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路南十七分区根据中央指示，积极向敌后游击区、敌占区伸展的方针，一面向敌发动人民战争，粉碎敌人的扫荡；一面发展内线，瓦解敌军，以争取里应外合取胜。
一九四四年八月，伪治安工兵三团由唐山小官庄飞机场移防至滦县田瞳、李兴庄。因田疃东北方向的铁石山饱含铁质矿藏，日寇为掠夺我国的钢铁资源，特令伪治安军工兵三团全部驻扎在田疃、李兴庄。
从位置来看，田疃、李兴庄处于北宁路南侧，滦县敌据点以南，马城据点以北的新开河畔，敌据点之问又有公路、电话相通；从地形来看，东靠新开河，西依丘陵，东北方向有铁石山作屏障，对敌人防守十分有利，对我则不宜强攻只可巧取。敌人自以为凭借这些工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内部已潜伏下我地下工作人员。要问这地下工作人员的由来，还得从头说起。
在北京清河镇，伪治安军曾设立了一所陆军军官学校，主要招收青年学生，培养基层军官。在一九四二年开办的第五期中，有青年学生六百多人，我党地下工作的重点，就放在这第五期四连的学生身上，我(当时名刘国栋)就是四连学生的一员。开始是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份，由四连学生宣翰栋倡导，秘密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宣翰栋，即张伯坚同志，原名宣振动，又名宣醒华，是一九三五年的党员，在滦县榛子镇教书时，做我党地下工作，曾于一九三九年一度被捕，与党暂时失掉联系。获释后，他为避开敌人的再次追捕，用其胞弟的中学毕业证书，假借其胞弟名字——宣翰栋投考了伪治安军军官学校。宣翰栋和青年学生杨振鹤(即杨光)常利用星期天到北平城里旧书摊上选购《日出》、《彷徨》、《呐喊》、《阿Q正传》等进步文艺读物，以及《共产主义ABC》、《唯物辩证读本》、《双十纲领》等政治理论书籍，组织伪军官学校中的青年阅读，给他们灌输革命思想，树立起革命的理想。
一九四四年七月，伪军官学校五期生毕业后，我应约在保定老炮台与从延安回来的冀中九分区敌工部的苏汉章同志见了面，他对我说：“你既然是抗日反攻大同盟的成员，就应该留在敌人内部，继续做好统战工作。”接着便与我一起到冀东，并把联络点设在唐山市开平马家沟。宣翰栋和冯远志毕业后，便直接到冀东特委敌工部报到，来到路南十七地委，负责对毕业后被分配到冀东的姜惠霖、范祖耀、杨振鹤和我等的外线联系。当时，范祖耀和杨振鹤被分配到冀东乐亭县伪治安军第五团任见习军官，我和姜惠霖被分配到冀东唐山市小官庄飞机场伪治安军工兵三团任见习军官。因我事先与苏汉章有约，所以我去三团后，便经常去马家沟与他见面。起初，我任团部见习副官，后为了直接控制武装，便制造借口，到特务连当了排长，加上新发展的孙海峰也在特务连当排长，所以基本上控制了该连；一营有姜惠霖和他新发展的二连李庆堂排长(改名白萍)、翁伯望文书、三名正副班长和士兵刘忠，可控制该营的一部分力量；在三营里，我发展了一名排长，叫张有信，他可以掌握一些人。同时，新发展的这几个人，又在各自的周围选择、培养、发展了一些可靠的士兵。所以从内线发展上来看，已具有一定实力。在指挥上，由姜惠霖负责伪工兵三团的内部策反和组织内应的全盘工作。
