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保”是什么组织？“周劲”处长是何人？他所经历的故事是否真如剧作中所描述的那般惊心动魄？
“周劲”处长的夫人杨玉英在《中国秘密战》一书中，明确指出“周劲”就是周兴，也就是美国记者斯诺在《中共杂记》一书中的采访对象之一，国家政治保卫局长周兴。毛泽东评价周兴是“无产阶级的宝剑”。
“无产阶级的宝剑”
美国记者斯诺的著作《西行漫记》，首次披露中共领袖毛泽东的经历，引起世界轰动。当时，斯诺还著有《中共杂记》一书，在第六章专门介绍中共的保卫机构。
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中共被渲染得青面獠牙，而中共也经常批判国民党扼杀民主，“特务纵横”。见识了国统区的腐败之后，斯诺决心实地采访。历尽艰险到了西北，斯诺当然不会放过共产党的“特务”，他以为，共产党的“特务”，也许是最厉害的中共形象。
在采访毛泽东的时候，斯诺问道：“国民党方面认为，周兴是中共的特务头子？”
毛泽东笑答：“我以为，周兴是无产阶级的宝剑！”
故事在保卫干部中流传开来，周兴谦虚地对询问他的战友解释：“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的宝剑不是指我个人，而是指当时在党的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这个组织。”
国共合作后，中华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国家保卫局也改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那时，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巩固根据地，只有陕甘宁这一块了。周兴当时的职务，几乎可以说是公安部长，当然算个“特务头子”。
周兴出生于江西西部山区的永丰县，父亲做爆竹营生，周兴是染坊学徒。大革命的风潮震荡着偏僻的赣西，周兴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他在1925年入团，1926年转入共产党，1927年，他随朱德的公安局教导团参加了南昌起义。毛泽东开辟井冈山根据地之后，周兴先后担任江西省肃反委员会秘书、侦察部长、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长征中，周兴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副局长、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红军干部团特派员。遵义会议期间，周兴亲率警卫连三次打垮土匪武装，受到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的表扬。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陕北正处于肃反扩大化的危机之中，刘志丹等领导人被关入监狱。毛泽东立即指示“刀下留人”，还任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王首道为西北保卫局局长，纠正错案。不久，周兴接任局长。后来，西北保卫局改为边区保安处，简称“边保”。
“边保”因负责党中央驻地的保卫工作，责任重大。从1936年到1948年，周兴一直执掌这个极其重要的部门，也就成了资深的中共“特务头子”。
“边保”第一仗
延安城坐落在延河分叉处，日本飞机经常轰炸，商业区不得不迁往南城外的山沟，叫做“新市场”，原来的延安城只剩下凤凰山麓的一排排窑洞和旧城里不多的平房。中共实行精兵简政，中央机关驻在河对岸的杨家岭，部分在远郊的枣园；边区政府机关在南门外；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延安城里只有保安处这个主要机关了。保安处在凤凰山下安营扎寨，机关、保卫团营房，占据了大半个城区，一直延伸到山麓的窑洞看守所。保安处处长周兴其人，资格老、地盘宽、权力大，引人注目。一次，周恩来副主席碰到周兴，笑呵呵地喊：“周半城！”
“周半城”虽然权力很大，可是进城就出了大纰漏。
1937年4月，周恩来乘卡车从延安驶往西安谈判，路经大劳山，竟然遭到武装伏击，警卫班全体牺牲，周恩来幸免于难。
负责保卫的周兴，受到了有生以来最严厉的批评。痛定思痛，周兴立即布置侦察，很快查明案情。原来，这是土匪截道劫财，而土匪又有国民党地方党部的后台。“边保”重兵围剿了这伙土匪。之后，又着手全面解决边区的安全问题。
