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入冬后的一天下午，我在隐蔽点给伤员换完药回到孙医生家。一进门，见一个商人打扮的陌生人正和孙医生小声地商量着什么。孙医生发现我站在门口，连忙说：“小郑，这是李启悦同志，他在夏镇伪军那里做地下工作，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位叫刘家廉的医生。以后，你就要经．常到他们那里去，把他们搞到的药品转运到我们这里来。”李启悦走上来对我说：“小郑同志，一会儿跟我走，到我们那里认认门。”来到夏镇，我们走进一位姓乔的商人家里。我们一进屋，见有两个伪军官坐在桌边谈得正来劲。李启悦小声说：“你先在这等一下。”就向里屋走去了。
过了一会儿，一个伪军出去送另一个伪军。这时，换上一身黄军装的李启悦从里屋走出来说：“小兄弟，别站在那出神了，快到屋里坐。”我还没坐下，那个伪军官已经回到屋里。他走到我跟前握住我的手说：“你就是小郑同志吧?”李启悦忙过来向我介绍说：“这就是刘家廉同志，我们采购站的负责人。”从此，我和他们建立起联系，每隔三五天就去那里取一次药。后来我才知道，刘家廉和李启悦同志是在一九四二年冬天打入伪军的。他们取得了尹瘸子的信任，刘家廉当上了少校医官，李启悦当上了上士卫生长。表面上两人在姓乔的商人家里开诊所，为伪军看病。实际上，这里是鲁南军区的一个地下医药采购站。
一天下午，孙医生告诉我，夏镇来了通知，让我马上去取药。我来到刘家廉的诊所。进了里屋，见李启悦正在等我。他早已准备好了两篓子药品，叫我赶快担走。我担起担子出了诊所，没走几步，就觉得这次担子比以往的沉。这时，从对面走过来一个伪军，他拎着皮带，戴着墨镜，冲着我喊道：“站住!干什么的?”我放大嗓门，有意让李启悦听见：“赶集的!”那家伙两脚一又，挡住我的去路，又伸出手来抓我的担子。我猛地向后退了一步，闪了他一个趔趄。他气急败坏地叫了起来：“他娘的，我看你不是赶集的，是给八路送东西的。”“什么八路九路的，我不知道。我就是来赶集的，不信你就看看。”“哟，张班长啊，今天咋来晚了?”我一听是李启悦的声音，顿时松了口气。李启悦来到伪军跟前，从裤兜里掏出一支小药瓶，在伪军眼前晃了晃说：“这‘六O六’是我特意给你留的，咱对你够交情吧?走，进屋打针去吧。”伪军点头笑了笑，还是不想放我走，指着我对李启悦说：“我看这小子不像是赶集的，可能是给八路送东西的。”
李启悦满脸不高兴地说：“你没看到他是从我们的门里出来的吗?实话跟你说，这位小兄弟帮我们做点小生意。”这时，刘家廉走过来。伪军满脸堆笑地迎上去，“叭”的一个立正，行了个举手礼，说：“刘医官，我来晚了，让您久等了。我正在盘问这个小伙计，没想到是您府上的人。”刘家廉绷着脸说：“没什么，以后见了我们的小伙计给点方便就行了。”“那一定!那一定!”伪军边说边跟着李启悦向屋里走去。刘家廉向我摆了摆手，示意我快走。我担起担子快步向镇外走去。我出了夏镇来到护城河桥，放下担子靠着桥栏杆休息。看着两个沉甸甸的篓子，好奇心促使我打开了一个篓子。我把上面的脱脂棉、纱布卷等一件件拿出来，把装药的玻璃瓶往两边一扒，猛地把手抽了回来。我赶快把东西重新装好，挑起担子就走，恨不得一步就迈进孙医生家。原来，篓子下面有两支手枪、四枚手榴弹和几十发驳壳枪子弹。我回到孙医生家里，又惊又喜地向孙医生说：“我今天担的有‘硬家伙’，可偏偏遇到伪军盘查，多亏刘医生他们解了围。”
我一边把药品、枪弹往外拿，一边带有埋怨的口气说：“以后再担‘硬家伙’，事先给我交个底，好有个思想准备。”孙医生说：“好吧，我向刘家廉同志说一下。这次也是为安全着想，怕告诉了你，你会精神紧张。”后来，我从刘家廉的诊所里担出许多药品、枪支、弹药和钢笔、手表、纸张等部队急需的用品。每当孙医生或李启悦对我说“路上多加小心”时，我便知道一定又有“硬家伙”了。鲁南军区不断扩大，战斗更加频繁，部队需要的药品数量日渐增多。
