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六七月间，蒋介石集团凭借兵力和经济力量方面的优势，公开撕毁“停战协定”，以围攻我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对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
我中原解放军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策，牵制了国民党三十余万之众的强大兵力，又毅然决然地用分路突围的办法，主动地作战略转移。当时，我们两人分别在中原局《七七日报》任行政秘书和中原军区司令部政治协理员，随北路突围的三五九旅、干部旅一起行动。
敌人从四面八方疯狂地向我围追堵截。我们的部队发扬艰苦奋斗，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越过平汉铁路，飞渡丹江，闯过荆紫关，于七月底突进莽莽的秦岭，到了陕南的镇安、柞水地区。这时，敌人似乎发现了我们的战略意图，围歼、追击和“清剿”更加猖獗，情况十分严重。为了保存干部力量，使部队更加战斗化，党组织决定撤销干部旅的建制，将连以下干部充实到三五九旅战斗部队，号召和动员营以上干部化装奔赴解放区。
八月七日上午，经领导同志动员说服后，我服从了组织决定，确定化装去解放区。与我们同行的还有杨庚、黄有权两同志。当天下午，我们告别了首长和战友，离开了部队。天气阴沉沉的，显得有几分闷热。我们四个人站在山坡上，目送着主力部队向前开进。顿时，我们的热泪扑簌簌地滚落胸前，好似孩子离别亲娘一样，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部队走远了，我们坐下来作了一次分析。我们认为，过去同部队一起行动，靠集体的力量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现在离开了部队，只有坚定地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取得这次行动的胜利。陕南是我红二十五军战斗过的地方，人民群众对红军有着深厚的情谊。我们决意先就地停留几天，找一个落脚之处，然后再从长计议。我们进入甘义河，往山沟里头走。路上碰见了一个阉猪的毛师傅。在攀谈中，我们了解到他对红军有好的印象，便向他交了底。他听说我们是当年的红军，脸上露出了笑容。毛师傅对我们十分热心，将我们引到后山的一个地方住下，又帮我们用白被单改成了便装，换下了军衣，还帮我们理了发，个个都剃成了光头。他乐呵呵地说：“这样一打扮，你们以后去赶队伍就方便多了!”
我们在这里住了三天三夜，商量了怎么走法。杨庚、黄有权是两广人，打算回南方找党，我俩是河南人，准备去陕北解放区。因此，我们四人决定再分成两路行动。分头行动前，共同作了些必要的准备工作。我们两人手头上都没有证件，杨庚同志把他原来搞统战联络工作时弄到的一个信阳身份证，和一张国民党汉阳县政府的空白路条，送给了我俩。
八月十日，我们含泪告别了毛师傅和杨庚、黄有权两位战友，踏上了北上的征途。
柞水“结亲”
当天，我们来到了柞水的大象沟。在大象沟，住着从河南逃荒来的乔洪金一家。乔洪金夫妇忠厚老实，奉养着已瘫痪的婶娘，哺育着一个名叫延生的七岁男孩儿。我ff]一-人到他们家的时候，小延生正呕吐得厉害，乔洪金夫妇急得团团转。见此情景，我们将随身携带的药物拿了出来。小延生吃了一点之后，马上不吐了。乔洪金夫妇转忧为喜。我们以被劫商人的身份，与他们叙说了“出外一时难”的苦衷，要求暂住一时，乔洪金夫妇深表同情，答应尽力相助。
话题很自然地扯到小延生的身上。乔洪金的妻子说：“我生了几个孩子，都没有养活。这延生常常又烧又吐，算命先生说要多拜几个干爹才好抚养。”我们一听，为了他们儿子能长命，显然有意要和我们结亲。我们想，这家人待人热情、诚恳，为了旅途顺利，就一口答应了，并拿出五块银圆给孩子做压命钱。乔洪金非常高兴，马上和我们兄弟相称。乔嫂子接过银圆，笑眯眯地说：“这就给延生打个百家锁项圈，作为结亲的纪念!”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无恶不作，对这一带搜查很严，为了避免风险，乔洪金把我们二人送到一个石洞里住了下来。每日天亮前，黄昏后，乔大嫂给我们送来饭菜。她家的生活很苦，可在农历七月半这天，大嫂子却特意将节省下来的腊肉给我们“加餐”，使我们非常感动。夜晚，山林像死一样的寂静。我们对部队，首长和战友们更加怀念。
