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大反攻的号角声中，晋察冀军区部队迅猛地收复了张家口。一直躲在河套地区的傅作义军，抢归绥，占大同，侵占我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武川、卓资山、陶林、丰镇、集宁，集结近三万大军沿平绥路东犯。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命令胡宗南的第三军、第十六军、第一军、第二十七军和孙连仲的第四十军等日夜兼程向北疾进。
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的张家口，又处于反动派东西夹击的危机中。八月三十日，中央指示：“巩固张家口战略要点和已得的胜利，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日，军委也指示，应设法夺取宣化、怀来，控制南口。九月二日再次电令：“必须巩固张垣已得胜利”，并部署平汉线两侧部队破路和阻击胡宗南、孙连仲军，以迟缓其北进速度；又命晋绥部队在集宁以西铁路两侧和大同以西广大地区，用侧击、伏击、尾击和破路翻车等手段，配合晋察冀部队反击东犯之傅作义、马占山军。根据中央的指示和部署，晋察冀军区迅速改变原先大反攻时的部署，撤回向平、津、大同进军的主力，调两万大军到张家口附近集结，命令冀察部队扫清张家口周围所有拒降的顽伪，为集结主力创造战场。其他军区也都作了相应的部署。
九月初，西线傅作义、马占山军已分作十股进至兴和、柴沟堡一带。这时平北分区四十团已于八月二十九日收复沙岭子(距张家口十五公里)，九月二日，与平西分区四十四团及察南分区宣化支队共同收复宣化(距张家口三十公里)；涿鹿城也被我察南分区怀涿支队收复。张家口以东的局势已趋稳定。于是郭天民司令员率领十个主力团(其中包括平北分区詹大南司令员带领的十团和四十团)立即转战西线反击傅、马军之进犯，同时命令我平北军分区副司令员钟辉坤同志率领新四团、新六团于九月七日开始多次攻城，但终未攻下。
“锁钥重地”
新保安是张家口战略要地南大门的“锁钥”。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H，我奉命带领平北军分区直属机关、特务连并携带四门炮(三八野炮两门、五七战防炮与九二步兵炮各一门)、弹药、军衣等物资，从张家口乘火车向新保安奔驰。新保安坐落在洋河之滨，前靠绵延起伏的鸡鸣山、八宝山和水口山在内的方圆达数百里的山区，北控交通要隘，南与黄羊山下之涿鹿城相呼应，依山面水，居高临下，进可攻，退可守，所以为兵家必争之地。该城钟鼓楼上有块石刻匾额，上书“锁钥重地”，的确是名不虚传。
中午，我们在离新保安还有二里路的西水泉村，找到钟辉坤同志和他的指挥所，一起研究敌情。
守城顽伪的头子，是原伪蒙疆宣化省警务厅厅长宋万里。守城的主力部队是伪蒙疆宣化省警察四大队，大队长聂汝霖，共有四个连，六百多人，全都是骑兵，武器精良装备齐全，原是伪蒙军的主力部队。伪警察四大队原来就是由一些土匪、兵痞、流氓等亡命之徒组成。这次又原封不动地改编为警察四大队，于六月调到新保安、沙城驻守。
早在大反攻一开始的时候，新保安就陷入我宣怀县支队和民兵的包围之中。守城的伪军、伪警察最初慑于我军全面大反攻的声势，曾打算向我投降。可是自从宋万里到了这里，又经过国民党的封官加爵更旗易帜，这伙汉奸顽匪的气焰又嚣张起来。他们依仗城高墙厚欺我缺少攻城重武器，对我军发出的投降通牒，非但不予理睬，反而在城头叫骂：“你们这些土八路，向我们投降吧!”甚至夜间出来偷袭，使我新四团在东门外警戒的一个排受到损失。
炮攻初试
十八日，炮火掩护步兵搭梯攻城。炮兵阵地设在城北高坡上，四门大炮一齐朝城头阵地轰击，炮弹落处，城上的碉堡一座座被削平炸塌。在大炮和机枪的密集火力掩护下，我新六团的战士抬着木制的笨重的云梯冲向前去，可是几次冲锋都被暗堡里的敌人以猛烈火力射击而失利，指战员伤亡三四十人，团长刘义荣同志也负了伤。
近午时，步兵暂停攻城，我命令炮兵继续轰击城上的碉堡工事，为再次强攻创造有利条件。下午，城上挑起白旗，要求谈判投降事宜，我军遂停止炮击。接着，从东门出来四个人，扛着大白旗，为首的是穿着军官服的参谋官。钟副司令员将他们引到城西古庙中，我接见他们时除严词重申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外，并宣讲我军对待投诚反正者的一贯政策，并指出他们已陷重围，除了投降别无生路。来人唯命是听，最后表示回去请示指挥官后再作答复。实际上这是敌人惧我炮火探我虚实的缓兵之计。他们一面派人与我军谈判，一面却发电报给怀来转北平蒋军，其大意说，新保安被共军包围，突围已不可能，现在正用谈判拖延时间，急请北平援救云云。所以他们一去就毫无音讯。
麈战破城
西线，进犯我柴沟堡和万全的十股傅、马军，经我冀察军区主力部队猛烈反击后，已败回集宁、丰镇一线。这之后，郭天民司令员遵照晋察冀军区司令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的指令，詹大南率领十团、四十团转战东线，扫清怀来、延庆所有拒降的顽伪。
