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任务
正当我十二军分区主力部队围攻赤城之际，传来了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八月十五日，我们接到冀察军区的电报，命令十二军分区首先收复张家口。我们立即放弃了对赤城的包围，迅速西进，于当日晚到达张家口东南约三十里之青边口及其附近地区，在此抓紧做攻打张家口的准备工作。第二天，军分区侦察参谋从张家口附近侦察敌情回来，交给我一张当天的伪《蒙疆日报》。此报原是大报，但这一天却改成了小报，在一个很不显眼的位置上刊登了伪蒙疆报道班写的一条消息。大意是：德化城垣今晨发生激战，似为苏蒙联军，该方战事不容乐观等……我当即意识到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新消息。在这之前，我们只知苏联已出兵东北，在二连等其他方向亦可能出兵，但尚未见确实的战斗行动。
于是，我一面告电台联络晋察冀军区，一面亲自起草电稿将这条消息上报了军区。我记得，过了三个多小时，军区转来了聂荣臻司令员从延安发来的电报指示，由段苏权同志带电台立即去张北附近与苏联红军联络。当时，我知道段苏权同志脚有残疾，不便长途跋涉到张北，就主动提出说：“段政委，让我去吧!”段苏权同志当即高兴地微笑着说：“那好，叫敌工部长张克宇同志跟你去。”当日晚八九点钟，月明星稀，秋风徐徐。我和张克宇同志带一部电台，由我们分区的十团三连连长孙玉禄、指导员袁伯修带领全连负责护送，步行到张北与苏蒙联军联络。我们从青边口出发到张北，首先要从张家口的东南到正北绕半个圈，要爬几道山梁，越几条深沟，还要绕过敌伪占领着的一些村镇，这就要走更多的路，爬更多的山。虽然山路崎岖，十分难走，但大家的情绪很高，走起路来就像急行军，都想尽快地赶到张北与苏蒙联军取得联络。
我们昼夜兼程，于第二天下午抵达万全坝(即外长城)。过了万全坝之后，情况就变好些了。首先是消除了敌情顾虑，因这时敌人已望风而逃，只留下一些空碉堡和东倒西歪的铁丝网。道路也比较好走了，虽然偶尔碰到一些沙丘，但是走起来比爬山越沟要容易多了。当日黄昏时，忽然刮起阵阵狂风，搅得天昏地暗。风稍平静之后，我叫电台开机与在这一带活动的我察蒙骑兵支队联络，但怎么也联络不上。这时，我发现三连已有三分之一的同志脚上打了泡。为了不影响行军的速度，我决定把三连留在后面跟进，叫他们找几辆牛车把脚上打泡的同志拉着走。我和张克宇同志一行二十余人带电台先行一步，继续向张北急进。
我们又走了一夜，于八月十八日拂晓到达张北县城附近。当地群众告诉我，县城已为苏军占领，我骑兵支队也在城内。我决定立即进城，首先与骑兵支队取得联系。但守卫县城门的苏军对我们不信任，经反复交涉，结果只准人进去，枪支、电台、照相机都被扣留了。为避免与苏军发生误会，我立即派通信员沿来路返回，通知三连在离张北二十余里的菜脑包待命。
困难的谈判
八月十八日上午，我们在张北城内找到察北地区专员柴书林和察蒙支队的副队长吴广义、副政委萧泽权等同志。见面之后，我首先问：“你们的电台是怎么搞的，近一天多为何联络不到?”他们告诉我：这支苏蒙联军八月十六日晚就到了张北。察蒙支队的同志前来联络。苏军对他们有怀疑，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和电台。原来苏军在进入我国境线时，一股敌伪特务冒充八路军与之联络，乘其不备搞了个突然袭击，使苏蒙联军很恼火。因此，不论什么人来联络，都要先解除武装，然后再接洽商谈。另外，苏军无中文翻译。我们与苏军联络时，临时在城内找了个懂点蒙语的商人。
当我知道上述情况后，立即带上参谋人员和那个商人(翻译)前往苏蒙联军指挥部。接待我们的是两个苏军中校。我对他们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队伍，是奉命来与贵军联络的，为什么缴了我们的枪?”但他们仍坚持要有斯大林的命令才能与我们谈判。经过再三协商，他们才勉强同意，双方都向上级汇报，先归还电台与部分枪支。我当即发电报告段苏权政委：“苏军拒绝与我谈判，要斯大林来电，才能与我谈判，而且他们没有中文翻译，请报中央告苏联当局，令其部队与我接洽配合。”