一九四四年八月，伪工兵三团由唐山官庄飞机场移防至滦县田疃，姜惠霖乘移防之机，把田疃、李兴庄敌军情况又及时告知宣翰栋；分配在伪治安军五团的范祖耀、杨振鹤以看同学为名，来田疃与我们共同研究了策反伪五团、工兵三团的行动。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范祖耀和杨振鹤二人按计划用里应外合的战法，全歼了伪治安军五团全部，这就促使潜伏在伪治安军工兵三团的我们，更加迫切要求早日行动了。但我们也深知，伪五团是集中驻在刘石庄的“京东刘家”一个大院内；而伪工兵三团，则分散驻在田瞳、李兴庄的三个大院和铁石山上，所以歼灭伪工兵三团，布置必须更周密。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早晨，我敌工部的宣翰栋、冯远志等同志在张振宇专员(兼敌工部长)亲自带领下，化装成卖白薯的，潜入田疃敌据点，在集市上与脖子上围着白毛巾(暗号)的我和孙海峰接上了头，对上了暗语，他们把对准行动时间的怀表和行动计划交给我们，规定当夜就行动。当天夜晚，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潜伏在伪工兵三团内部的我们，秘密地进行着各种准备工作。一营的李庆堂和翁伯垄把堵塞后门的砖墙拆掉了，准备迎接我主力部队进敌人大院；三营的张有信把炮楼上的机枪撞针拆掉了，因为这个大炮楼可以俯视全团阵地，炮楼上的机枪火力对我军威胁较大；在铁石山炮楼上的我，以手电筒灯光打暗号，与外联系，并随时准备点火，以示总攻信号。可是，由于十七分区的主力部队受敌情干扰，未能按时赶来，这一次的作战计划也就落空了。
第一次作战计划落空后，敌人有所察觉，相应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同时，我敌工部宣翰栋同志通知姜惠霖改变计划的信，因联系人王平保不在家，交给了王平保老伴，他老伴又不识字，错给了伪一营营长魏志新。王平保回家后，得知妻子送错了信，顿时吓得面如土色，马上跑去告诉了姜惠霖，姜惠霖顿觉情况万分危急。早饭后，姜惠霖又发现门外有一营长的亲兵活动，这说明想摆脱也困难了，于是就决心反攻为守，因为他还抓着魏营长生死攸关的把柄。伪工兵三团一营营长魏志新，好喝酒，抽大烟，并以一名妓女做他的小老婆。他一面过着养尊处优、花天酒地的腐化生活，一面为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和我公安处长李东野同志拉上了关系。这一情况，是前不久敌工部宣翰栋同志在张振宇专员授意下曾个别告知姜惠霖的，以备必要之用。现在，姜惠霖整装后挂上佩刀，主动闯到魏营长的宿舍来了。魏营长正和小老婆一起喝酒，见姜惠霖闯进来，先是一惊，接着便对姜惠霖审讯似的教训起来：“你要准备好好交代!”“我的事，你知道了?”姜惠霖以反问的口气沉着地回答，“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不甘心当亡国奴。我也知道魏营长是爱国的，你的事我也是清楚的，你认识李东野吗?”这最后一句话，使魏志新的脸色马上变了，身上哆嗦起来。姜惠霖却仍然不紧不慢地说下去：“营长，你若嫌我碍你的事，那就干脆把我干掉；要不，就把我送到团部去处理。不过，到那时咱俩的官司是打不清的!”这时，魏志新像泄了气的皮球，原先那种“审判官”似的神气完全没有了，寻思了半天，才满脸堆笑地说：“老弟，你不是外人，咱们坐下来好好谈谈。”他的小老婆也赶紧主动给姜惠霖斟了一杯酒，魏志新把姜惠霖拉在炕上坐下，然后以“关心”的口吻说：“我主要是怕你们缺乏经验，不要冒险嘛，要行动提前告诉我，听我的指挥。现在，你才是个排长，能起多大作用?今年有机会，我保送你去北平深造，回来后，就可以当连长，我还可以推荐你到团部去当特务连长，到那时候，再行动作用就大了。”
姜惠霖听了这番话，知道这是魏志新的缓兵之计，便顺水推舟地假意说：“好!谢谢营长的栽培，以后我听营长的安排。”姜惠霖觉得谈话目的已经达到，便告辞了。待我刚从铁石山炮楼回连，我的耳目、团长周大肚子的勤务兵就急忙告诉我：“团长和营长们已开过会，说你可疑，准备等日本教官回来后收拾你!”伪特务连长也找我谈话，大讲“青年人不要误人歧途”等等。三营营副对张有信的家乡来信进行了检查，并对其拆掉大炮楼上的机枪撞针一事进行了追问。当时，我们几个人经过串联，一致认为，敌人发觉后的报复行为是会很毒辣、很迅速的，时不我待，千钧一发，我们必须立即行动，于是商定：每人拉出自己所领导的一个武装排，当天黄昏后到铁石山炮楼会合，逃出虎口。一切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谁料敌人的行动已经抢在我们前面了，一营的姜惠霖、李庆堂被监视起来了，只跑出翁伯垄一人；三营的张有信和特务连的孙海峰也没有能把部队带出来，仅有这铁石山上的武装排全体士兵都表示坚决跟我们走。原定我们全部逃出虎口的计划又要落空，真像万把刀戳着我的心。
