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当我们护送聂司令员到达兴县革命根据地后，吕正操同志找我谈话，提出要我在盘道梁开辟交通线这个问题时，我却与领导“顶起了牛”。吕司令员见我半天不吭声，便催促着说：“心里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说嘛!”我寻思这件事还有商量的余地，便直言不讳地说：“吕司令员，我请求组织上不要派我去……”吕司令员看我不服从分配，即以批评的口气对我说：“这样不好啊，共产党员应该服从组织分配。”其实，我是怕挑不起这副担子。
以前我曾多次路过盘道梁，知道这个地方是晋察冀、晋西北两大军区的接合部，很多领导干部、机密文件、军用物资都要在这里过往，责任非常重大。再说，当时我很想去延安学习，所以我对吕司令员说：“我不是不服从分配，而是怕自己水平低，完不成这么重大的任务，希望领导上能让我去延安学习。”“你要求学习这很好，以后有机会一定考虑你的要求。可是现在要你在盘道梁开辟交通线，这是当前对敌斗争的需要啊!任务确实很艰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看到这种斗争实践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嘛……”
正当吕司令员给我耐心开导的时候，突然贺龙同志风尘仆仆地从门外走了进来。他一见吕正操同志就热情地伸出双手说：“听说你们来了'特意来看望你们。刚才见了聂司令知道你们一路上都很辛苦。”说完转过脸来，望着我问道：“这是谁呀?”吕司令员介绍说：“这是彭龙飞同志。他是从你们一二O师三五九旅来的。”“哦!”贺老总听后，又重新打量一下我问道：“你是怎么来到晋察冀的?”我急忙回答说：“我是随刘道生同志一起来的。”“噢，那你现在在哪个单位?”我正不好作答，吕司令员却接过话茬说：“我们打算派他在盘道梁开辟交通线，他不愿去，我正和他谈话哩。”贺老总听了后，立即神情严肃地对我说：“这可不好，盘道梁是我们与敌人进行‘蚕食’与反‘蚕食’斗争所争夺的一条咽喉要道，要你在那里开辟交通线，这可是对你的信任啊。”就这样，在几位领导同志的批评教育下，我终于端正了态度，第二天办了手续，就带着三个侦察连直奔盘道梁去了。
盘道梁，是在敌占区和游击区交界的地段，周围有敌人的大小据点。尤其在盘道梁的中心点关帝，就有敌人一个大据点，它像安插在交通线上的一个钉子，严重威胁着我们过往同蒲路的安全。我带着三个连队去了后，很快把群众发动起来了。我们又新建了两个武装连队，加上当地原有的两个武装连队，一共有七个连队，成立了一支雁门支队(又称二十支队)。上级还给我们配发了一部电台，随时都可以和晋察冀、晋西北两大军区联系，取得他们的策应。所以，尽管我们当时的处境很险恶，兵力也有限，但是在群众的支持掩护下，我们仍能在敌人的包围圈里神出鬼没地活动。然而，当时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尽快制服这条交通线上的敌人，确保我们过往同志的安全。俗话说：“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
当时，在盘道梁这条交通线上，敌人气焰最嚣张、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关帝的大据点。只要我们能设法制服它，就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于是，我们当即定下决心，先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在关帝的据点。当时敌人设在关帝的这个据点，兵力雄厚，工事坚固，四周挖了一条又宽又深的壕沟。敌人除每天出来巡逻搜捕放一次吊桥外，其余时间不放吊桥，很难攻打。特别是我们出于斗争策略的需要，暂时还不能彻底拔掉这个钉子一以免刺激敌人。我们只能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一方面打打他们的气焰，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一方面开展政治攻势，从内部瓦解他们。
在一个夜幕低垂的晚上，由于我们摸清了敌人平时活动的规律，便在夜色的掩护下，神不知鬼不晓地把三个武装连队，潜伏在据点周围的一些旧煤窑和砖窑洞内。大家严守纪律，整整一夜，没有发出一点声响和一丝光亮……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据点里的日伪军照例出来巡逻搜捕。当他们转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情况，开始放松警惕。敌人到村子里抢了一些猪、羊、鸡、鸭大摇大摆地往回走时，突然，我们潜伏在窑内的部队从两旁冲了出来。同志们一边端枪射击，一边大声呼叫：“缴枪不杀!”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蒙了，顿时乱了营。据点里的日指挥官，为了自己的安全，不等外面的日伪军跑回来，就下令收起吊桥。