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国民党对边区公开的军事侵犯不得不有所收敛，但是，却重点转入秘密破坏活动。边区周围被国民党重兵围困，出入人员一律受到严格盘查。边区内部，县政府、县党部、保安队、邮电局、电讯局都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形成双重政权的局面。外渗内应，国民党对边区展开全方位秘密破坏活动，防不胜防。
在陕甘宁边区，情报、反特、治安工作，统由边区保安处负责。周兴亲自部署，有计划地展开驱逐国民党力量的秘密斗争。
此时，国民党中统派遣一名高级特工，以记者身份到边区各县部署特务破坏。“边保”抓获了这个特务，并由侦察部长布鲁冒名顶替，大摇大摆地视察边区五县的国民党县党部，掌握了各县中统特务的破坏计划。
国民党派驻延安的县长马豫章和县保安大队长崔毅是中共秘密党员，为“边保”拿到了潜伏敌特名单。“边保”还发展甘泉小学校长阎庆丰为情报关系，掌握了甘泉县国民党特务组织策动边区部队叛逃的证据。富县的国民党县长派凶手刺杀八路军炮兵营长，也被“边保”及时破案。绥德专员反共最积极，“边保”的李启明争取内线，抓到其贪污的把柄。
掌握证据之后，“边保”将国民党破坏合作的证据曝光，广大群众义愤填膺，赶走了国民党在边区的公开机构。
这样，结束了双重政权，“边保”打赢了保卫边区的第一仗。可是，国民党并不收手。中统成立了晋陕宁区室，军统成立了西北特侦站，还开展“特情突击竞赛”。
敌进我进，周兴以攻对攻，他在对方据点对面建立“边保”的情报点，打入对方内部。南线，洛川据点伏有“边保”内线。关中，“边保”情报员杨宏超成了中统的特派员。东北线绥德，“边保”情报员毛培春打入军统。西北三边方向，秘密党员阎又文当上傅作义的亲信秘书。陇东，更是发现了惊天大案。一连串的行动，让本就纠结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屡屡失败。
此时，中共叛徒张国焘给戴笠出了主意，利用共产党大量吸收青年知识分子的机会，派遣特务打入延安。于是，军统西北特侦站在陕西汉中举办特务训练班，专门招收边区本地的青年知识分子。这种策略相当有效，到延安“投身革命”的军统特务，顺利地打入中共党政军各部门，从地方到军队，甚至渗入了“边保”。
此时，敌我双方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双方情报人员的身份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
1941年，军统派汉中训练班的教员祁三益潜入边区，联络潜伏特务，图谋展开破坏行动。祁三益从陇东进入，首先碰到了吴南山。毕业于汉中训练班的吴南山回到边区潜伏，在陇东中学当教员。在实际工作中，吴南山看到共产党才是人民的希望，后悔自己陷入国民党的骗局，主动向组织上交代问题。陇东保安分处指挥吴南山隐蔽身份，对军统进行反侦察。
陇东保安分处十分重视祁三益的到来，及时上报“边保”。在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副部长的指导下,周兴指派布鲁等人全力侦察。按照“化敌为我服务”的方针，大胆反用，吸收吴南山、祁三益等加入“边保”，诱敌深入，顺藤摸瓜，一举抓获军统潜伏特务47名，取得了“边保”工作的一次重大胜利，及时制止了国民党特务在边区大搞破坏的阴谋，有效地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和表扬。
暗战陕北
解放战争时期，陕北是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点，“边保”的工作又经历了战争的检验。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胡宗南计划先突袭陕甘宁边区的“囊形地带”关中分区，然后进攻延安。这个重要的战略情报，被“边保”及时获得。周兴作为西北局社会部长，分工负责组织动员地方游击战。周兴在《解放日报》发表文告，号召全区人民武装起来，大搞游击战争，配合野战军反击国民党反动派，保卫边区革命根据地。
撤离延安，毛泽东迟迟不动，直到负责警卫的汪东兴率队与胡宗南部队干了一仗，才从容而去。周兴带领一个骑兵警卫班，一直在毛泽东身后护送。延安市公安局最后检查市区，只见全城已经空无一人，炮火铺天而来，炸死了几只乌鸦。边保的游击队刚刚撤上山，胡宗南部队的强大钳形攻势，就向延安城包抄合拢，走在最后的一个游击队员不慎被捕。占领延安就这么一个俘虏，胡宗南却向蒋介石虚报战果，召开祝捷大会。
