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被分到驻河北唐县的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二团三连当战士。那年，我才十七岁，是全班最小的一个。我因为年纪小，所以成了副班长关心的重点对象。
记得刚一到部队，我的思想一度不稳定，嫌部队艰苦、紧张、不自由。特别是搞训练，一天流几身汗、滚几身泥，累得要死，但却连饭也吃不饱，我开始后悔不该来当八路军，情绪比较低落，因此，在训练中动作不认真，经常闹笑话。副班长看到这些，没有讽刺、挖苦和批评我，而是积极地做思想工作。
一天，我们班在野外拾柴火。副班长凑到我跟前，边捡柴边说：“你家有多少人?种多少地?”我告诉他有七口人，三亩瘦地，父母都饿死了。副班长吸了一口烟说：“够苦的，咱俩差不多。现在我比你多个老娘，多扛了两年长工。咱们是一个藤上的瓜。”“你以前知道八路军吗?”他又问。“参军前听人讲过。”我说。他狠狠地吸了一口烟：“咱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它的任务是打日本鬼子救中国。日本鬼子垮了，中国人民就会大翻身，建立一个新中国。”“副班长，你说的是什么样的新中国?”我问。“就是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地主、资本家的社会。”我听到副班长说得很有意思，就凑到他的跟前：“你说的那个社会得多长时间实现?”他望着我说：“这就看咱们干得怎么样了。打日寇，我们八路军每个同志如果都齐心协力，一个心眼，就实现得快；假若动摇不定和怕苦怕累，不愿当八路军，那就不知会推迟多少年……”
回家的路上，我反复琢磨着副班长的话，觉得原来的思想不对，决定以后要安下心来，当好八路军战士。当时，我们的粮食很少，一天两顿小米饭和煮白菜，每顿每人二至三两。进伙房打饭时，小米饭的香味直钻鼻子，我真想一头钻到锅里吃个饱。可是不行，饭太少了。开始吃饭时，新战士都抢着吃，而老战士差不多都最后盛，从来不和我们抢饭。新战士已吃完一碗，老战士才吃几口。一次，我见副班长吃得很慢，就说：“副班长，你病啦?怎么吃得那么慢?”副班长瞒我说：“我已经吃了两碗，快饱了。”从开饭我就和副班长在一起，他根本没有吃过两碗饭。我知道他这样做是怕我们新战士挨饿。这件事使我很感动，觉得八路军队伍里就是好，像在家里一样温暖。以后再吃饭，我也不去抢了。
冬天到了，我们发了棉衣。副班长帮我挖扣眼儿，锁扣边儿。没有扣子，他就找了几个中间有四方眼儿的铜币，用块旧布缝好，代替扣子给缀上。大娘坐在炕上说：“拿来我给你们缝。”副班长说：“不用了大娘，我们学一学就会了o”我问副班长：“咱们向房东借几个扣子不行吗?”他笑着说：“一个人五个扣，一个连得多少啊?人民没有那么多，咱们不能给人民增加负担。”听了副班长的话，我从内心佩服他严守群众纪律、关心群众疾苦的精神。
一九四五年夏，我们奉命去雁北执行“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任务。因天热口渴加之疲劳过度，我的鼻子上了火，高烧三十九摄氏度，一连三天卧床不起，两个鼻孔不断往外淌血，鼻孔塞满了棉花球后，血就从嘴里往外流。指导员和班里的同志们不断来问候。副班长守在我跟前不断安慰我：“不要紧，小苗，你的病会好的。这里虽没有你家的亲人，但咱们班里的同志、连里的同志都是你的亲人，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你尽管放心。”得病后，我不想吃东西，副班长就去找指导员批条子到伙房领了三两白面，给我做了又薄又细的面条。副班长夜晚不顾疲劳去站岗，下岗后仍轻轻地走到我住的房子来守着我，给我倒水，帮我解大小便等等，一夜之间合不了几次眼。我看着副班长充满了血丝的眼睛，难过地流下了眼泪。我说：“副班长，你休息去吧。我一定听你的话，好好休息，把病养好，和同志们一起执行战斗任务。”第四天，我鼻孔流血止住了。连里决定送我到山西应县五分区一个医院去休养。副班长带着四个老乡抬我去医院。一路上，他不时告诉老乡慢点走。
中午太阳热得烤人，走上十几里地，他就叫老乡把我放在树荫下休息一会儿，设法到附近老乡家要水给我喝。路上，他还轮换着和老乡们抬担架。我躺在担架上，内心有说不出的激动，深深感到只有人民军队里的人才有这样深厚的感情。养好病以后，我返回了部队。八月底，日本投降。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乐开了花。为了适应新形势，我军开始扩编。副班长白昆同志奉命调出三连当排长。行前，他召集全班开会，要求同志们对他的工作提出批评。全班同志合不得他走，愿他留在本连。他说：“我也不愿离开同志们，可我们革命战士要服从组织，组织上已经定了的事只能服从。”
第二天，我们眼含热泪送副班长到了村口。我望着他的身影，回忆起我参军后的经历，心里不由产生了一种信心和力量。我下定决心，要安心部队工作，做一名坚强的八路军战士。
浏览：445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