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从地道走出来，房东大壮哥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他在我耳边轻声急促地说：“老阎，鬼子到村外了!”这个情况来得太突然了。以往鬼子都是拂晓进村搜查，下午返回据点。今天鬼子变了花样，大概是想给我们来个措手不及。我马上爬上屋顶，往村外一看，约有三四百日本鬼子和伪军正大摇大摆地向村里走来，我心里升起一团怒火，本能地摸了摸驳壳枪。可是，我想起没有发完的电报，想起了首长的告诫，强压着怒火，从房顶上跳下来，让大家立即转入地道。当大家迅速钻进地道后，我让大壮哥也进地道躲一躲，他说：“我在上面给你们听听风声，要是有个意外也好照应。”我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说：“好吧，注意点。”大壮刚把地道口盖上，我们就听到鬼子的敲门声。
不一会儿，就听到鬼子进了屋，直诈唬：“藏八路的有，地道的有?统统交出来!”接着，听大壮不慌不忙地说：“岗楼就在村西头，八路的没有。庄户人家要地道干什么，统统的没有!”鬼子又厉声喊：“要搜出八路，死了死了的有!”接着，就听到一阵翻箱倒柜的声音。这时，我蹲在洞口下面，把手枪子弹推上了膛，准备万一敌人发现洞口，就给他一梭子。在黑暗中，我突然发现洞口没有盖严，敌人就在跟前，重新盖已经来不及了。听到敌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我的心立刻揪在一起。敌人发现地道口怎么办?我们个人牺牲事小，电台被敌人发现损失就大了。
就在这紧急时刻，大壮抱进来一捆柴草，他塞进灶膛里迅速点起火来，并听他说：“皇军渴了，烧点水喝喝吧。”一股浓烟顺着道口的缝隙钻进地道，我们头上也响起了“噼噼啪啪”的柴草正在燃烧的爆裂声。以后再也听不到什么动静了，大概是敌人被烟熏跑了。上面到底怎么样了，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心里真着急。为了探听敌人的动静，我顺着地道来到大门口台阶下的隙望孔，向院子里看。这时，正好听到敌人在大喊大叫着说：“八路的电池的有!”真糟糕，鬼子把我们埋在南墙下面的废电池挖出来了，我真怨恨自己粗心。敌人既然发现了我们丢下的物品，就不会轻易放过。我急忙转回地道里准备应付更严重的情况。阴湿带有霉味的地道里，油灯摇曳着昏暗的光。同志们正在灯下整理机器和擦拭武器。不久，敌人就在我们的地道上开始挖了。铁镐敲击着地面，就像敲击着我们的脑壳一样。暗处有人小声说：“坐在这里等他挖，还不如冲出去跟他们拼个痛快。”这是郭贤的声音。这虽然是句气愤话，却启发了我。我是电台队长，又是党支部书记，这里有十几个同志，还有急报没发出去，我深感责任重大。现在天还没有黑，敌众我寡，虽然不能硬拼，但也得想个办法，只要坚持到天黑，我们就好办了。我立即召集大家想办法，研究怎样对付敌人。小崔说：“从晾望孔射击敌人，这就暴露了目标。可干等着敌人挖，又不是个事，怎么办呢?”只见小郭那两只灯笼般的眼睛眨了眨说：“咱们给他来个调虎离山计!”大家一听，齐声说：“对呀。”办法终于想出来了。
最后，我们决定组成三四个战斗小组，分头出击，从支道上的嘹望孔射击敌人，把敌人调开。我同小崔和小郭一个小组。当我们来到大街东头一个厕所的隙望孔时，发现约有一个排的鬼子成三路纵队，正向我们迎面走来，可是走到离我们约四五十米时，又来了个向后转。那个日本鬼子队长正在“叽里咕噜”地说什么。我对小崔和小郭说：“这真是个好机会。”我顺手拿过小郭的马枪，把枪伸进射孔，对准最近的一个鬼子，“砰”就是一枪。这一枪把洞里震得尘土四起，弄得我满脸都是土，眼都睁不开了。呆了一会儿，我擦了一下眼睛，往外一看，有一个鬼子被我给打死了。其余的鬼子遭到这突然袭击，像被捅了窝的马蜂一样，乱窜乱叫。有一二十个鬼子跑到街北王家大门口的台阶下挤成一团，惊恐地东张西望。
这时，我又推上一颗子弹瞄准台阶上的鬼子，“砰”又是一枪。其他几个小组，也从隙望孔向敌人射击。东一枪，西一枪，打得敌人摸不着头脑。敌人见势不好，吓得朝大街西头跑去，慌慌张张地撤退了。地道保住了，我们的电台也保住了。米家务“堡垒户”里又响起了电报声，电键奏起了一曲胜利的乐章。
一九四五年四月初，我们又驻在米家务。两天来，西南方向约十里左右枪声不断，究竟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还不清楚。晚上，我到了东大村分区司令部参谋长那里。参谋长对我说：“敌人在前天突然包围了小芦子，我敌工部驻在那里。据侦察，敌人这次‘清剿’与往常不一样，是重兵‘围剿’。估计敌工部损失不小，你们要警惕。”在回来的路上，我反复考虑敌人这次“清剿”的特点，想到我们电台区队经常驻在这里，估计敌人是知道的，很可能搞我们一下。