傍晚，孙海峰和张有信都是单身一人潜到铁石山来，我们会合后，马上把炮楼对外的电话线卡断了，然后带着这仅有的武装排撤离敌营。夜里，风雪交加，撤离的一伙由我所发展的宋班长带一挺机枪，在前开路，我和翁、孙、张等四人都边走边回头望，仿佛姜惠霖和李庆堂还有冲破敌网追上我们的可能……当行至途中，在新开河桥上，我们又冷静下来经过周密思考，放弃了把武装排拉到解放区的决心。考虑让武装排返回敌营不仅可以减少姜惠霖、李庆堂同志的性命危险，而且也可在敌阵里留下我们的敌工骨干。
经过反复动员解释，宋班长和全排士兵才同意返回敌营。我们四人迎风冒雪，疾步急行，较快地到达了解放区的殷庄联络站，并来到十七分区和专署，受到了张振宇专员、张鹤鸣副司令员和肖全夫参谋长的接见，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支小手枪。我们这次出走十分迅速果断，如果再晚一步，就会被敌人搞掉。当我们刚离开铁石山时，敌人就组织了武装追击。他们把铁石山包围起来，特务连长王疯子提着指挥刀，冲上山来，准备活捉我们。可是敌人来迟了，扑了空。他们又到周围几个村搜捕，也都空手而归。不久，敌人在《天津日报》上登了大字新闻，大意是：刘国栋等四人企图带武装部队逃跑未遂，并下令通缉。这件事简直像块吸铁石，伪“冀东剿共行营”的主要人物和日本人，都为追查“田疃逃跑事件”搞得手忙脚乱。我们离开敌营后的第三天，在敌连续追查的基础上，又一名大人物出现了——伪治安军行营主任姜鹏飞少将，带一名少校副官来到伪工兵三团，召开了全团排以上军官大会。这个大会，由周大肚子团长主持，姜鹏飞先训话，他指出：范祖耀和杨振鹤两个“叛逆”搞里应外合，使五团遭到全歼；紧接着表彰了团部特务连中士宋班长“拒绝携带武装跟随刘国栋等逃走的行动”，特给予晋升两级并颁发奖金。然后，姜鹏飞突然杀气腾腾地向全场高声提问：“这里有没有军校第五期四连的同学?”“有!我是四连的。”全场个个都把惊恐的目光转向随声举手答话的姜惠霖，谁都为他捏一把汗。但，又有李庆堂也从容地跟着举手回答：“我也是四连的!”
“你认识范祖耀、杨振鹤和刘国栋吗?”姜鹏飞用手指着姜惠霖厉声问道。“认识。我们不仅是一个连的，还是一个教学班的。”经姜惠霖这么一答，会场上的气氛更加紧张起来了。“他们干的这些事你知道吗?”姜鹏飞两眼瞪得溜圆。姜惠霖却以反问的口气说：“这种事他能告诉你吗?别说同学，就是亲兄弟也不能告诉。我们过去虽然在一起玩过，但他们的这种行动我怎能知道呢?如果我们是一伙，早就跟他们一起逃跑了。”敌人见姜惠霖回答得沉着、自然，又没有抓到可靠的证据，也就无法再追问下去，便宣布散会了。但会后又把姜惠霖、李庆堂带到H本教官室，继续进行了上述类似的追问。随后，H本教官也觉得无隙可乘，便只有说：“来，来，来，参加会餐吧!我请客。”敌人硬逼不行，又来软的。在吃饭的时候，日本教官抛下诱饵，他说：“治安军的老一代不行了，贪污的贪污，腐化的腐化，打仗往后缩。所以，希望寄托在你们年轻人身上，我看你俩是大有发展前途的，只要好好跟着我们干，保险你们俩升官发财。我们都是师生关系，很合得来，你们可以把知道的情况随时告诉我。”由此，姜惠霖和李庆堂心里更有了底，知道魏志新尚未敢把掌握的情况告诉日本人。