当天晚上，段苏权同志转来了朱德总司令致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贺电。第二天，我即拿着贺电代表朱总司令向苏军表示祝贺。至此苏军才基本上消除了疑虑，开始与我商谈协同作战问题。但是，谈判仍有很大困难，首先是没有翻译，想说而说不清，想谈而谈不了，还闹出了一些笑话。我们找的两个商人(翻译)只会讲蒙语买卖话，对军事术语和政治术语则是一窍不通，很难表达我们的原意。翻译把我们的话译成蒙语后，还要由蒙军翻译成俄语，所以一句话要过几道关，折腾半天，还说不清楚。至此，我们才深深感到，作为我们那样一个担负独立作战任务且又靠近平津的部队来说，完全应该而且可能准备一至两名俄语、蒙语翻译。
在此之前，我们虽然不知苏联何时对日宣战，但却知苏联在打败希特勒之后要出兵配合我们消灭日军，可是却没有想到准备翻译，以至现在联络谈判发生很大困难。另外，苏军受雅尔塔会议精神的制约，在中国华北不能过外长城。我们事先不知道，在谈判时苏军对我们又保密。因此，我们坚持要苏军避开日军的坚固工事，迂回到日军后面，既可减少伤亡又能争取时间。但苏军代表对此却避开话题，而扯些题外的事，一会儿说苏联还有多少人没有房子住，一会儿说多少工厂未恢复，一会儿又问我们部队有多少门炮、多少挺重机枪。在我们一再要求下，最后双方商定：八月二十日协同攻打张家口，我军在东、南两面配合进攻，排以上单位用红旗联络。
尽管我们的一些建议未被全部采纳，但是总算口头上达成了攻打张家口的协议。于是我即于八月十九日将协议电告段苏权政委，另通知三连进驻张北县城东关。二十日上午，苏蒙军向狼窝沟发起大规模的攻击，激战终日，伤亡较大。苏军进展缓慢。我见苏蒙军南下不易，随即电告段苏权政委速破坏铁路、公路和电线。从苏联对日宣战，到日本无条件投降，我们都一直要求保护铁路和公路，以便我军和苏军协同作战时使用。直至我们出发来张北联络时，还特别强调了这一点，结果方便了日军的撤退。当铁路、公路被破坏之后，日军立即慌了手脚，迅速决定撤退溃逃。战场态势急转直下。
二十一日接段苏权同志来电：我十团、四十团二十日占领张家口市区河东全部，到日终不见苏军动作，我军暂撤出市区。并问苏军进展情况。我当即复电，二十二日按原计划继续进攻张家口市区，联络信号也照旧。二十三日上午，又接段苏权同志来电称：我分区部队已于当日全部解放张家口市。我们当即将这个喜讯通报苏蒙联军指挥部，并将我们二十四日回张家口的路线告诉了他们。
历史的真相
二十四日上午，我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宣布了回张家口的决定。会后，我即带领部分人员先行，其余同志带着那两个商人(翻译)随后跟进。从张北县城到狼窝沟，大约有四十五里的路程，一路上看到苏军来来往往，但一过万全坝(外长城)，就再也看不到苏蒙联军的人影了。在万全坝坡底的公路上，见到了来接我们的十团团长李荣顺等同志。他们还带来了几辆卧车和四辆运输车。他向我说：日军主力已从张家口撤退，我军已于昨日上午攻人市内，张家口现已全部解放。
当我和段苏权政委见面时，他告诉我，此次战斗共毙伤俘日伪军和伪军警两千余人。我还在张家口火车站看到，日军撤退时丢的皮包、皮箱、行李垛了好几排，每一排都有三四层楼高。仅我亲自点验的野炮、榴炮就有二十多门，小轿车不下百辆，大运输车完好的却很少。张家口是我军在守敌拒绝投降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力量、用武力收复的，这是不容怀疑的历史事实。张家口是苏联红军占领后交给我们接管之说纯属误传。
苏联红军究竟有没有到张家口呢?在我收复张家口之前，他们曾派飞机到张家口撒过传单，还在张家口以南空降过两名侦察员。在我收复张家口之后，他们曾派一名上校(古尼滋卓夫)到我驻地(原日本大使馆)表示祝贺，并向我们解释他们未能攻打张家口，是因为上级有规定，南不能过外长城。在此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天天都有三三两两的苏联军官，坐着老式美吉普车到张家口来要酒和吃的东西。他们都是早上来，傍晚回去。直至苏蒙联军回国时，他们的部队都驻在万全坝以北，外长城以南从未驻过。
当然，苏蒙联军从二连方向出兵，克德化、张北等地，激战大小狼窝沟，给了日军以很大的震慑，对我军攻克张家口起到了鼓舞和配合作用。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特别是那些在狼窝沟战斗中牺牲了的苏蒙联军指战员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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