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放下话筒，要警卫员马上把敌工部的干部喊醒，聚集到一间较大的办公室里。大家来到办公室听了这特大的好消息后，都高兴得欢呼起来。接着，我们把这个消息，转告了同我们住在一起的日本解放联盟太行分盟的同志，又用电话通知了住在另一村子的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的同志。我们高声的呼喊，把村里的老乡们也吵醒了。他们知道了这个消息后，也是四处奔走相告。要庆贺这样特大的好事，本该痛饮几杯。但正值深夜，哪里能弄到酒呢?有的同志提议干脆拿白开水代酒干杯。“抗战胜利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把茶缸中的白开水一饮而尽，坐下来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话题集中在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这样快投降、我们如何来接受日伪军的投降、我们的部队将进入哪些大城市、我们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将会发生什么变化等问题上。毛泽东主席刚宣布，由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抗日战争进入了反攻阶段，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但是，谁又能料到日本竟在今天就投降了呢!由于大家对此没有思想准备，谈论上述问题时，只能是海阔天空地漫谈。然而，每个人对于未来的美好向往是一致的。
由于离黎明尚早，估计第二天一定会有重要的会议，我就请大家抓紧时间再睡一会儿，并请大家想一想，在这新形势下，我们敌伪军工作部要抓紧做些什么。我回到自己的房里躺下，却兴奋得怎么也睡不着。我想到了许多……
回顾这半年来，我在太行军区，从南到北，又到西线，之后再掉头向东，再折向东南，马不停蹄地走了五个军分区。迎接胜利前进的步伐，是轻松而得意的。进入八月，美国于六日在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八月八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整个战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样，我们终于熬过了相持阶段而进入反攻阶段。今晚，又听到了日本要投降的消息，心中自然是高兴万分!
早饭前接到通知，让我随政治部黄主任和袁副主任到赤岸的军区司令部开会。我们走进开会的屋子，才知是召开太行军区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会议。会议由太行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李雪峰主持。他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要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命令和日本准备投降的新情况，着重提出讨论三个问题：第一，我军的反攻部署以及进行广泛的全民动员；第二，日本投降后的俘虏收容问题；第三，对新收复城市的政策和工作问题。会议讨论了整整一天，在确定了各部门分工以后才散会。军区当天就发布了对敌伪反攻的命令。
我回到王堡村后，根据黄镇主任的指示，向敌工部干部传达了当天会议的主要内容，并讨论了如何使El伪军知道日本要投降的消息以及如何做到使他们向我军投降。之后，我又连夜召集日本解放联盟太行分盟的同志，请他们立即把朱德总司令八月十日发布的命令、文告以及延安用中文发来的日本解放联盟本部《告日本士兵书》译成日文。我亲自起草了太行军区部队令日军投降的通牒，送交政治部主任审查后也译成日文，立即送到印刷厂付印。为了使前方的受降工作能得到朝鲜独立同盟的协助，
八月十三日清晨，我到朝鲜独立同盟的驻地，向他们传达了军区政治部的指示，要求他们组织部分日语讲得流利的同志，在一两天内派遣到我们的八个军分区去，以便配合部队向日军宣传日本的投降消息。朝鲜独立同盟和义勇队的同志告诉我说，许多同志现在都迫切希望一旦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就立即向朝鲜挺进。显然，他们的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朝鲜被侵略者占领已经三十五年了，他们中的很多同志长期流亡国外，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垮台了，怎么不想早一天踏上自己祖国的大地呢?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日本还未正式宣布投降，而且从山西太行山到朝鲜究竟如何走法也还难以确定。因此，我请他们务必说服下面的同志先参加太行地区的受降工作，一旦去朝鲜的路通了，我们立即欢送他们回国。经过协商，他们接受了我们的要求，决定派遣部分同志到我们的军分区去。同时，我还请他们把延安朝鲜独立同盟总盟发来的号召为日军服务的朝鲜士兵和朝侨投降的电文，赶快译成朝文，印成传单。
