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元月初，中原军区司令部接到中央发来的一份紧急电报，要李先念司令员到武汉会见周恩来副主席，就中原停战问题同美蒋两方进行谈判。李先念司令员觉得事关重大，立即决定前往武汉。
春天虽然来到中原大地，但冬日严寒并未消退。二月二日，李司令员和往常一样，穿着一身土布灰棉军服，理了个发，找来一双新布鞋，显得比往常整洁，雄姿勃勃地跨上战马，迎着凛冽寒风，从宣化店出发了。
临行前，军区领导郑位三、王震等同志前来送行，预祝先念同志旅途顺利，工作成功。这次，李司令员赴汉一没带枪，二没带随身的警卫人员。我当时在他身边当参谋，有幸同他一起前往武汉，是他赴汉谈判所带的唯一随从人员。
战马在崎岖的道路上急速行走，有警卫队一个班，护送首长到禹王城。我也骑着马跟随李司令员后面。
雨过天晴，空气特别清新，人们在田间劳动，我一边走，一边回味欣赏着解放区的兴旺景象。有时距离拉开了，李司令员便喊声：“小萧，快跟上!”我两腿一夹，驱赶战马，紧紧追上。有时两马并辔而行，李司令员挨近我，给我讲这次任务的重要性。他说，“过去，我们同国民党打了不少军事仗，现在又要同他们打政治仗了，可不要小看这场斗争啊!”我点点头，表示领会了首长的意思。
是呀，这次谈判斗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比起打一次大仗更为重要，更为艰巨啊!“过去，我们一直同日伪军及国民党顽固派在战场上真枪实刀地斗争，现在要同国民党在谈判桌上据理斗争，形势变了，斗争的方式也要变。小萧，你可不要马虎，要放灵活点喽!”司令员的话虽不多，却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领会了这场斗争的战略意义和策略的重要性。
当天下午六时左右，天刚擦黑儿，我们来到十五旅驻地禹王城。旅长王海山、政委汤成功等同志热情接待我们。由于国民党在经济上的封锁，部队生活极端困难，一日三餐，粗茶淡饭。李司令员和部队指战员同甘共苦，吃一样的饭菜，不允许有任何特殊的照顾。王旅长对李司令员说：预祝你去谈判胜利，还是加了两个菜。
禹王城地处国共两军交界地带，国民党常派特务去骚扰破坏，并且开枪开炮袭击我军阵地，战士们十分愤慨，不少同志求战心切，情绪急躁。司令员听了王旅长关于部队情况的汇报后，专门召集领导干部开会，向十五旅团以上的干部讲了中央指示精神，教育大家要认清形势，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或谈或打，或进或退，或攻或守，要从全局出发。指出，当前把敌人死死拖住，看起来没有打大仗(小仗天天在打)，实际上都在做战斗准备。我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牵制敌人，要为整个解放战争做好战斗准备，赢得了时间，就能争取更大的胜利。他要求所有部队领导干部要带好头，听从党中央号令，忠于职守，执行政策，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
三日上午，受周恩来副主席的派遣，先期到达武汉参加谈判的薛子正同志和黄翻译专程来禹王城迎接李司令员。吃完午饭，李司令员换上国民党军装，佩戴中将军衔。我也穿上国民党军服，佩戴少校军衔。
我们以中原代表去谈判的打扮，分乘两辆美式吉普车向武汉进发。‘通往武汉的公路年久失修，路面坑坑洼洼，加上连日阴雨，道路泥泞：汽车在颠簸中缓速前进。从车窗往外望去，日本鬼子留下的炮楼、工事还未拆除，国民党部队又筑起新的战壕和碉堡。眺望远方，绵亘的山峦时隐时现，山谷中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升起的缕缕炊烟．看得出这一带已驻扎着国民党的大部队，使人感到一场新的战火又将在中原大地燃烧。将近傍晚，我们到达武汉，被安排住在汉口一家法国人经营的德明饭店。
亲切会见
先念同志同周副主席自延安分手后，时隔七八年没见面了，自然对周副主席十分想念。在周副主席到武汉的头一天晚上，先念同志对薛子正说：“你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对周副主席最了解，请你同我谈谈周副主席近几年的情况。”
薛子正介绍了周副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夜以继日地协助毛主席，为革命忘我操劳的情景以及在重庆同国民党特务斗争的惊险情况。先念同志听后十分感慨地说：“周副主席真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助手，我党的好领导。他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重庆谈判充分显示出他的聪明才智，把蒋介石斗得团团转，不得不听我们的调遣。这次周副主席又亲自来武汉领导我们同美蒋进行谈判斗争，我们完全有信心战胜国民党。”