就在宋万里、范子信玩弄缓兵计的当天下午三时许，十团首先来到新保安。经与钟副司令员研究认为：眼前的敌人之所以玩弄缓兵之计，正是他们虚弱动摇的表现，因此我们应当不失战机地乘虚而进。于是决定次日全力总攻，由十团三连担任主攻突击队。
九月十九日晨三时半，各团、连趁夜幕未尽时进入各自的阵地。十一团五个步兵连，在城之西与西北担任主攻任务；十团的七门迫击炮和我从张家口带来的四门炮，集中设置在城北高坡上，其任务是摧毁城头工事，掩护步兵搭梯攀城；新六团三个连，在城之西与西南，新四团的三个连在城之南与东南，担任佯攻与警戒。
六时三十分，天刚破晓，晨雾弥漫，正是掩护接敌的好天气。十余门火炮齐向城头工事轰击。担任主攻的十团三连，早已集中在城西北铁路双孔涵洞附近，听到总攻信号后，连长孙玉禄率领第一突击排冲出涵洞，两个班抬着木梯，一个班掩护，朝城之西北角冲去，不料此时薄雾散尽，朝阳迎面，战士逆光看不清城上的敌人，而敌人背光却能看清我抬运木梯的战士。当突击排冲到距城五十米处，城上的机枪、步枪子弹和手榴弹一齐倾泻下来，我突击排伤亡大半，连长孙玉禄也负了伤。后又多次用木梯、人梯攀城，皆未成功，且伤亡很大。在此情况下，我们命令暂停进攻，清理伤员，整顿队伍待命。
下午，詹大南司令员率领四十团也从西线赶来。经与詹、钟商量后决定：待夜幕降临后，再次发动攻城，主攻部队仍由十团担任，把原在城西佯攻的四连改为主攻连，突破目标就是城北偏左那个豁口。新来的四十团接城东新四团阵地，总攻开始后占领东关，并相机攻城。为了继续摧毁城头工事，把四十团十余门炮也设置在城北的高坡上，新六团仍在城之西南、新四团仍在城之南与东南佯攻和警戒。
当晚六时半，我们发出总攻信号后，二十余门炮和机、步枪一齐向城头轰击。这时，早就等在火车站的四十团一连支书宋福海，带领三排向东关守敌发起进攻。七班打正面，八、九班从两侧迂回到敌之背后，经半小时激战，俘敌十余人，其余逃回城里。四十团占领东关，遂向翼侧扩展阵地。
与此同时，在城北担任主攻部队的十团四连，在团长李荣顺直接指挥下，连长张振华率队直奔北城偏左的豁口。但豁口虽被炮火一再轰击，距离地面仍然很高，须用人梯才能攀上。这时敌人集中火力拼命反抗，李荣顺团长头部中弹负伤，但勇敢的战士在张振华连长的率领下，终于搭成人梯登上了城头，消灭了城上的敌人，占领了城头阵地。随后他们又朝西门冲去，一路上没有遇到抵抗。他们打开了城门，部队进入城内。
这时敌人已经全部垮了，他们打开南门逃命，却被警戒在那里的新六团、新四团挡住，四十团的一部分战士也从东关赶来阻击，此时敌人明知逃命无望，但困兽犹斗，仍在顽抗，于是在南门外与我军展开了一场白刃鏖战。敌人左冲右突，总难逃脱，最后只好丢下数十具尸体分头逃命。他们没有料到，早在我新四团警戒东门时，为防敌骑兵突围，在东门外至车站以及城之东南构筑了数道“绊马索”(“绊马索”用粗铁丝高至人的膝盖)，当敌人骑兵突围到这里时，被绊倒、死伤了几十人。残敌一部分顺城墙溜到城北跑掉，这时我军已全部进入城内，消灭了所有顽抗之敌。至晚九时许，战斗胜利结束，是役毙敌八十一名，伤七十名，俘百余名；缴获重机枪四挺，轻机枪七挺，马炮六门，步枪三百一十三支，战刀一百四十把，战马四十匹，汽车一辆，其他枪弹等战利品无数。新保安一这座被日寇侵占八年之久的军事“锁钥”，终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又重新掌握在人民的手中。
乘胜追击
收复新保安的第二天(九月二十日)，我部立即组建了一个骑兵侦察排，一个警卫连和一个追击炮连。作为先行部队，由钟辉坤同志率领立即出发，跟踪追击残敌，收复怀来、延庆和永宁城。其他部队，除十团卫生队长陈世华同志与五连留在新保安处理伤员和俘虏等善后工作外，由詹大南同志率领，作为后续部队于当日下午出发。我军力克新保安，使顽伪固守平绥路东段的图谋土崩瓦解，我军于二十一日晨七时收复了怀来城。
二十一日傍晚，我先头部队又追到延庆城西郊，着手扫清外围。夜半时分，詹大南同志也率领后续部队赶到。我军正在部署围歼时，守城顽伪又仓皇弃城朝北平方向逃窜，刚从怀来逃来的残敌二百余人，喘息未定即向我投降。延庆城东北三十余里的永宁城，是延庆东端的重要据点，驻有伪警察二百余人。
他们见我军连克三城，吓得一枪未打就弃城南逃。不想这股逃敌在延庆东南十八里的二道河子碰上我们护送东去干部的分区特务连。连长王宁邦同志亲率一个排英勇堵击，这股敌人调头北窜，又遇上我军从延庆追出来的部队，他们以为是中了埋伏，就赶忙缴械投降了。
就这样，从九月十九日攻克新保安到二十二日晨五时收复永宁城，总共不到两天半，我们势如破竹地歼灭了敌人，解放了整个怀来和延庆四座城镇。后来，龙关就是在这种有利形势下，通过军事压力，里应外合解放的。由于新保安战斗的胜利，使战线推到南口一线，确保了从大西北通往东北四省咽喉要道的畅通，并且南控华北，西控晋绥，为保卫张家口战略要地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后来的晋察冀野战军创造了消灭国民党军的良好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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