晚上，回到政治部后，我和敌伪军工作部的同志又召集日本解放联盟太行分盟的领导后藤、田村等开会，要求他们也组成若干小组到我们的各军分区和野战部队参加受降工作。由于当时太行部队根据延安总部命令，为了保障晋西北解放区部队夺取太原，决定以七个团组成西进部队向太原方面出发，因此，也要求日本解放联盟太行分盟调遣几个盟员临时到这些团的政治处工作。此外，我还向他们建议，要利用目前的大好胜利形势，号召一部分迄今还未参加解放联盟的日本俘虏加入联盟，已经参加联盟的如果愿意参加八路军，也可以立即提出申请，我们将会热情欢迎。我的上述建议获得了分盟干部的赞同。
在此期间，我还起草了一个关于在日本宣布投降的新形势下，如何发动伪军反正的训令，用电报发给了八个分区和野战部队。从八月十一日到十五日之间，我一方面同部里同志一道，忙着为接受日伪军投降作准备，而另一方面则是十分焦急地等待着日本宣告正式投降的消息。时间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过去了，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了，而日本正式宣告投降的消息却迟迟没有到来。我后来才知道，日本的统治阶级的最高层围绕着是否接受和怎样接受波茨坦宣言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从而推迟了宣布正式投降的时间。
日本是在七月二十六日接收到旧金山电台广播波茨坦宣言的。日本外务次官松本俊一认为这是结束战争的最好机会，便向外相东乡茂德建议接受，并且起草了回答此问题的电报草稿。但东乡认为日本正请求苏联调停结束战争，而对方尚未答复，不妨等苏方答复后再定。同日，日本召开了最高战争指导委员会以及内阁会议，对是否接受波茨坦宣言，议而不决，一直到八月八日深夜收到了苏联对日作战的通告，这才经御前会议裁断，决定向同盟国要求取得保存天皇大权的谅解下，接受波茨坦宣言。八月十日深夜，我们得到的就是这个消息。正因为日本最高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和争斗，日本在八月十日表示接受波茨坦宣言后，一直推移到十五日深夜才正式宣告投降。随着日本正式宣告投降，在我们面前就出现了许多需要立即解决的重大任务。
八月十五日，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从延安发来命令，原由一二九师指挥的各个军区，迅速扩大解放区，立即扩充野战军。根据这个命令，太行军区决定将各分区的小团立即扩编为大团，并将较强的独立营扩大为独立团。从八月十五日到三十一日短短的半个月时间内，太行区就动员了三万名优秀青壮年入伍。就我的工作来说，首先是立即让已准备就绪的日本解放联盟的同志和朝鲜义勇队的同志奔赴前线，接受日军投降。
八月十五日晚，我们敌伪军工作部的同志和解放联盟的所有日本同志一道会餐，为他们中的几十个同志去前方饯行。在会餐前，我向他们传达了冈野进(即野坂参三)在延安发表的关于天皇问题的声明。因为日本投降时，曾就保留天皇权力问题向同盟国进行了交涉，而这个问题正是日本国民所普遍关心的。冈野进认为，天皇不能推诿战争的责任，但直到今日，天皇是日本国民尊敬的对象，因此，天皇的存废问题应由战后日本国民自由意志来决定，即使日本国民决定继续保留天皇，但天皇绝不能原封不动地掌握反民主的庞大的专制独裁制。冈野进建议联盟的同志在宣传天皇问题时，要领会上述的精神。此外，我还建议大家要向日军宣传八路军对待日军俘虏与国民党对待日军俘虏的根本区别。
在会餐席上，大家都非常兴奋，饮着白酒，不断地唱着日本民谣和反战歌曲，纷纷表示，这次奔赴前线，一定要很好地完成向日军宣传和接受投降的任务，并利用当前形势来扩大联盟的队伍，以便不久回到日本以后，能为实现一个民主的进步的日本而奋斗。
翌日，这几十个日本同志就分别出发了。未去前取繇全集方的同志还继续撰写和制作传单，包括冈野进八月十四日在延安发表的要求日军指挥官及士兵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的通告。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但令人不安的是，听不到从前线传来日军向我军投降的消息。看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已接受国民党不许他们向我军投降的命令。
为了更详细地了解敌伪情况，我于八月二十二日离开涉县到平汉路西侧的第五、六军分区去。已是晚夏时节，太行山的庄稼长得郁郁葱葱，山风吹过，飒飒作响。我看着这样好的青纱帐，一种感触油然而生：大概今后不需要再在青纱帐里打游击了。每经一个村，墙上涂满了鼓动反攻和欢送太行子弟参军的大字标语。我想，在新的战场上，集中行动的大兵团将要大显身手了。走了三天，抵达邢台六军分区政治部驻地，翌日我向在敌占区工作的同志和新俘虏的伪军了解了一下敌占区近况。他们说，日本军队并不承认是无条件投降，而是说同中国“停战”了。我们托关系送给日军的通牒和传单他们虽然收下，但拒绝投降。他们退缩在铁路沿线的一些城市里，正等待国民党军到来收缴武器，而同我们形成了对峙局面。一些正规伪军，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委任下，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什么什么先遣队。