我俩商量了一下，决定化名杨焕然、王剑南，彼此以姑表兄弟相称，同行去找杨的妹夫、王的哥哥。此外，我们还交换了家庭，亲戚，朋友等方面的底细，以防在万一遇险的情况下不出漏洞。一切考虑妥当后，我们准备先到西安，然后再设法去延安。我们已离开部队十多天了，估计国民党尾追我军的匪徒已过去。我们便向乔洪金夫妇打听外面情况。当他们证实可以出山之后，我们就把准备去西安“做生意”的事告诉了他们。乔洪金夫妇听了，又帮我们出主意想办法弄来了路条，准备第二天就起程。
八月二十五日一大早，我们向乔洪金夫妇和小廷生一一告辞。他们一再祝我们去西安生意兴隆，要老天保佑我兄弟俩一路平安。小延生也伸出小手，示意再见。乔大嫂子含泪送行，并把四个已煮热的鸡蛋塞进了我们的衣兜。
往返西安
我们攀登秦岭山脉的终南山，以每天八九十里的速度，行进在柞水至西安的“官道”上。经过连续五天的跋涉，我们于八月二十九日安全抵达西安。我们离开部队时，知道在中原突围之前，曾把一批伤病员和眷属转送到安阳去解放区。‘因此，我们在柞水开的路条，也是由柞水经西安、郑州去安阳，那时心想，只要到安阳能上解放区，总是可去延安的。
三十日，我们就搭上了去安阳的快车。当时，我晋冀鲁豫解放军为了配合中原、华东解放军作战，已向陇海铁路的开封至徐州一线出击，大量歼灭进犯的国民党军。火车上烟雾弥漫，喧嚣阵阵。一路上，国民党调兵遣将，军运列车不断往东开去。我们乘坐的快车一再为这些军列让路，三十一日才开至陕州车站。这时，我们的路费所剩无几了。于是，我们决定改变路线，以候车为由，住进了陕州车站附近的高升客店，再商量去向。当时，我们身上没带地图，也不能随便打听，更不知道从陕州渡黄河也可进解放区。往哪儿走呢?颇有几分苦闷。我们跑到陕州书店里，以购书为名，暗中寻找我们的行动路线。从书中的地图上，我们看到了西安一三原一延安这条路线比较理想，简直高兴极了。有了路线，没有路证怎么办呢?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由杨在知刻个印章，自制假路条。
开始，我们用黄蜡刻了一个，由于天气热，黄蜡软化变形，没有成功。我们并不气馁，又买来了肥皂，仿照原路条上的印章大小重新刻起来。但小客店里住着国民党的下级军官，常在门口走来晃去，很不方便。于是，我们走出店门，找到了一块大麻地，钻了进去。一枚“河南省信阳县城关镇第一保公所”的印章，终于刻好了。我们兴致勃勃地写了路条，盖上印章，证明两人的表兄弟身份，以及从信阳到三原同找一人的事由。为了避免自相矛盾，我们将原来的路条和一切证件全部销毁了。九月二日晚，我们乘车返回西安。四日下午，我们又转乘混合列车，向三原进发。
鹿地盘查
九月五日天刚麻麻亮，列车开进了三原站。我们下车后，先到茶馆里坐了坐，听听风声，观察动静。八九点钟了，我们两人开始往前闯。我们虽然外表很沉着，但内心像火烧。因为路条只开到三原，再往前走就吉凶难卜。走着走着，在平原上出现了一个小山包。老百姓说，小山包过去就是鹿地镇。我们一翻小山包，便望到鹿地镇头有敌哨。我们正准备绕道走，却被国民党军的两个哨兵发现了。他们大声吼问：“你们上IIIUL去?”“过路的。”我们小心地回答。“要检查!”两个哨兵赶到跟前，强行打开了我们的包裹，见里面有油水可捞，就要拿走。我们连忙说：“老总，这是我们带的盘缠钱和零星用品。”
“不行，统统拿到连部去。”两个哨兵把我们扣留了。傍晚时分，敌连部发出了粗鲁的喊叫声：“妈的，把上午抓的两个家伙给我带一个来!”哨兵跑到我们房间说：“副连长要审问你们，老家伙先去!”杨在知临走时，轻轻地拍了一下王克律的肩膀，意思是：“你放心吧!”国民党军的副连长一见杨在知，就接二连三地追问：“你姓啥叫啥，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到这儿来?”杨在知不慌不忙地作答：“我叫杨焕然，从河南信阳来，来找我妹夫，做点小生意。”“你不像做生意的。再不说，老子就要动刑了!”敌副连长叫嚷着。杨在知放开嗓门：“我说的话实不实，你可以去查访，反正河南信阳离这里又不远嘛!”
