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职堡，有一百多户人家。在村镇的东南二三里地有一个凸起的丘陵山地。日军据点就修筑在这个丘陵地上。一九四三年，我在八路军一二O师指挥的“工卫旅”担任团参谋长，活动于晋绥地区。由“工卫旅”一个队在赵志勇同志率领下，以游击队的名义出没在贺职堡附近数十里的地方，保卫着人民“春播、夏锄、秋收、冬藏”。但是，由于游击队在敌后受条件的限制，成股的日军仍然出来骚扰残害老百姓。于是，如何拔除贺职堡这个据点，全歼这股日寇和伪军，就提到游击队的斗争日程上来了。
团党委作了认真研究之后，认为用硬攻的办法，代价太大。而且敌人会很快得到三岔、神池、五寨等县城骑兵、机械化部队的增援。只有采取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迅速解决战斗的办法，才是合算的。这样就需要首先摸清敌人的活动规律以及布防的情况才行。于是，侦察参谋任天法率领一组侦察员出没在贺职堡敌军据点的周围。在游击队赵队长和人民群众的帮助下，任参谋等同志很快就进入贺职堡镇活动。他们初步掌握日军每天都是上午八九点从据点外出，下午四五点全部返回据点，与外界的唯一交通是吊桥。远处观察到有三个坚固的碉堡，估计有三挺机枪，封锁住三条通路；周围挖的沟约有两人多深、两丈多宽，沟中放有坚硬的棘树；哨壁外面有一层鹿砦，里面还有一层铁丝网，白天是无法接近的。晚上，日军用军犬放哨巡逻……但日军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出操，什么时候睡觉，晚上的哨位布置怎样，火力情况怎样，还是无法知道，因此侦察员们都很心急。据点中没有一户老百姓，混入据点是根本不可能的。怎样打破一个缺口，深入“虎穴”呢?任参谋苦苦地思索着。
一天晚上我请他们到团司令部开会，任天法同志就把问题摆到桌面上。大家沉默了一阵后，侦察排长张补有发了言，他说：“我们即便弄到敌人据点内的布防图，没有一定的兵力想拔除这个据点也是困难的。这也不符合上级交代的奇袭原则，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另外的办法?例如里应外合的办法。”“里应外合”，一下提醒了任参谋。他说：“张补有的办法好，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从伪军身上想些办法呢?”从此以后，侦察员的活动重点由日军身上移到伪军身上来了。结果发现，据点内的伪军中队长戴天，经常去镇上陈三保老汉的家。经打听，原来陈三保是伪军中队长的舅舅。陈三保的独儿子已被日军打死。因此，我们决定从陈三保这里进行策反伪军的工作。任参谋和陈三保拉上了关系，三天两头到他家走走，帮陈三保挑挑水、干干活。在闲谈中，从家常话慢慢说到了日军的暴行，对陈三保进行启发教育，发现他对日本鬼子也是切齿痛恨的，对外甥当了伪军中队长而感到很羞耻。在任参谋的帮助下，他明白了许多道理。后来，当陈三保得知任参谋是八路军后，对他肃然起敬。于是，陈三保主动帮任参谋对女儿月英进行教育。月英接受了侦察组的授意，对表哥戴天做起教育工作。
一九四四年春的一天晚上，伪军中队长戴天又来到舅舅家里。在谈话中，陈三保慢慢把话题引到前几天日军强奸不成而杀人的事情上。月英接上话茬，问道：“表哥，日军这样侮辱和残杀咱中国人，难道你们看到还会忍心，再帮助他们吗?”停了一会，戴天叹了一口气，说：“我们最好不谈这个问题，谈这些问题太危险，我会尽力保护你们的。”
“为什么不能谈这类问题?看到乡亲们被糟踏、被杀害，心中就忍不住气愤和难过。”月英紧接着补上了这么一句。戴天说：“你以为我们当伪军的都是没心没肝的吗?要知道我们也是没办法啊!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是你们根本想象不到的。我们还是不谈这个问题吧!”这次试探性的谈话就这样地结束了。事后，任参谋和侦察员们认为，这位伪军中队长是可以争取的。于是，布置陈三保老汉和月英，以后多了解日本鬼子如何对待伪军生活等方面一些情况。过了一段时间，我们通过月英从戴天那里，了解到日本鬼子对待伪军也是很不信任，只要鬼子认为某个伪军“有问题”，就可随时拉出去枪毙。鬼子还对伪军的亲属做了户口登记，如有一个伪军逃跑或反正了，全家都要遭殃。伪军和日本鬼子之间也存在着很深的矛盾，许多伪军是敢怒不敢言。任参谋和游击队长赵志勇一道作了研究布置，决定目前一个阶段的重点工作，仍然是争取戴天反正，多向他交代党的政策，说明目前国内外形势，以解除他的顾虑。陈三保和月英反复对戴天做工作，他仍顾虑重重，不肯与八路军会面。
这时已是一九四五年的春天了，戴天在陈三保和月英的启发帮助下，觉悟有了提高，顾虑有些解除，同时他对形势也有所了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的补给是越来越困难了，弹药缺乏，兵力也不足。戴天也觉察到日军呆不长久了，不如听陈三保和月英的话，找八路军接头，也好留一个退路。一天，戴天对陈三保说：只要能保证安全及绝对保守秘密，愿意和八路军的工作同志接接头，谈谈反正的条件。