在沦陷区已开始出现了国民党当局与敌伪合作的一种特殊局面。我也看到了几张北平新出版的国民党报纸和继续发行的汉奸报纸，简直是一个腔调，这就使沦陷区人民的思想产生了混乱。我把了解到的情况综合起来，用电报报告了军区政治部。在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和敌工科长等讨论和研究当前的日伪军工作问题时，我向他们提出了所有武工队要乘机深入敌区、放手发动群众、打乱敌伪秩序、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建设新中国的主张，及对伪军要加强立功赎罪的宣传等意见。接着，我又转赴五军分区。分区司政机关前梯队已挺进到离峰峰煤矿敌人前锋段的大据点仅五六里的地方。
我在那里又了解了一些当地的敌伪军情况。在五军分区住了两天，我又赶回军区。领导告诉我，中央已来电指示，将攻占大城市方针改变为要夺取中小城市，也就是一般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使敌伪向大城市集中，而以主要兵力着重夺取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我深感这是一个非常及时而又适合实际情况的指示。的确，从感情上说，拿不到大城市是极为败兴，又令人十分气愤的。但是从理智上说，我们必须冷静地面对现实，必须切实执行中央的方针。只有在目前大力夺取中小城市，控制交通要道，扩大自己的力量，将来才有可能夺取大城市。国民党依靠垄断受降，也依靠美国帮忙，从敌人手中接受了北平、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也就是毛泽东主席指出的，摘走了一批大桃子。但是，他们没有因此而满足。他们对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连中小桃子也是不肯让我们采摘的。他们下令要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与此同时，他们自己则赶紧派兵，沿同蒲路、平汉路北上，甚至还派兵深入到一直在我军控制下的地区来掠夺抗日果实。例如，阎锡山的一万七千人的部队由浮山出发，向我太行中心区的上党地区进犯，不仅夺取了长治，而且还侵占了我们的襄垣和潞城县城。胡宗南部也于八月十九日北渡黄河占领了我太岳地区的平陆。平汉线方面，国民党军也在渡黄河北上。对于国民党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退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坚持在敌后抗战八年的八路军和华北人民是绝不能容忍的。这样，我们就面临着夺取胜利果实和坚决实行自卫的任务。
为了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党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并委任刘伯承同志为司令员、邓小平同志为政治委员，把原来一二九师所属的三个军区，加上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直属的冀鲁豫军区，组成为统一的战略单位。这既有利于四个军区在统一指挥下协同作战，又能更有效地集中使用兵力，组成强大的野战部队。当听到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又来领导我们，并于八月二十五日搭乘飞机抵达太行的黎城时，全体干部战士感到非常高兴。就这样，晋冀鲁豫部队在刘、邓领导下，积极展开对日伪的作战。
从八月十日至九月二十日，共歼灭敌伪军五万余人，收复县城五十九座，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北迄正太路、德石路，南到黄河，西迄同蒲路，东达津浦路。全军区拥有县城一百零五座，面积十八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两千四百余万，军队近三十万人，民兵四十余万人。这就为今后粉碎国民党向根据地的进攻，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九月二日，日侵略者在投降书上签字。九月九日，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南京签署投降书。中国人民坚持了八年全国抗战，终于以胜利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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