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们来后，敌情又有了新的变化，我们团也由临战状态变为搞生产。老边区的部队搞生产，已不是什么新鲜词儿，可对我们这些“新边兵”来说，倒真还是一件稀罕事。
那天，我们二连指导员从团部开会回来，集合全连在树荫下搞动员：“同志们!我们很快又要打仗了!”几个月来，我们心里头都“闲”得发慌，一听这消息，就使劲地拍巴掌。“不过，这是在反经济封锁的战场上，是不动枪炮的战斗!咱们连的任务嘛，就是搞生产，纺棉纱……”什么?纺棉纱!下面听的人一下开了锅。我们那个爱放“炮”的三班副王高顺，当场就蹦起来给指导员放了几“炮”。尽管指导员耐着性子，给我们说了一大通道理，但我们心里头还是想不通。
这天一大早，连长贾清江带着大伙领来了大批棉花。全连除抽一个组搞生产外，其余每人一架纺车，纺车上还写了数码子和每个人的名字。一班、二班、三班……四合院里摆了一大溜。大家围着纺车，在那里发牢骚：“我去请个大婶子来，我替她家去种地。”“唉，可惜信不通，要不叫咱娘来。”站在旁边的黑脸庞连长，一摆手：“什么作风，跟老子上!”可大伙还是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不动。连长见自己的命令不灵了，转身拽起我的胳膊：“小程，你先上!叫那些老兵瞧瞧!”我憋着一肚子气，挣开他的手边走边嘟囔：“哼，咱当兵就是替穷人打天下的，纺棉纱，我不干!”天刚黑，指导员打发通信员把我叫到连部。
刚一进门，指导员瞧着我愁眉苦脸的样子，半开玩笑地说：“咋啦?八路军还兴闹情绪!”我坐了下来，气呼呼地说：“指导员，凭您咋说，纺棉纱，反正咱不干!”“这就不对了。自力更生是毛主席的号召啊!”指导员边说边从公文包里掏出张纸来，“你先看看这个，然后我再跟你谈!”我一看，是…•张报纸，开头我还不想看，后来见上头有张照片，觉得新鲜就顺手接了过来。一一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周副主席右手摇着车把儿，左手牵着棉芯子，目光注视着线球儿……
第二天一大早，我头一个上了纺车。摆弄这玩意儿，难哪!你的力有牛大，也使不上。我腰杆子直挺挺的，就是软不下来。一急，不是右手忘了摇把儿，就是左手扯断了线。整了老半天，才纺出一截粗不拉叽的纱来。那真不知是啥玩意儿，一段儿粗，一截儿细，有的地方还鼓出一疙瘩棉花。旁边的老班长见了就打哈哈：“哈哈!不折不扣的猪肠子，送到炊事班去加菜!”逗得全班都笑了，我只觉得脸上发烧……纺棉纱是个细路活，不光难住了我，就是我们的黑脸庞连长试了几把，也是望着纺车叹气。没法，指导员跑到县里，把妇救会的吴大嫂请来当顾问。吴大嫂望着我那别扭劲，忍不住笑：“小兄弟，你以为是拉牛过河啊!腰要软和一点儿，手也要悠着劲儿拉。你看，棉芯子都叫你捏出水来了!”说着，就给我们做样子看。她的腰真软，侧过去摆过来，一点也不别扭，手牵着线儿，自自然然。
随着纺车“吱呀吱呀”地叫，线轱辘看着看着长大了……我看得人了神，心里头直发狠：大嫂子能办的事，咱小伙子办不成?亏咱还是个八路军呢!我回到自己的纺车边，学着大嫂的样子纺起来。吴大嫂又帮我纠正了几回动作。慢慢地，我的两个手合上套了，腰也自如些了，就是拉出的纱还有粗有细的。开头几天，每天纺了一二两。大半个月后，就长到三四两了。到了秋上，每天都能纺十两以上，而且出的纱也均匀了。年尾，我还被评为纺纱积极分子呢。
一九四四年秋，整个陕北解放区到处都是高梁火红、稻谷飘香，大生产运动带来大丰收。我们三十二团二连开进佳县附近的郭家店，帮助老乡秋收。就在这时候，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记得当时的口号是：“掌握两杆子，建设新政权!”解放区的群众说干就干，不到一个星期，各村都办起了农民夜校，村口地边还插了不少识字牌。我脑子里印象最深的，要数郭家店村口那块识字牌……
一天傍晚，我帮助郭大爷家割麦子回来，已累得腰酸背疼。正要进村吃饭，可刚到村口，不料树后蹦出一个手里握着缨子枪约莫十来岁的小家伙。我仔细一看，是村儿童团的二刘。他指着那块三尺见方的识字牌，有板有眼地说：“八路军叔叔，请您认完字再过去。”我见那牌子上画着锤子、镰刀一类的图画，图画下面写着“工人”、“农民”一类的字样，我连猜带认总算糊弄过去了。可下面是一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字样，没有配图，这下我可抓瞎了。前面那几个字我倒认得，就是那个“帝”字怎么也认不出来。
这也难怪，我是从牛背上滚下来当兵的。到了队伍上，班长叫我学文化，可我觉得这阵子仗都打不完，那还有闲功夫去学那“洋码子”，连里发的识字本，只用个把月，就不晓得甩到哪里去了。我望着识字牌抓了半天头皮，也没“抓”出来，只好按我平时说顺了口的胡乱说了一句：“打倒小日本那狗东西!”二刘一听，嘴巴就撅了起来：“不对。要重认!”我只好嬉皮笑脸地说好话：“二刘，叔叔干了一天活，饿得肠子都在‘闹革命’啦，你先放我过去，吃了饭再来认好不好?”他把缨子枪朝路上一架：“不行!八路军不带头认字，就不放你过去!”我肚里咕咕叫，忍着性子跟他说：“叔叔不认得，那你教我吧。”二刘头一歪，给我念了一遍，接着又要我认。可我到了嘴边又忘了，又是一句“打倒小日本那狗东西!”这下真把那小家伙惹气了，不管我咋说，就是不让我过去。我们俩正闹得难解难分时，民兵队长领着两个下夜哨的民兵走来了。他们一见我俩这架势，笑得腰都弯了，跑过来抱歉地说：“小程同志，真对不起，只怪我没跟二刘讲清楚。”
后来我才知道，部队学文化由部队自己负责。我紧忙说：“没什么，没什么。”这件事很快传到连队，小伙子们笑了我大半年。我脸上是经常发烧，心想，咱这八路军还在儿童团面前出洋相，真丢人!
打那以后，我就发狠学文化，一天记一两个字，就是行军打仗，也没间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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