在一个春暖乍寒的下午，我们的侦察组长和伪军中队长直接会面了。地点自然是在陈三保老汉的家。任参谋首先向戴天扼要说明了一下敌我形势，着重激发他的民族感情，最后向他清楚地交代了党对反正伪军的政策。戴天，由于几个月来受着陈三保和月英的影响，态度还比较直率，他说明伪军和日军之间存在着很深的矛盾，都是中国人，谁愿意死心塌地跟鬼子跑呢。接着，他就主动地介绍了日军如何残酷对待伪军，以及日军兵力部署和武器配备的情况，最后表示只要能保证伪军及家属的安全，他愿意率队反正。任参谋交给戴天一个任务，要他把据点内日军布防地图绘出来，并且约定以后，日军有什么活动的情报，随时通过陈三保送交给八路军。
以后，戴天还多次主动地提供日军外出抢粮及运输弹药、粮食的情报，使游击队打了几次胜仗，缴获了不少东西。我们团部几个领导认为，任参谋和赵志勇队长在研究决定解放贺职堡据点的战斗时，一定要照顾到戴天的困难，并充分尊重他的意见，一再启发他提出歼灭贺职堡鬼子的具体意见。经过了半个月，戴天终于提出了他对拔除日军据点的办法。他的意见是这样的：日军修筑这个据点虽然想得很周到，使八路军不论白天和晚上都很难接近和攻人。但也有它的一定弱点，因为据点周围削成了绝崖峭壁，就使哨兵产生了一定的死角，远处看得很清楚，但峭壁底下就有些部分看不到，可供隐藏埋伏，鬼子晚上是不大注意那些地点的。他只顾把吊桥吊起，利用军犬和伪军放哨。如在拂晓前，游击队能派一部分部队潜伏到峭壁下面，按照约定的信号，把吊桥放下，采取突然袭击，这样里应外合容易成功。同时，他又提出：潜伏的人不能太多，那里只能隐蔽下二十来人，多了容易暴露目标，反倒坏事。戴天的这个意见，很快汇报到了团部。经过我们研究，认为可行。
为了周密布置，在四月末的一个下午，赵队长、任参谋邀约戴天到陈三保家碰了头。游击队决定只派二十五个精悍队员前去。接着，他们三个人研究了什么时候进攻为好。赵队长提出最好是选择敌人脱离枪支的时候。这样可以迅速解决战斗，减少我军伤亡。戴天又建议：“最好是在天刚亮时进攻，因为游击队只能晚上才能潜伏到据点旁，天亮不久敌人就要开饭，他们吃饭都不带枪，只要游击队一进攻，我就叫伪军把鬼子的枪收掉，这样可以很快解决战斗。”这个意见，很快得到我们团部的批准。于是，约定以对空鸣枪一响作信号，择定五月一日这天早晨发动进攻。赵志勇队长召集了党的支委会，对作战计划作了周密的研究，对二十五个队员也作了挑选，并对大家作了动员。在支委会上，还对万一奇袭不成，如何应变作了研究，决定把整个连队的兵力都摆在据点附近，作为对上述二十五个队员的支援。我们靠人民群众的掩护和帮助，在头一天趁黑夜，二十五个精壮的队员都悄悄地进入贺职堡，分散掩藏在几户老百姓家中。
晚上两点钟左右，赵队长带领二十五个队员悄悄地向据点匍匐前进，一切都很顺利。不到四点钟，一个接一个都爬到吊桥附近的峭壁下，分散隐蔽着，静静地等候约定的信号。不久，东方放亮。这时游击队员们听到敌军起床的哨音，接着是鬼子出操的脚步声。大约又过了半个小时，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也许是鬼子们开饭了。但是约定的信号还是没听到，大家的心情更紧张起来，手紧紧地握着武器，正在这时突然听到一声枪响，赵队长起身一看，只见吊桥已放了下来，他立即率队冲了进去。由于对方位地形预先作了研究和分工，五个队员冲向敌人放枪的地方收缴武器，其余的人跑步冲向饭堂。这时敌人已发现了我们，他们也很快由饭堂往放枪的地方跑，但被我们劈头截住了。这时鬼子小队长平野静郎掏出手枪进行抵抗，有两个鬼子大概是准备去站岗的，手中也拿到两支步枪进行抵抗，都很快被我们击毙。其余的鬼子有拿碗、筷、碟子抵抗的，有拿凳子、扫帚抵抗的，逐渐退回到饭堂里。这时，所有阵地都被游击队占领了，伪军在帮助收缴了一部分枪支后也围了上来。游击队很快冲进饭堂，对顽抗的敌人又击毙了两个，其余鬼子在“缴枪不杀”、“八路军优待俘虏”的口号下，全部被俘获，总共不到一个小时就解决了战斗。
战斗结束后，赵志勇队长立即集合队伍，清点战果，共计击毙顽抗的鬼子五人，其余全部被俘，共缴获歪把子机枪二挺、掷弹筒二个、步枪五十余支，还有很大一批粮食和弹药。伪军五十四人在中队长戴天率领下带枪反正，我军无一伤亡。游击队和反正的伪军，都带着胜利的微笑，押解着俘虏，扛着缴获的武器，离开了日军盘踞了五年的据点。后来，据侦察员报告，敌军赶来增援时，迎接他们的仅是一座被烧毁了的据点和几具尸体。在我军强大压力下，接着不久，日军被迫把三岔堡、五寨城等据点都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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