第二天拂晓，我们突然听到街上有人群跑动。周班长报告说：“敌人正在包围村庄，外逃的老乡都被赶了回来。”不出所料，敌人真的来了。我当即命令各分队、报训队，在地面上阻击敌人，掩护老乡转移，然后转^地道。敌人首先用重兵把米家务围得严严实实，并有数辆装甲车在村外巡逻警戒。约莫八九点钟，部分敌人进到村里，进行所谓“清剿”，挨家挨户搜查八路军，寻找地道。敌人还抓了些老百姓，强迫他们挖地道。没过多久，有的地道口被发觉了，有的地道被挖开了。敌人一见地道口挖开了，就向地道里打枪、投手榴弹、灌水，还点燃柴革向地道里熏。浓烟钻人地道后，呛得人们喘不过气来，眼泪直流。但同志们在这种情况下非常沉着，水来了堵水，烟来了脱下衣服包上土堵烟。地道里很矮，又是水又是泥，大家爬来爬去，简直成了泥人。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唯一通向村外的南通道，已被敌人挖断了。现在，只剩下通往村东的一条地道，而这条地道敌人正在挖，如果让敌人挖通了，我们就失去了突围的希望。这时，我们的电报还没发完，地道里有几十个干部、战士和二十多人的报训队。最叫人担心的是地道里的家属、小孩、村干部，男男女女近百人的生命安危重重地压在我的身上!怎么办?想到这儿，分区首长的声音又在耳旁响起：“要冷静，沉着!”我马上召集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最后，大家决定组织几个战斗小组，分头打击敌人，重点是保住通向村东的地道不被破坏，争取坚持到黄昏突围。
不一会儿，枪声、手榴弹声响起来了。郝队长带了两个战士从李家洞口出了地道。他们从北屋炕上往窗外一看，两个敌人正向北屋走来。郝队长说：“正好来送死，准备射击!”等敌人相距只有二十来米时，只听一声“打!”三人同时开枪，打死了一个，另一人吓得连滚带爬跑了。报务员小张也带一个组出了地道口，他们隐蔽接近正在挖掘地道的日本鬼子、伪军，接连甩过去几枚手榴弹。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吱哇乱叫，丢下铁镐盲目地放起枪来。夜幕终于降临了。一天的紧张心情稍微放松，我看了看表，整六点，就立即向同志们发出命令：“准备突围!”近百人很快进入了通道。哪知道有一段地道没留气眼，地道又矮，不得不爬着走。氧气越来越少，灯也点不着了，如再等半小时非把人们憋死不可!我正着急的时候，突然感到一阵清爽，原来到村外地道口了!我们终于从敌人的包围中出来了。部队出了地道口，顺着交通沟奔向正东大魏庄。这时，米家务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燃起了熊熊大火，整个村庄成了一片火海……
大魏庄虽然有敌人的据点，但它也是我们常驻的村。到了村西头，我让大家隐蔽在道沟里，由郝队长等人先到老“堡垒户”曹大伯家里。大伯、大娘一见我们就亲热地问：“你们来啦，同志们呢?”“在村外等着呢!”我们又问他们村里有没有情况?大伯说没有，并催着叫同志们快进村。大伯、大娘一家张罗着给同志们做饭，我们就忙着架线。为了防止意外，我们把天线从地道的通气孔伸到房顶上的芝麻秸里伪装起来，在地下开设电台，用干电池进行工作。地道里又窄又小，我们只能趴着工作。
在暗淡的油灯下，小张一遍又一遍不停地呼叫着，终于与对方电台沟通了。我们立即把电报按时发了出去。第二天拂晓，忽然民兵报告说：“鬼子来啦!”曹大伯对我说：“老阎，你们快下地道。”我们从曹大伯家的牲口槽钻进地道。曹大伯忙把牲口牵进来，放上草。不一会儿，敌人进了院，他们冲着曹大娘喊叫说：“八路的、地道的统统地交出来!不交全家死了死了的有。”大娘非常沉着地说：“我们离岗楼这么近，八路不敢来。我家也没有地道。”鬼子气冲冲地说：“你的良心坏了坏了的。”话音未落，就打了大娘几巴掌，鲜血顺着大娘的嘴角流了出来。鬼子一看问不出什么来，就翻箱倒柜，在院里乱挖、乱掘，找地道。在这紧急情况下，曹大伯怕挖出地道，暴露了我们和电台，就对那些日本鬼子说：“地道我知道哪里有，我带你们去。”鬼子一听，马上露出狞笑说：“你的大大的好。”曹大伯带着鬼子向村北老爷庙走去。到了庙前，鬼子问：“地道哪边的有?”曹大伯不慌不忙地说：“别急，你们跟着走吧。”他从庙前绕到庙的左边，又从庙左边绕到庙后，从庙后又走到庙的右边，然后指着一个红薯窖说：“皇军，这就是地道。”鬼子们以为真找到了地道，狂叫着蜂拥而上，结果挖了半天是个红薯窖，才知道上了当。敌人气坏了，拿了把油锤抡起来就向曹大伯腰部砸去。敌人撤走后，我们回到屋里，看到躺在炕上的曹大伯，才知道曹大伯为掩护我们和电台，遭到敌人的毒手。我走到曹大伯的身旁，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不由得泪如雨下，久久说不出话来……
几个月后，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持续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胜利了。在这欢庆胜利的大喜日子里，冀中十军分区的军民，在牛驼镇召开了一次盛大的庆功会。会上，我们电台区队光荣地获得了一面奖旗。当我走上主席台，双手接过这面鲜艳的红旗时，我仿佛又看见了大壮哥、曹大伯和那无数冀中人民的可敬可爱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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