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伏在桅栏上，面对着这幅阴风惨惨的图画，心头像压着沉重的铅块。手里的报纸好像一团火，把我的掌心灼痛。我不敢看它一眼，那上面洒满着滴滴血泪!——美国吉普车制造着惊人血案；上海屋檐下一周冻死五百人；物价飞涨……我的祖国刚从一个苦难里走出来，又走向新的苦难，我的同胞被日寇蹂躏的血迹未干，内战的炮声又响起来了。这是谁的罪过?
踏上归程，脑子里充满着许多往事的回忆。愤懑、焦躁、怨恨、不安，各种感情在心里起伏。
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空军从上到下，大部分人依然是醉生梦死，沉湎于高官厚禄的优裕生活中。日寇飞机一来，就知道起飞避难。有一次日寇空袭，我趁全场飞机纷纷起飞避难的机会，偷偷驾了一架教练机去和日寇作战，回来后几乎遭到杀身之祸。抗日有志，报国无门，苦闷之至呀!然而心犹不甘。那时曾有几个飞行员送美国人到过延安，我便向他们打听延安的一切，也问清楚了延安机场的情况，心想：有朝一日，我就到延安抗日去!可是，事与愿违，国民党很快把我们送到美国去受训，接收B-24型轰炸机。这一去，直到日寇投降才把我们召回国内。召回国内做什么?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到我八大队驻地一上海大场机场来动员时作了回答：“三个月以内消灭共产党!”
原来如此!民族敌人的刺刀逼到鼻子前，国民党却是千方百计规避，甚至屈膝求饶，而把实力保存起来，留着打坚决抗日的共产党，天理何在?我堂堂男儿七尺之躯，不能为祖国人民效死于抗击侵略者的战场之上，却要被人驱逼着向自己的同胞、尤其是抗战有功的共产党军队投掷炸弹，能不痛心?
我走到书店门口，心想进去买本什么杂志，以排解胸中的烦闷。书摊上有一本《新民主主义论》，书中一个标题引起我的注意：“中国向何处去?”于是就买了带回。我一开始看，就不愿意放下了。它好像一只巨手掀开了遮住我视线的帷幕，突然使我看清楚了这个世界，看清了中国人民的前途。中国人民只有用自己的力量，掀掉压在身上的大山，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才有前途。越往下看，心里越高兴。多年积累下来的种种问题，突然得到了回答，正像高空跳伞久久浮飘在云雾中，忽然脚踏着实地，那种心中充满欢喜、兴奋的心情，使我好几天不能平静。我想，谁能把中国的社会看得这么透彻，把中国的前途讲得这么清楚呢?我反复辨认作者的签名，忽然恍然大悟：这不就是“毛泽东”三个字吗?于是对于斯诺文章上那幅照片的记忆一毛泽东的坚毅、睿智的面容，他那炯炯有神的所能洞察一切的眼睛，立刻清楚地映现在我眼前了。
我曾听说延安有广播电台，那天晚上，我便独自留在机场的办公室里，打开收音机仔细寻找。不久，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与别的电台截然不同。“这一定是延安台!”我心想。果然，一段播送完了，就听到电台的广播呼号。我高兴得跳起来。此后，每天晚上，我都关掉屋里的灯，有时拉着两三知己聚在收音机旁，聆听着那坚定、沉稳的延安台播音员的声音。这个声音在我眼前展开了正确地认清形势的图画，展开了祖国前途的远景……
于是，一个念头在我心头升起，完全控制了我的整个心灵、整个生命：既然共产党能救中国，我就跟着共产党干!过去，我曾经为了抗战想去延安，现在，为了反对内战，为了中国人民幸福的未来，我更应该去延安!我知道飞向延安途中潜伏着多少危险，我知道飞向延安会给我的妻儿老小的生活直到他们的生命，留下多大的风险!我也知道，面对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理想、我们身体要经受多大的考验!这一切我都知道，我都想过。不管怎样，我不能对准真理开枪!因此，我还是决定飞向延安。