二月六日，先念同志一大早就起床了，吃完早饭后，带我们提前到达汉口机场，迎候周副主席。在候机室旁，迎接周恩来同志的还有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和社会贤达。先念同志不时看看表，又望望天空。
不一会儿，飞机徐徐降落在跑道上。当周恩来副主席在机舱门口出现时，先念同志一眼就认出来了，便不住地招手致意，十分高兴。周副主席挥动着左手，先念同志快步直向周副主席走去，两双巨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没有分开。
先念同志激动地说：“我代表中原军民向您问好!”周副主席摇动着李司令员的双手，十分亲切地说：“谢谢你，谢谢同志们，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问你们好!”气氛格外亲热。我也挤上前去，向周副主席致敬。这是我第一次见周副主席，心情既紧张又激动。
随周副主席同机到达的还有美国代表马歇尔、国民党代表郑介民、张治中等。先念同志随同到周副主席下榻的饭店(国民党武汉行辕的一个招待所)，向周副主席汇报情况。周副主席向先念同志介绍了党中央、毛主席对谈判的战略、策略、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并且详细询问了部队的情况，先念同志都一一作了汇报。谈判开始后，先念同志多次主动向周副主席请示工作，研究对策。
第二轮谈判前，先念同志专门向周副主席报告了中原军区部队详细情况。他说：“我中原部队在抗战八年中，不仅同日军和伪军进行了坚决斗争，而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更为激烈，对蒋介石玩弄的反革命两手是深有认识的。蒋介石一面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一面却在大搞阴谋活动。‘
停战协定’颁发之前，蒋介石就在抢占战略要地。‘停战协定’颁发之后，他又继续调兵遣将向解放区猖狂进攻。我们中原地区首当其冲，身受其害，他们抢占了我们不少地盘，把我们挤在狭小地带。他们的所作所为，我打算在会谈中严正指出。”周副主席赞扬先念同志说得很对。周副主席接着说：“谈判还是要同他们谈的，和谈是全国人心所向，和到什么程度，谈到什么程度，要看形势的发展。蒋介石不会有真正的和平诚意。现在国共双方都需要和平。他们要马上打内战，准备工作来不及。我们要反击他们，也有许多事情要做。如东北地区工作的展开，华东部队的整编……
同时，在国际、国内，和平的呼声很高，反内战、反饥饿的浪潮胜似百万雄师，冲击着蒋介石的战争政策。他不敢公开说打，蒋介石用打黑枪、搞暗杀和恐怖的办法来对付人民群众，这是他的自杀政策，形势对我们有利。”回到驻地，先念同志说，今天和周副主席一番谈话，受益不小。当晚，他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精神作谈判发言的准备，一直工作到深夜。
会谈达成协议后，先念同志又到周副主席住处请示今后的工作。周副主席首先肯定了会谈的成果，接着对今后的工作作了指示。先念同志表示：“我们回去以后，一定要抓住当前的有利形势，揭露敌人，拖住敌人，赢得时间，今后和也好，打也好，都要立足有理、有利、有节，争取人民群众、社会贤达，包括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支持。我们一定要做好打的准备，力争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取得全胜。”
针锋相对
谈判开始后，三方代表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
二月七月上午九时，周副主席、李司令员带着薛子正同志、黄翻译和我驱车到国民党武汉行辕司令部大楼，参加另一轮谈判。当我们走进会议大厅时，几十名中外记者争着围上来抢拍各自需要的镜头。出席这次谈判的有周副主席一行，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国民党代表郑介民及武汉行辕主任程潜、副主任郭忏等人。
