。尖兵班的班长跑在前面，脖子上中了一枪。班长气火了，一颗手榴弹扔了过去，炸伤了李化堂的额头和嘴巴。战士们乘机冲上去，把这个土匪头子按在雪里捆了起来。
这个流窜几个月的李化堂，终于没能逃脱人民的天罗地网。我在他身上搜出了一张盖有蓝色四方大印的国民党的委任状，上面有“李化堂”的名字。
据几个俘虏交代说，他们的“总司令”几次突围不成，最后决定丢掉马匹、枪支，化装逃到松花江南面去，没想到刚一动就被抓住了。
我们向老乡借了辆大车，把这位“司令”和俘虏立即押往团部。
乡亲们听说抓住了大土匪头子李化堂，刁翎屯口早就挤满了老乡。我们的押送车还没进屯，人们就拥了上来。老年人想起往事，跺着脚指着匪首李化堂边哭边骂。有的老乡拼命挤上车，抡起拳就要打李化堂。要不是我们阻拦，向他们讲我军的俘虏政策，这个李化堂当场就得被群众打死。
在愤怒的人民面前，李化堂这个杀人魔鬼，吓得全身瘫软，像一头被打倒在地的野猪，一点也不能动弹了。十二月二十八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国民党上将司令李化堂等人被俘，预告着蒋介石不能逃脱灭亡的下场。
我们终于在元旦前夕完成了师部交给的光荣任务，全体指战员像攻占了敌人最后一个高地那样欢欣鼓舞。北满的隐患消除了，土地改革运动在广阔的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牢固的根据地，一个可靠的后方。面对蒋介石的猖狂进攻，我们完全解除了后顾之忧。
一九四七年的元旦，师部给我们一营送来了肉、白面和大米，表示嘉奖和慰问。我端起香喷喷、白花花的大米饭，想起了南方家乡的山山水水，那时，我坚信总有一天我们要跨过长江，解放全中国，在欢庆胜利的锣鼓声中，和久别的亲人团聚在一起。
前方在召唤，新的、更艰巨的战斗任务在等待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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