尽管敌情严重，但毛泽东一直不肯离开陕北，在山沟里和敌人“转磨”。那真是保卫工作的危险时刻。在毛泽东身边，汪东兴带领警卫部队严密警戒，罗青长指挥敌后潜伏情报员掌握敌军动向，周兴则带领游击队在外围活动。全方位的保卫，使毛泽东和中央“昆仑纵队”多次化险为夷。
为了进一步粉碎敌人的进攻，掌握敌方情报是首要任务。此时，“边保”的吕出等几名在胡宗南电台工作的地下工作者，掌握了敌人大量机密。从人员编制到电台密语，从部队实力到作战方案，全部为“边保”掌握。战争期间，吕出等人利用敌人电台向解放军发送情报。胡宗南的指挥密电，总是先到彭德怀的案头，后到胡宗南部的军长手中。
另一方面，周兴还派遣“边保”情报员王玉去绥远，与潜伏在傅作义部队的地下党员建立联系。其时，地下党员阎又文已经当上傅作义的随从秘书，深受信任。与组织接上关系后，阎又文、杨子明等人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难以想象的作用。傅作义占领张家口后，向中共挑衅，委托阎又文起草致毛泽东的公开信。岂不知，这封信是按周恩来的意图起草的。围困北平期间，王玉出入于傅军重围，阎又文将傅军情况每日一报。双方和谈时，傅作义的代表团中竟然有阎又文这个地下共产党员。
解放战争的巨大胜利，很快改变了边区的敌我态势。西安，曾经是敌人破坏陕甘宁边区的总部。解放西安之前，“边保”的情报员已经打入敌保密局陕西站，掌握了敌人的潜伏计划。李启明、于桑等带队进城接管公安局，立即打掉敌人的“黄学禹行动队”、“西安行动组”，逮捕了大批潜伏特务。解放战争中,周兴率领“边保”粉碎敌特破坏，获取战争情报,在隐蔽战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两个“都城”的公安局长
解放战争尚未结束，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准备在胜利后接管全国城市。
1948年秋，中央社会部在河北滹沱河畔的西皇泥开办“接管大城市保卫干部训练班”，“边保”的大批保卫干部参加了集训。1949年北平解放，这批干部调去接管公安局。从农村进入都市，老保卫们面临着从来没有遇到的复杂情况。
1949年，刘伯承、邓小平的“二野”与陈毅、粟裕的“三野”攻克南京。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国都”，政权易手，对国共双方都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与象征意义。
蒋介石撤退前亲自布置潜伏破坏，毛人凤的保密局在南京设立了9个组460多人，还有上万名军统人员转入警察机构；中统建立“首都实验区”，578名特工渗透到政府机关任职；国民党各特务系统在南京留下的特务共有3300多人，企图开展“敌后游击战”。留在南京的外国使馆有32个，外交官238名，眷属114名，外侨211名。而中共保卫机关还没有管理外国人的经验。南京地区的难民、乞丐、游民、游方僧道、小偷、妓女、惯匪，竟然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有18万之多！
空前复杂和凶险的局面，需要一个特别坚强的公安局长。当年2月，中共中央向西北局发报，点名调周兴任南京市第一任公安局长。
1949年5月16日，原“考试院”华贵的办公楼上，挂出会标“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大会”，台下的警察们紧张地等待着共产党派来的年仅三十多岁，却经历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历练的老红军，在延安抗击国民党破坏的“边保”处长。
发白的粗布军装、神态稳重、面容和蔼，周兴局长用其真诚而又充满政策感召力的讲话，使全场敬服。他们从周兴这些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南京公安的希望。
为了配合公安局行动，原来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的“地下警运会”也公开活动了，出面的人竟有原来的商界大老板。根据地来的接管干部与这支队伍胜利会师，又团结起义人员，组织留用人员一起工作。新组建的公安总队也迅速成立，与解放军警备部队一起维持南京安全。这样，周兴在上任之初，就迅速让南京的警察队伍在新政权的领导下稳定地开展工作了。