敌副连长无计可施，只好叫哨兵把杨在知押回房间，又传王克律去。我们在进出房门时，又一次互相交底，杨轻声说：“一切如常!”王克律道：“你放心!”王克律一进敌连部，敌连长把桌子一拍，想来个下马威：“你姓啥叫啥?”王克律打断了他的问话，来了个先下手为强：“老总，你所问的，我们路条上有。我王剑南和杨焕然，是姑表兄弟。我妈叫我找我哥哥，因为我嫂子总是在屋里吵，闹得我妈不能安身。我不愿意出来，我姑妈便叫我表兄陪我。我的嫂子，就是我表兄的妹妹，我表兄是同我一起找他妹夫的。我们在路上遇到世道不好，至今还没有找到……”敌人盘查无获，把小包还给了我们，我们又要回了路条。虽然敌人从小包里拿走了一些值钱的东西，但是我们却逃离了虎口。相关链接：窑洞：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就土山山崖挖成的洞，供人居住。
林泉“架桥”
出鹿地镇，我们冒雨赶了一天路程，傍晚，来到了林泉镇。在镇附近的一个窑洞里，我们又结识了杜连升夫妇一家。这家人十分憨厚。我们在这里住了三天。在攀谈中，我们了解到杜连升原是河南邓县人，兄弟俩随母亲逃荒到此，哥哥杜金德已到陕北开荒去了。我们一听他的哥哥在陕北，高兴极了，忙向他打听陕北的情况。谈话中他吐露了对红军的好感。我们问他：
“你哥哥是不是每年回来?”“他一年回几次。”“到你哥哥那里，好不好进去?”“只要有路条，好进去。”王克律忍不住说：“如果我们两人进去，行不行呢?”“你们到那里干什么?”杜大哥有点诧异。“我们二人想到那里去找我的哥哥。”“你哥哥在那里干啥?”“也在那里开荒。”杜大哥沉思后一挥手：“那好吧，你们要去我陪同，我也打算去看我哥哥。”“你跟我们一块去更好。”杨在知又细心发问：“那怎么去法呢?”“不要紧，我到保公所开个路条，就说去甘肃挑点盐回来吃。”杜大哥不慌不忙地说。“路条怎么个开法?”“我开杜连升、杨焕然、王剑南三个人，不就行了。”杜大哥胸有成竹地说。小窑洞里的油灯，显得格外亮堂。这次交谈，犹如架起了我们通往陕北解放区的“桥梁”，真使我们喜出望外。经杜连升大哥三次出入保公所，终于搞到了一张去甘肃某地的路条。
闯过封锁
我们心急情迫，同杜大哥一道，风雨无阻，一口气走了五十多里路。沿途，我们遇到了国民党一连串岗哨的盘问，都由杜大哥出面，持路条答话，很顺利地通过了。小丘镇就在我们眼前。在镇东的马路上，设有敌连部的哨卡。在马路两旁百余米的距离内，居高临下地矗立着两座碉堡。这里是国民党的最后一道封锁线，盘查、封锁得十分严密。我们到了哨卡，仍由杜大哥上前应付。这时，除一个哨兵外，又从敌连部赶来了一个勤务兵。两个家伙对我们进行了搜查，然后说：“上级早有命令，什么人也不准通过!”