不久，我们接到了蒋介石的手令：限令八大队在六月二十三日前将昆明的无线电器材全部空运成都。很明显这是国民党准备将这些无线电装备在汽车上，送往内战前线指挥飞机作战用的。看来蒋介石将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我八大队也开始被他投入内战赌注上来了!我想：我要用自己的行动，给蒋介石一个响亮的回击!这次共起飞七架B-24型轰炸机。我是作战训练科的飞行参谋，借口需要掌握气象及各项飞行中的问题，争取参加了飞行。
行前，我作了种种准备工作：两份西北地图，导航资料，两支手枪，照相机。同时，为了将来打游击，特地买了一双海绵底的球鞋和四十张刀片。我还买了最新出版的((民主》、《群众》、《世界知识》等刊物，塞在提包的底层。
日期太紧促。可是决定能不能起飞的不是他蒋介石，而是我!十九日，我说：“天气不好，不能飞!”二十日还是：“天气不好，不能飞!”一事实是：我还有许多准备工作没做好，不能飞。
同行的人们忙着买货做生意，见我一再拖延出发日期，个个对我翘大拇指：“太平(我的绰号)够朋友!”他们哪知道我也正忙着昵。我把在八大队做机械兵的弟弟隐蔽到一个朋友家里，以免我走后连累他；欠别人的钱，全部还清；别人托我带东西的钱也让弟弟退还他们，使他们在我起义后无所指摘。
不能再拖延了。二十号晚上，我到迪司威路麦加里家里去了一趟。妻子那时正怀着第二个孩子。
第二天一早就起飞了。七架飞机各飞各的，并不编队。副驾驶张受益，大家叫他小受，是个炮筒子脾气，赌钱输得精光，上机后没精打采，百事不问，我看了看其他五个人，其中四个都是年轻小伙子，和我也处得来。如果我把自己的打算通知小受和这四个人，动员他们一起干，他们也未必会拦阻，有的甚至会极力帮助我。只有绰号“鬼样子”的领航员李彭秀比较难对付。他平时，国家大事不闻不问，只晓得做生意赚钱享乐，最近又准备结婚，这趟飞机上的香烟，大都是他贩的，指望能赚一笔大钱。如果向他说将要去延安，准会出事。我决定还是不向他们宣布。
飞机在昆明装上器材，二十三号早晨就准备飞往成都。事前，“鬼样子”因贩的东西没赚多少钱而情绪不高。
昆明天阴，我借口询问成都气候，跑到气象台要气象图看。糟糕，陕西、山西、绥远一带正下大雨。好像兜头挨了一盆冷水，我愣了好半天，气冲冲地跑到飞机旁，一眼看见“鬼样子”也来了。我没好气地问道：“你怎么来了?”
“我怕出岔子。”
“胆小鬼!”我把一肚子气都出在他身上，狠狠骂了他一句。
其他飞机起飞，我们也只好起飞。爬到云海上，上面是明晃晃的太阳。我们把自动驾驶仪调整好，对正成都的航向，飞机平衡地飞行着，发动机单调的声音像催眠曲一样，副驾驶已进入梦乡了。我心潮起伏，这趟就这样失败了吗?不，我还得尽最大努力争取时机。
飞机上的无线电罗盘是一种自动导航仪器。地面上的长波电台电波发射出去，这种仪表就能指示出机场上的归航台或无线电广播电台的方位，飞机就可以朝电台飞去。但是，它只能使用于长波。延安广播电台是短波，延安机场的归航台、导航资料上注明“要求开放”，预先没有联络是不行的，张家口广播电台波长是1300k.C，它的广播时间我早记住，完全可以利用来导航。现在北方天气不好，看来只有飞张家口。我偷偷量了量地图，从昆明飞张家口，要经过重庆附近，我想不如先飞重庆。
于是我唤醒了副驾驶，把引航员、机械员都叫来说：“你们听，新津(成都)的归航台直到现在还没有出来，重庆台的声音都很大，现在又看不见地面，我看不如先飞重庆，再飞成都，免得迷航。”谁知他们都不同意我的建议，认为经过重庆太绕路，在云上飞行不会迷航，何况地面已经通知新津，归航台一定会打开的，而且我们也可以直接要求新津打开。我的理由本来不充分，无法说服他们，只好作罢，只是心里非常懊恼。
到了成都机场，遇到成都无线电修造厂的副厂长陈泰楷，我们运来的器材就是他们厂接收。他和我是熟人，就畅谈起来。老陈表示想搭我们的飞机去昆明。
“好极了!”这时候，一个念头在我脑子里动了一下，“老陈，你来吧，你有多少东西都可以带得了!”