与敌特斗争，是周兴的老本行，南京公安局开始就把“肃特”作为工作重点。期间，侦讯处长林浩然查获国民党保密局秘密信箱，掌握了敌特情况。局长周兴、副局长赵苍璧、刘秉琳发出布告，勒令一切特务组织立即解散，其人员立即停止活动、自首登记。在强大的政策攻势下，一个月间，就有246名特务自首，还提供了几百条线索，孤立了少数潜伏特务。公安局又接连破获“保密局潜京一分站”、“反共救国军”等重大特务案件。
紧接着，银币大战、户口大登记、游民大收容、妓院大取缔……一连串漂亮的动作，使南京城很快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安定、人民乐业的局面。谁也不敢再怀疑共产党接管大城市的能力了。
不久，“二野”挺进大西南，周兴、赵苍璧又随同刘邓大军进川，在山城重庆安营扎寨。
当时的大西南，是国民党经营八年的抗日后方，乡保长大都是外面派来。这里又是国民党最后撤离的地区，高官飞了，国民党军、警、宪、特分子，袍哥、土匪这些喽没跑掉的，全都潜伏了下来。
周兴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长。因为之前有接管南京的经验，所以他首先将调查研究放在首位，细致摸清了四川、贵州、云南三省的社会经济情况。有了细致的研究才有了后来丰硕的战果。周兴在任期间，共打击反革命分子80余万名，破获潜伏特务、间谍案件569起，消灭110多万土匪，取缔291个封建把头组织，缴获毒品200余万两。
南京是国民党的“都城”、重庆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周兴先后在中国的两个“都城”任公安局长，积累了丰富的城市公安工作经验。这也为他今后在更高的岗位上发挥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兴是保卫人民的”
1954年，中央调整全国领导班子，将各大区主要领导调到北京，各大区公安部长也调任中央公安部副部长，周兴再次回到中央，分管治安、劳改工作。
1957年，大批盲流人员涌入北京，栖身前门火车站，其中混杂着小偷、流氓。一个寒风呼啸的晚上，周兴穿着普通的灰布衣服，带着秘书周永祺和警卫员到火车站察访。第二天，立即写了一份有生动事例的简报上报中央。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彭真亲自批示，公安部专门召集会议，由周兴负责，在首都开展了一场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使首都秩序迅速好转。毛泽东指示：对那些“大法不犯，小法常犯”的人，要考虑从法律上搞个东西。周兴受命，组织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治安法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1958年，周兴调到最高检察院任常务副院长。之后，他要求调到基层工作。1961年，周兴调任山东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分管农业。后来，又被调到云南当省长。
长期保卫工作的经验，使周兴养成尊重事实的品质。1962年全国经济困难，有些地方报喜不报忧，周兴却向毛泽东报告受灾减产情况。胡耀邦到山东蹲点，在聊城搞了“借地”给农民的试点，也得到了周兴的支持。
周兴下基层，自带行军床，自己开伙。偶尔到机关就餐，也从来不喝酒，而且照价付款。省里开会吃会议灶，周兴总是回自己家就餐。有的干部猜测周兴家里的伙食更好，其实周兴有七个孩子，家里生活并不宽裕，只是想为公家节省一点费用。
多年处于保卫工作领导岗位的周兴，性格“外刚内和”。无论到哪里，周兴的主观急躁，都是有名的，可同时，他又诚恳待人、团结干部，不仅赢得同志们尊敬，更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与各地省委书记谈话时曾说：“唐朝有个周兴，是酷吏，残害百姓；我们的周兴是保卫人民的。”
人生没有永久的喜剧。周兴晚年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强烈冲击，但即使在那种环境下，他依然以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己任，始终怀着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对党的那份忠诚和对人民的那份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