会谈是根据周副主席提议，协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中原地区国共两方部队在各自位置停止敌对行动；第二、组成负责处理中原地区问题的武汉执行小组，即第三十二小组，确定小组成员及小组驻地；第三、中原军区正式在武汉设立办事机构。由于会谈中只是提出问题，议定原则，具体方案待国共双方各自酝酿后提交下次会谈时讨论。
会谈进行得比较顺利，国民党代表继我方代表发言之后，唱了一些高调，谈判大约一个小时就休会了。对我来说，经历真枪实弹的战斗虽然不少，但参加这种斗争还是第一次。
回到德明饭店住地，我接过李司令员脱下的大衣，边挂边说：“原以为谈判会把屁股坐痛的，没想到……”话还未讲完，李司令员便“嘿嘿”笑了起来。接着他又对我说：“今天，他们当着那么多记者的面一点表面文章不做是交代不过去的。湖北人有句俗话：‘老鼠拖葫芦，大头在后。’他们的名堂还在后边，有你口讲干、屁股坐痛的时候。”
果然不出李司令员所料，激烈的斗争在后头。谈判期间，国民党方面玩弄阴谋，交替使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两种手法，密令国民党军队抢占地盘，先后侵占了我黄陂河口、塔尔岗、安陆的赵家棚、积阳山等地，我中原军区部队奋起反击，重新夺回阵地。这种军事斗争的态势必然要反映到谈判桌上来。
相隔一天，第二轮谈判继续在原地址举行。李司令员和国民党嫡系实力派人物郭忏分别全权代表各方协议具体方案。那天，国民党代表郭忏等人很早就来到大厅，还增加了不少随员。会谈开始，首先协议各方参加武汉执行小组成员名单。
我方先提出郑绍文，后因郑要在驻汉办事处管理谈判的全盘工作，改由任士舜中校出任小组代表。美蒋两方分别推举福尔德上校，邓维仁少将担任小组代表，并推荐福尔德上校为执行小组组长。三方就此方案展开讨论。郭忏在会上表现得异常活跃，只见他一会儿扭过头去与身后随行人员窃窃耳语，一会儿又忙着索要图囊，未等主持会谈的美方代表福尔德宣布第一项议程协议完毕，便不住地打着手势，要求讨论所谓中共中原军区部队继续挑起军事冲突问题。接着他在美方代表的默许下，对我中原军区部队进行诬蔑，指责我军在停战令下达后进攻国军，在什么时间抓走了他们多少兵，在什么时间打死了他们多少人，在什么时间侵占了他们哪些地方……并且两手拿着编造的所谓证据，面向中外记者不停地晃动着，故意虚张声势，扩大影响。
面对郭忏贼喊捉贼的卑鄙伎俩，李司令员两眼充满鄙夷的目光。他的表情十分镇定，待郭忏讲完后，李司令员轻轻地合起桌子上的笔记本，慢慢地站了起来环视了一下会场，表示他要发表讲话。“首先，我有个问题请教郭将军——”
李司令员用反问语气开始讲话。“有道是‘水有源，山有主。’抗战八年，你们的部队一直呆在什么地方?你们在上述地方的部队在什么地方同日军打过仗?你们从未来过这些地方，怎么说这些地方被我们侵占了昵?”李司令员巧妙的问话，使得郭忏面有难色，无言以对。郭忏连说了几句：“这个嘛——这个——”后面再也找不出合适的答话，只好缓缓抬起了右手，在太阳穴来回搔动，引起了记者们嘘声唏语。
“抗战八年，我们新四军五师一直坚持在敌后，解放了九千多平方公里的国土，抗击日伪军二十余万人，经历大小战斗达万余次，消灭了大量敌人，这些历史事实，不是郭将军所能否认的。”
李司令员继续说，“不仅黄陂的河口、塔尔岗、安陆的赵家棚、积阳山等地是我军的阵地，而且整个鄂、豫、湘、皖、赣边区都是我军收复的失地。这里的每一座村庄，每一个山头，每一条河沟都有我们战士的鲜血和汗水，都印下了我们战士的足迹。”
说到这里，李司令员提高了嗓音，“不错，八年之中，不抗不战者大有人在；抗战胜利后，抢占胜利果实者大有人在；停战令下达后，争夺地盘者也大有人在，人民自有公断。我军既有恪守停战协议之责任，亦有回击来犯者之权利，‘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事理之必然。为澄清是非，我提议，三方代表组成后，不妨去实地察视，听听当地老百姓的话，谁是谁非则不言自明。”
李司令员慷慨陈词，驳得郭忏无言可辩。郭忏连忙转口说：“李将军抗战有功，李将军抗战有功!这些问题留待执行小组去解决。”这次谈判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我和黄翻译坐在一旁，望着李司令员的从容举止和郭忏那一副窘态，不约而同会心地微笑着。
经过谈判桌上几个轮次的激烈斗争，李司令员始终沉着冷静，机智灵活，据理力争，在揭露国民党玩弄的反革命阴谋诡计的同时，严正批驳了美国政府代表的虚伪立场，圆满实现了党中央和周副主席的政治意图，迫使美蒋两方不得不就周副主席提出的三个方面的问题达成协议。并且还先后签订了《应山协定》、《罗山协定》和《禹王城协定》。
风度翩翩
国民党统治下的武汉，不仅经济各业萧条，人民生活穷困，而且暴力横行，市风日下，政治空气十分龌龊。我们在武汉谈判期间，德明饭店岗哨林立，戒备森严。饭店后院，驻有国民党一个宪兵营，楼下，每天二十四小时轮流有三至五名便衣、宪兵值班。