一九四四年初春的一个夜晚，孙医生去支队开会回来，领着一个人来到我的房间。孙医生向我介绍说：“这是军区派来买药的范惠民同志。”然后又对范惠民说：“这就是小郑同志，到刘家廉那里担药的就是他。明天他带你去夏镇和刘家廉接头。”次日清晨，我和范惠民来到夏镇街上。我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我们没有遇到敌人的盘查，顺利地来到刘家廉的诊所。范惠民和刘家廉见面后，说明了来意。军区派范惠民出山，是让他和刘家廉一起到天津去购买药品。他们在一起研究商定了具体行动方案和起程的日期。
第二天天刚亮，他们俩一个是伪军军官的装束，一个是商人的打扮，动身去了天津。刘家廉和范惠民一去十几天，杏无音信。军区首长几次派人到三孔桥打听消息，孙医生和我也急得寝食不安，担心他们遇到了危险。二十多天后，李启悦兴冲冲地来到孙医生家，激动地说：“货已到手，按预定的方案接货。”一辆马车满载着货物从临城城里朝关卡走过来，刘家廉和范惠民坐在车里。车上装的是药品和器材。一些零散药品都装在十几名民工的担子里，担子上面放着蔬菜、粮食、柴草、禽蛋等。这些民工分散地跟在马车后面。马车和十几副担子已经顺利通过了城内的几个关卡，只剩下出城的最后一道关卡了。刘家廉心里明白，敌人对这道关卡把守得最严。马车来到关卡前停下。刘家廉从马车上跳下来，傲慢地拿出买药的证件，递给带班的伪军。这家伙看看刘家廉的打扮，又看看盖着官印的证件，“叭”的一个立正：“长官，请。”
刘家廉招呼正在帮着车把式紧绳套的范惠民说：“范掌柜，走吧。”范惠民头也没抬地说：“刘医官，别着急。这车上的绳子松了，不紧一紧，马车跑起来摔坏了东西，算你的还是算我的?”刘家廉转过头来向那个伪军说：“和这些商人做买卖真伤脑筋，他们就认识钱。”说完，刘家廉掏出一支哈德门牌香烟递给他。其他的伪军都站在一边看着，刘家廉朝他们哈哈一笑：“弟兄们，拿去抽吧。”把一盒烟扔给了伪军。这时，挑担子的民工陆续来到关卡。他们拿出良民证，伪军们看了看，就放行了。眼看十几副担子就要过完了，一个伪军走到带班的跟前说：“今天的小贩怎么比每天都多?我看这些人有点可疑。”带班的伪军把烟头往地上一摔，说：“对!把后面的那几个拦住，严格检查。”说完，就拦住一个民工。“哪里的?”“夏镇的。”“挑的什么东西?”“老总，你们不是看见了吗?做点小生意。我有良民证，请老总高抬贵手吧。”“他奶奶的，有良民证也不行。给我搜!”站在一旁的两个日本兵也过来叫嚷着：“顶好!顶好!”几个伪军一拥而上，把篓子上面的东西扔了满地，篓子里的鸡蛋露了出来。两个日本兵高兴地嚷着：“顶好，顶好，咪西咪西。”抓起鸡蛋就往怀里揣。刘家廉走过来拍了拍那个带班伪军的肩膀，小声地说：“实话告诉你，这几个做小生意的都是我雇来的，给我们尹团长做一笔买卖。你要是给点方便，事成之后，我在尹团长面前美言几句，不然的话……”说着，刘家廉掏出一个纸包塞到他手里。这家伙眼珠转了转，立刻就明白了。他把纸包塞进兜里，冲着伪军们喊：“弟兄们，这都是夏镇尹团长手下的挑夫，是自己人。”挑担子的民工都出了城，刘家廉和范惠民这才上了马车。车把式的鞭子“啪”的一声响，马车通过了城门。东西送到三孔桥，下一步就该往山里送了。我非常向往主力部队的战斗生活，就把想法告诉了范惠民，要求完成任务后留在山上。范惠民和孙医生商量后，满足了我的愿望。
这天天黑后，由二十多名民工组成的送药队，在铁道游击队两个短枪班的护送下，离开三孔桥，向鲁南军区机关所在地进发。我和范惠民走在民工的前头，过了津浦铁路，前面就是根据地了。这时，我情不自禁地回头望去，三孔桥早已消失在迷茫的夜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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