跑不回去的日伪军在沟边急得直跺脚，咒骂他们当官的没良心。这些回不去的日伪军，东躲西藏，到处乱窜。除那些顽抗的日本鬼子被我们当场击毙外，大部分伪军都乖乖地当了俘虏。这一仗，果然把敌人嚣张的气焰打下去了，好长时间他们都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其他据点里的日伪军，听说八路军这么厉害，也都变得老实多了。这样，我们的队伍就便于活动，加紧开展这条交通线上的工作。当 时，我们学习冀东做敌伪工作的经验，对抓来的伪军进行宣传教育，’要求他们以后出来不要伤害群众，日本鬼子来“扫荡”要给我们通风报信。有的伪军是本地人，我们就通过他们的家属做他们的工作，要他们立功赎罪。这些伪军绝大多数都不愿意当一辈子汉奸，尤其在当时抗日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他们也都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所以，经过一番教育，他们都纷纷表示愿意改邪归正，戴罪立功。后来，经过教育的伪军，不但经常给我们通风报信，而且还按照我们的要求，每次等我们的人员物资通过后，隔了一个小时才向日本鬼子开枪报警。总之，不到半年时间，我们就在盘道梁打开了局面，开辟了一条通往延安的敌后交通线。
可是，我们这条交通线，引起了日本鬼子的注意。敌人组织了大队人马来盘道梁“扫荡”，妄图一举歼灭我雁门支队。
这一天，正是农历年三十，大雪纷飞。我们接到伪军的报告后，即在各个山口派出了警戒哨，大路上也都埋设了地雷。只要一发现敌情，地雷一响，我们就立即组织转移，同敌人在山沟里转圈子、打游击。由于有了准备，大家思想都很镇定，照旧在村子里和群众一起迎新除旧、欢度春节。这里的群众生活很苦，他们不种粮食，主要以挖煤窑为生。平时吃的主要是山药蛋(土豆)、莜麦面。今天过年，家家户户包饺子，大人小孩个个喜笑颜开。没料到，这时日本鬼子已摸到了村口。原来，这天风雪特别大，天气也非常寒冷，在山口上担任警戒的同志，以为有地雷报信，都钻进山洞避寒去了。可是雪下得太厚了，埋设在大路上的地雷一个也没踩响，日本鬼子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摸了进来。霎时间，村里村外，枪声大作。我们一边组织部队抵抗，一边赶紧组织群众向山上转移。等把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安全转移上山后，我们部队才向山沟里撤退，把敌人吸引过来，以掩护山上的群众。
敌人这次“扫荡”，就是想要歼灭我们雁门支队。双方一接上火，他们就死死咬住我们不放。当时的地形，对我们也非常不利。敌人居高临下，而我们则被敌人密集的子弹打得抬不起头、起不了身。尤其是对面的山岩上敌人又架起机枪，封锁住我们山沟里唯一的一个出口处，这就更使我们陷入了困境。如果等到天亮，我们整个支队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那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就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敌人的机枪停止了射击。
我们以为敌人的机枪手被打死了，赶紧抓住这个空隙带着部队冲出了这条山沟。事后我们回来打扫战场才揭开了这个“谜”：原来敌人的机枪手趴在岩石上射击，身下的积雪被体温慢慢融化了，忽然一滑溜，便身不由己地连人带枪一起掉进了深谷，跌死了。我们在那里还拾到两支歪把机枪哩!这次“扫荡”，敌人被我们牵着鼻子在山沟里推磨打旋。转悠了两天一夜，终于在严寒的驱使下，敌人夹着尾巴收兵回营了。
他们一走，我们又回到了原地。盘道梁，还是我们的盘道梁，交通线照常畅通无阻。一批批在延安学习的领导干部，从这里安全通过；许多机密文件、战斗号令，不断地通过这里转到全国各地；一批批医药用品、枪支弹药，从这里输送到战火纷飞的战场……盘道梁，成了我们在敌后的一条钢铁运输线，它是联结抗日军民的一条大动脉，它是我们通向抗战胜利的坦途。
有一次，萧克和刘澜涛两位领导同志打这里路过。他们刚一坐下，就关心地问起了这条交通线上的情况。我向他们报告说：“过去你们来，我们要派大部队护送，有时还要打一下才能过去。现在你们就放心休息吧，等天一黑，派两个武工队员在前面领路就行了。”两位领导同志看我说得这么自信，开始还有些怀疑，后来看我们如此顺利地把他们送过去了，高兴地拍着我们队员的肩膀说：“你们真行啊，这说明我们抗战胜利在望啊!”
说真的，经过一年来的亲身实践，我的思想感情有了根本的转变。我不但爱上了这里的战斗生活，而且爱上了这里的人民、这里的山山水水!我觉得自己就像是植根在这块土地上的一棵树苗，如今开了花、结了果，已经同盘道梁的一切融为一体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那次日本鬼子来“扫荡”，我们冒着严寒在山沟里转圈子、打游击。很多同志都冻伤了，我的一双手也冻坏了。当时，好心的同志急忙找了一些棉花，给我包扎了起来，为的是不让我的手再被冻坏。
有一天，支队部警卫班的几个小鬼从外面捧回了一堆梨。大家一看这些嫩绿的梨子，鲜灵灵的，怪馋人的。有个心急的同志，没等给他分就拿起一个放进嘴里去咬，结果怎么也咬不动，才知道这些梨子冻得很硬!大伙儿说他不行，他还不服气，又端来一盆热水，把梨子往里一泡，这些嫩绿的梨子一下子全变黑了，顿时成了一堆烂梨。恰好这时，有位老大爷从门外路过，看到这种情景，便告诉他们说：“小同志，要冷水拔梨啊!”我一听这话，心里“咯噔”一震。赶忙要人把我的手打开一看，果然，有七八个指头已经变黑，开始坏死了……不久，医生要我去进行手术治疗，我却执意不肯去。最后，他只好实话对我说：“再不进行截肢手术，就会危及你的生命安全!”于是，我的双手被锯掉了，从此，便离开了盘道梁。
可是在我离开的那一天，我的心情是多么的难舍难分!我不是因为自己在盘道梁献出了一双手，而是因为我对盘道梁的人民群众、对盘道梁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有着牵肠挂肚的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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