话分两头。在我冀东十七地委敌工部宣翰栋和冯远志的领导下，我和翁伯望等人趁夜深人静又回到了田疃、李兴庄，把姜惠霖部下董班长的爱人从村子里叫了出来，要求她利用董班长回家的机会，把信带回营房，交给姜惠霖。开始她有顾虑，不敢承担这一任务，经我们反复做思想工作，表示保证她的安全，并保证将来接她夫妇到解放区等，她才愉快地承担了送信任务。根据她的建议我们把信送到田疃村西头路北一人高的墙洞里，然后用砖堵上，并规定了送信、取信的时间。在董班长夫妇积极配合下，我们终于又和姜惠霖、李庆堂接上了关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冒险通过封锁线，一次又一次地潜入田疃，摸到敌人据点内部，经过十余次的信件往来，互相交换了情况。掌握了敌情后，我们绘制了敌人兵力部署、工事构筑要图，又一次拟定了里应外合的作战计划。十七分区的司令员李雪瑞、政委李海涛、副司令员张鹤鸣、参谋长肖全夫等同志集体审查、批准了我们的计划，并由张副司令员主持召开了作战会议。会上，由我们介绍了敌情、地形。张副司令员指出：“根据敌人兵力一一伪治安军工兵三团，分驻在田疃的三个大院：团部、特务连和二营大部驻南大院，一营、二营营部和一个连驻东大院(即李兴庄)，三营驻西大院，而当前只有在东大院里留有我地下工作人员做内应。又根据我分区的兵力有限，不能贪大，所以决定集中十四团主力和县大队部分偷袭田疃东大院，完成里应外合计划。”并制定我和孙海峰、张有信、翁伯望等四人担任向导，宣翰栋、冯远志也一并去。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夜，天色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向导把部队带到田疃东大院旁的小树林里，再由孙海峰同志潜入田疃东大院外，先进行暗号联络。手电筒的暗号表示：“部队来了。”对方的手电筒发光表示：“敌隋没有变化，一切准备好了。”这个信号是姜惠霖和李庆堂发出来的。按照计划早在夜幕刚降临的时候，他俩就把一营的营门卫兵和正面两个炮楼上的岗哨全部换上了自己人。战斗开始后，李庆堂负责开大门，董班长负责在营区内给我军带路，姜惠霖在营房大门南侧屋顶上负责统一指挥，并带一挺机枪对准团部大门准备进行火力封锁，又派一挺机枪设在一营营房南边的门楼上，对准一营营长魏志新的宿合大门。田疃外，我军已用两个加强连的兵力，分两路把伪治安军工兵三团全部包围起来，以防万一并准备掩护主力撤出战斗。然后，我们把主力部队带到田疃东大院西门，由宣翰栋、孙海峰和我到营门口向控制敌大门钥匙的李庆堂同志又发出一个暗号，只见营门吱呀敞开，我军像利箭似的顷刻冲进了敌营……
在田疃敌营内，我作战部队一律右臂捆着白毛巾，内应人员一律脖子上围着白毛巾，都像屏住呼吸似的飞速奔驰，他们分别由我和翁伯望、孙海峰、张有信等四人带领，分成四路直指敌营部和各连。由于我们行动迅速，对地形又比较熟悉，所以仅用了五分钟就冲入敌人所有宿舍。当时，敌人还在酣睡，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是怎样来的。当我军从被窝里把他们掏出来，趁其尚未清醒之时，就从他们的怀里、枕头旁缴获了所有的武器。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完成了里应外合的计划，撤出了战斗。这时，驻南大院的团部和二营大部、住西大院的三营仍在原地蒙头转向地乱打枪，不敢出营门来送我们一程。
这场里应外合、惊险曲折的田疃战斗，以轻伤一人的代价，俘虏田疃守敌营长以下七百余人，缴获了轻机枪四挺、长短枪一百九十一支，给敌人精神上以很大打击，同时补充了我们一部分兵员。战后，姜惠霖、孙海峰、张有信和我被分配到分区司令部当参谋，其他有关人员都在所属部队安排了职务，董班长和他的爱人也被我们接到解放区，作了妥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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