饭店附近的几条街道和我们外出经过的道路布满了暗探。汽车司机、招待人员中有他们的耳目，就连我们用餐的波茨坦饭店也秘密派有花枝招展的女特务，以饭店招待员的身份监视我们的活动。薛子正经常提醒我，讲话做事不能有半点的疏忽和麻痹大意。我倒真是时时为李司令员的安全捏一把汗。
然而，在这险恶的环境中，李司令员是那样沉着镇定，风度翩翩。除非是会见周副主席和参加谈判活动，我们一般不安排李司令员外出。所有外出活动都向国民党方面讲清楚，必须乘坐他们安排的小汽车，以示要他们负责。如果我们的行动没有漏洞，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尽管有这些规定，但李司令员总还是想到外面去看看，了解社情、体察民情。
一天，薛子正同志出于对李司令员参加一些活动需要的考虑，提出要给李司令员买双皮鞋。李司令员欣然应允了，而且坚持要和大家一同上街。这样，李司令员、薛子正、黄翻译和我一行四人乘车到了汉口中山路一家同升皮鞋商店。这家皮鞋店较大，但在那年月，生意萧条，来店顾客无几。店员们见到身着国民党中将军服的李司令员进至店内后，一时不知所措，等李司令员走近柜橱时，才忙着迎上来应酬，并且立即请出了鞋店经理。
经理先是有些惊愕，看到李司令员和颜悦色，说话亲切，这才恢复了平静，忙着对我们又点头哈腰又请坐。薛子正同志见此情形，便直接告诉经理说：“这是我们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将军。”“李将军光I临本店，真是十分荣幸。李将军抗战名将，威震武汉，久仰、久仰。”这位经理便对着我们拱手作揖。“经理不必客气。我们是随便看看，买双皮鞋。”李司令员态度和蔼地说。“哎呀!只要您招呼一声，我们送去就是了，何劳大驾。”经理边说边招呼店员们：“快拿皮鞋来!快拿皮鞋来!”李司令员接过经理送过来的皮鞋，坐在椅子上边试边问：“鞋店不小，不过，生意不大好做吧?”“李将军真是一言中时弊。这年头，关税重重，生意惨淡，但望国家有幸，万民得福。”李司令员听后淡然一笑，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要兴旺，应该有你们商界的一份心力哟。”“惭愧，惭愧，实在太惭愧。不过，共产党忠心为国，新四军洁身扶民，这在我们商界同仁中间是有口皆碑呀!”他们之间一问一答，谈得十分投机，我们站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
李司令员买好皮鞋后，我们在经理、店员簇拥下出了店门。回到住地，李司令员十分高兴，他说：“上街走走，不但体察了市容，而且又了解了民心。”李司令员在同美蒋谈判交往活动中，举止大方，不卑不亢，对来自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政治挑衅，斗争得有理有利有节。在谈判达成协议的当天晚上，国民党方面出于礼仪，由郭忏出面在德明饭店为李司令员举行了鸡尾酒会。
李司令员和我们出席了酒会。应邀出席酒会的还有武汉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和报界记者近百人。宴会厅内，灯红酒绿，觥筹交错，一些知名人士纷纷走到李司令员面前，热情举杯敬酒。席间，国民党军统系少将邓为仁一副醉意，挤到李司令员跟前，玩弄喉舌：“李将军，今晚为你举行酒会，盛况惊人，这大概是你有生以来第一次吧?我是高喊和平万岁的人，有和平才有今天的酒会。因此，今天的酒会，象征着人民的幸福与安乐。请为这种和平幸福而干杯!”记者的神经是异常敏锐的，他们一眼就看出邓为仁是酒醉心明，政治上别有用意，便很快围了过来，争相举起相机，等候摄下各自需要的镜头。
李司令员对邓为仁轻浮的挑逗行为，毫不犹豫地予以回敬：“邓先生，你今晚喝得太多了。抗战刚刚胜利，弊政多端，山河破旧，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人民谈何幸福之有?民主建政，和平幸福，任重而道远，须亿万民众奋发图强，岂能靠一餐鸡尾酒会?!”说完以后，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不过李司令员笑得是那样爽朗，那样开怀；而邓为仁的笑声是那样难听，笑容又是那样难看。
事后，一位记者评论说，李先念将军风度翩翩，真是抗战名将，兼有政治家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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