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九月，新疆军阀盛世才把一百六十多名共产党员、八路军干部及家属子女投入了监狱，我们五个残疾人也未能幸免。一九四六年刚过春节，我们五个人又由二监狱转押到西大桥救济院安残所。救济院安残所名义上是慈善机构，实际上比监狱还差。我们一来到这里，就采取各种方式与敌人进行斗争。三月的一天，胡子明的爱人赵建华到省立医院去看病。在医院的挂号处，她遇见了三个新疆女子中学的学生。新疆女中原是我党同志担负领导工作的学校，学生中有许多进步青年，赵建华也曾在那里读过书。一个叫张玉珍的学生悄悄地对赵建华说：“我们要去延安，你有信要带吗?”赵建华想了一下，说：“可能有。我回去跟同志们商量商量。明天中午，你们在西大桥东头路西的趣兴酒店等我。如果有信，就在那里交给你们。”赵建华从医院回来，一进屋就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有几个女学生要到延安去，问我们捎不捎信?”“捎啊!怎么不捎?”我放下手里的《资本论》，猛然从床上坐起来，但又马上摇了摇手说：“不，让我再考虑一下。”“考虑什么呀?”赵建华感到奇怪。我问：“你认识这几个女学生?”“认识，都是女中的同学。”“以往她们的表现怎么样?”我又问。赵建华明白了我的意思，笑笑说：“你放心，都是学校里的进步分子，信交给她们，保证出不了问题。”“好!既然你敢保证，我就敢写。”信由我来执笔起草。
整个下午，大家不闲扯，不嬉笑，说话压着声音，走路轻着脚步，房间里格外安静。大家知道，我是在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啊!像离家多年受尽千辛万苦的游子在给慈母写信一样，我们有多少话要告诉党，告诉毛主席啊!入狱几年来，敌人的阴谋与迫害，同志们的斗争与牺牲，一幕幕浮现在我的脑际，思潮如汹涌的江流在奔腾。我激动得站起身来，拖着一条假腿来回走动。坐在床上的罗云章看看我，轻声地鼓励说：“老谢，写吧!”我点点头，又坐了下来，平静了片刻，一口气把三张纸写得满满的。当最后写到“我们坚信，总有一天，我们会重见光明，回到延安，回到党的怀抱!到那时，我们将要不知疲倦地为党、为人民工作，为革命事业贡献出我们的全部力量!亲爱的党啊’，我们五颗红心永远向着您，永远忠于您的事业”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信写好后，我们五个人一个接一个庄严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胡子明的字写得特别秀丽；罗云章的字写得十分流畅；罗祖元文化较低，笔画又粗又重；谢江亭虽然眼睛看不见，三个字却写得规规矩矩。最后轮到我时，我提起笔来，一丝不苟、端端正正地写上“谢良”两字。放下笔杆，我自言自语地说：“这封信到了延安，毛主席一定会看到的!”第二天中午，赵建华在趣兴酒店秘密地把信交给了张玉珍。
张玉珍把信藏在高跟鞋底里。到兰州后，她将信交给了新疆进步青年组织的负责人赵明同志。赵明把信缝在西装的垫肩里，坐飞机到重庆，经过一番曲折，找到了中共四川省委秘书长兼周恩来同志的联络员魏传统同志，通过他把信送给了周恩来同志。后来，我们终于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下被营救出狱，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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