我们无奈，找到一个草堆坐下来。杜大哥说：’“看样子，他们要钱，是不是给点钱试一试?”经我们同意，杜大哥又上前与那两个家伙交涉。此时，我们商议好，无论如何不能转回去，如若敌哨实在不准过，就让杜大哥回去，我们两人等到晚上，爬也要爬过去。杜大哥回来了。我们忙问：“怎么样?”“果然要钱，要得太多。”“要多少?”“三万元(法币)。”我们把身上带的钱一数，总共只三万零五百元。很明显，那两个家伙在搜查我们时，就贪婪地想把我们身上的钱搞光。我们三人一起上前，杜大哥又对哨兵说：“穷百姓弄几个钱不容易，能不能少要一点?”“不行，不行。”哨兵连连摇头。我二人小声说：“三万就三万，作为买路钱吧!”我们将三万元法币给了那个勤务兵，并对他讲：“老总，给了钱得一定要让我们过去，家里还等着挑点盐回去吃呢!”那个勤务兵赶陕把钱放进腰包，把嘴巴一挑说：“走吧!”就这样，我们通过了国民党的最后一道岗哨，踏上了解放区的土地。
回到延安
闯过封锁后，大约走了二三里路，我们看到小山坡上有一个碉堡。不知我两人真正意图的杜大哥，指着碉堡说：“前面就是红军哨，我们是从那儿过，还是绕一下?”“你不是说红军是我们穷人的队伍吗，那我们去看看自己的队伍不是很好吗?”听了杨在知的答话后，杜大哥表示完全赞同：“好!你们想看红军，我就引你们去。”
晚霞映红了半边天，八路军正在地里帮助老百姓收高梁。于是，王克律放声问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警卫我边区的哨兵，听了这一句无头无尾的问话，非常警惕，并严厉地反问：“你们是干什么的?”这时，已有哨兵把副连长穆世德同志请来了。当他了解到我们两人来自中原解放区的突围部队时，连忙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
顷刻之间，我们的泪水也直往外淌。杜大哥迷惘地望着我们。我俩忙告诉他，我们是新四军，也是解放军，是李先念同志的部队。新四军、解放军和红军一样，都是我们穷人的队伍。杜大哥恍然大悟，高兴地又拍又跳。这里叫挂子砭，属关中军分区。
守防的八路军警一旅三团一连的同志们，争着拿扁担，提袋子，把我们三人接到连部驻地。从挂子砭到延安，还有七百里。一路上我们受到了当地党组织和驻军的盛情关照。在去延安的路上，我们还遇见了三五九旅。这支八路军的劲旅，从中原突围到陕南之后，又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追堵，在陕甘宁边区部队的接应下，终于凯旋。
九月二十三日，我们到了久已向往的革命圣地一延安，来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边。延安，给了我们春天般的温暖，党中央专为中原突围化装干部设立了临时招待所。我们两人一到中央党校第二分部，组织上就给我们送来了军帽、军衣、军鞋、军被、袜子、绑腿、毛巾、肥皂等。我们从头到脚，从床上用品到生活用品，全部换成了新的。还给我们每人发了五千元边币零用。当时，延安规定正营级到团级才能吃中灶。而我中原突围到延安的人员，不论是团以下干部还是警卫员，一律都吃中灶。
党中央和毛主席听说南方来的同志爱吃大米，就派人从边区外运大米到延安，保证我们每周吃两餐大米饭。将近一个月时，又派医生给我们检查身体，对我们恢复健康极为关切，真是处处体贴人微啊!
十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原局分配杨在知到郑位三同志那里当秘书，王克律到任质斌同志那里当秘书。我们两人又开始了新的工作。在延安期间，我们享受了极高的政治待遇。当毛泽东同志接见胜利归来的三五九旅时，我们也参加了这一盛会，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延安虽已是深秋，但这里处处像是充满了春色。我们在这样的革命摇篮里学习、工作和生活，犹如孩子一度离开了母亲，又重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那样，感到欢乐，幸福，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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