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华西晚报》上登载的毛主席反对美国在中国驻军的声明，上海群众反内战游行和要求停止内战的上海请愿代表马叙伦、史良、阎宝航等在南京车站被国民党特务殴打的消息，使我的心潮和窗外的暴雨应和着，沸腾不已。蒋管区人民的命运，正像处在这暴雨的袭击之下。我一定要用行动来反对这个卖国独裁、腐败透顶的蒋家王朝，我也要用事实来警告美帝国主义，它用武器装备蒋军，不卖国的中国人就会把这些武器交给中国人民!
失败一次算什么，明天继续干!我的思潮立即转入起义的计划中去。
六月二十六日，早晨起来，雨已停止，天空还是阴沉沉的。我们坐上汽车，经过江牌楼接上老陈，一块儿来到新津机场。
我首先跑到气象台问天气，工作人员无精打采地回答说，还没有收到任何地方的天气报告。我要最近的天气图看，他们回答老早就不画天气图了。满屋灰尘乱纸，航空地图扔得遍地都是，颇有些仓皇撤退的景象，我顺手捡了些地图，心想没有能带无线电器材去解放区，带点儿航空地图，也可能有点儿用。
老陈正在机前等我。他和我们机上的人都不认得。真是老天有眼，给我送来这么个宝贝。我在同机人员面前，已经替他狠狠地吹嘘了一通，这时我跳过去搂住他的肩膀，在机前照了张相，又拉他跳上吉普车，在机场里兜了两圈。吃完早餐，一个气象员来报告：“昆明的‘天气’来了，可以飞。”“其他地方的天气怎么样?”我希望了解一下西北天气情况。他摇摇头说：“没有收到其他地方的报告。”我考虑了一下，成都这一夜大雨，说不定就是西北的坏天气推过来的。我判定西北的坏天气已经过去了。
起飞后，很快就穿到云上去，对正了昆明的航向，调整好自动驾驶仪，飞机平稳地飞着。这时老陈站在我的座椅后看我们飞行。我看了看表，飞出了半个钟头，可以开始执行计划了。便站起身，拍拍老陈的肩膀，他便跟着我出了驾驶舱，穿过炸弹舱，来到后舱。这时，我用极其严肃的口气说：“老陈，我们前边几个人要飞到延安去反对内战。你老站在前面，他们会怀疑你的。”他一听，脸色顿时吓得惨白，哆嗦着说：“老刘，你知道我才结婚呀……你借个降落伞，我跳下去算了!”
不行。你看，我们现在在云上，下边是山是水也不晓得。如果掉到大山里饿死了，怎么办。我保证到那里后，把你送回来。”
老陈听了，一屁股坐在二层甲板上，两眼发直，一声也不响。这时，回头一看，机尾甲板上横竖地躺着三个人。我记起来，这是通信学校的毕业生，去昆明探家的。来得正好，便可以壮壮声势，于是，我把后舱门闭上，到了驾驶舱，把门拉下来，我就向通信员唐玉文要手枪。他正在收发报，没有说什么，便把枪递给了我。我把它插在口袋里。
“糟了!糟了!”我装着惊慌万分的神情。实际上心里也很紧张。
领航员、机械员和副驾驶都连忙围上来问：“出了什么事?”
我上座椅时，一边用脚把副驾驶放在座椅中间的手枪踢到我的椅下，一边伸手把自动驾驶仪的转弯旋扭转动，嘴里说：“先转回成都再说。老李，把无线电罗盘调新津归航台。”
等他调到新津归航台，我才紧张地低声说：“糟了，后边全是共产党，他们拿着手枪、手榴弹，威胁我一定要把他们送到延安去，否则就和我们同归于尽。”
驾驶舱里顿时轰动了，你一言他一句地骂起来：“他妈的，场站真混蛋，怎么让他们上我们的飞机!”我趁他们乱哄哄的时候，悄悄把“鬼样子”的子弹夹取下来，放进裤子口袋里。机械员唐士耀的枪放在我桌旁的盒子上，我去后舱时，已经取下了他的子弹夹。好了，飞机上的全部手枪都在我的掌握中了。
“我的朋友也是个共产党。事情已经这样了，你们看怎么办?”我征求他们的意见。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副驾驶突然从座椅上站起来，大声说：“我去跟他们讲理去!”
我一把拉住他：“无论如何不能去，你毛里毛躁的，准坏事；你一个人惹了祸，大家都跟着遭殃。”
这一说，大家慌了，都不让他去了。他坐下来叹了一口气说：“管他的，去就去，反正延安也不是外国地方。”这一句话打开了窘境，我松了口气，趁热打铁地说：“对，反正延安也不是外国地方。我们抗战八年没死，这样死了多冤枉!就送他们去延安。老李，你找出地图来量一量。”
大家都回到自己的位置，只有“鬼样子”眉头打着结，我知道他是在想歪点子了。突然，他一拍他的图囊说：“没有带西北的地图，这可没有办法啦!”其实我提包里有西北地图，但直接说出来不好。同时，刚才副驾驶想到后舱去说理，倒使我想起万一后舱的人跑到前面来，西洋景不就戳穿了吗?得到后舱去一下。我就说：“我去告诉他们，没有西北地图，不能飞延安!”
老陈两手抱着头，躺在后舱上层甲板上。我一叫，他吓得蹦着坐起来。我说：“老陈，你知道我们飞到延安去，是性命攸关的事，”我拍拍腰间的手枪说：“你可千万不要到前边去，否则，发生了性命危险，莫怪我做朋友的没关照。你也告诉他们。”我指了指躺在机尾甲板上的几个人。他们大概因为初次乘飞机，都晕倒了。
说过后，我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心中轻松不少，把炸弹舱前后门都关好，急急回到驾驶舱宣布道：“我的朋友说，他们话已说出口，不管怎么样，一定要送到延安。地图，他们说有，就在那里。”我指指暧水壶后边气象台捡来的那一堆乱七八糟的地图。领航员过去，翻了翻，没有。这时，我也过去翻，又在提包里翻，最后把西北地图拿出来。我说：“共产党真有办法，什么时候把地图塞到我提包里来了!”
“准是你和他兜风的时候，瞧你朋友那副神气，我就知道来头不小，老资格的地下工作者。”
领航员在地图上量过后，告诉我从新津到延安的磁航向和距离，跟我过去量的差不多，这说明他没有搞鬼。于是我稳妥地操纵着飞机，对准了飞向延安的航线。国民党地面电台不时询问飞机的位置，通信员则以“等待”的信号迷惑之。
飞机越过一座山峰，一片开阔地展现在眼前，依地形看应该是延安了。于是我驾机盘旋寻找着陆之地。我驾机绕过宝塔山，对准跑道，这时可以清楚地看到机场士兵衣领上的红领章，我放心地关闭了飞机的发动机。
我跳下飞机，跑到站岗值勤的士兵面前说：“我们是反对内战来的。”并把所带的四支手枪交了出来。我兴奋地对机组同事们喊：“延安到了!”
六月二十九日晚，延安军民召开了欢迎我驾机起义大会，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接见了机组的全体人员。我激动地握着毛主席的手说：“毛主席，我终于到你这边来了!”
毛主席对我驾机起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还风趣地作了一首打油诗：“刘善本，性本善，驾着飞机反内战。”朱总司令在欢迎大会上致词指出：刘善本上尉退出内战的义举，标志着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独立运动的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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