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上午十点多钟，十五旅转来了情报，鬼子分兵十八路来合围我们。有几股已经横渡了长江、襄河夹击上来了。我们立即派通信员骑马送信，派司号员发出号令。直到下午两点钟，我们才从湖面上收齐了部队，押着大群俘虏，带着缴获的枪械北渡襄河向后转移。第三天傍晚，我们旅到达了胡家台子北面一座小镇扎下营来，三十八团驻镇东边，三十七团五个连驻镇西南边，正南朝着胡家台子方向派出了九连作警戒。
吃过夜饭，我照例带着警卫员上街，观察全镇的地形。风吹得很紧，我把上身穿着的皮夹克衣领竖起遮住了耳朵，双手插在胸前的斜口袋，沿着街道边走边看。小镇不算繁华，有几家零星的小商店。镇南面有东西两条宽阔的大沙堤，沙堤中间有一条数米宽的河，东堤上散落着几问屋子，那就是胡家台子。两堤之间，隔河相呼，还能清楚地传话。面前这些景象渐渐被薄暮吞没了，一会儿天色全黑。我正打算回旅部去，只见南头有一个侦察员跑来报告说：“东堤上来了鬼子，先头部队已到胡家台子……”“有多少人?”我问。“前面有一二百人，后面没查清楚。”侦察员答。我叫警卫员通知九连再向前方派出侦察，自己快步回到旅部。
旅长周志坚、政委方正平正围坐在油灯下。我把情况报告后，大家立刻展开了研究。周旅长问我怎么办。我说：“来一二百人我们就打，部队刚打过胜仗，斗志正旺着，集中力量干掉他一路不成问题。”周旅长、方政委也赞成打。接着大家安排具体的打法，我说：“周旅长，你负责全盘指挥，我来打。”当场就决定周旅长带三十八团的一连和三十八团的重机枪连沿着西堤插下去。当时，重机枪连有六挺日式重机枪。东堤上那一段有鬼子，机枪就架在西堤掩护。一连绕到敌人屁股后去渡河进行包抄。我带三十七团的五连和三十八团的九连，从东堤上迎着鬼子扑上去，哪里碰上鬼子就在哪里干。部署完成，立刻行动。这是个阴天的晚上，天空像口大黑锅扣在头上，我带部队出了镇南口。为了随时摸清情况便于指挥，我走在顶头里，三十七团的孝岗营长和三十八团的李营长紧跟着我。这两个营长，年纪都很轻，打仗猛得很。大家手上都握着顶了膛的驳壳枪。我的皮衣口袋里装了一支压满子弹的左轮枪，双手插在胸口放步走着。走着，忽然有个黑影和我迎面撞个满怀，还没分清是什么人，只听“砰”的一枪震响在我耳旁。我急忙向左一闪，伸手一把抓着那个黑影的衣领，凑近一看原来是个鬼子。这家伙号叫着挣扎起来，我身后两个战士挺着刺刀大步冲上去，把他给戳死了。我们知道前面已布满了鬼子，大家就分外小心起来。我又派人到河边向西堤的部队打信号，报告周旅长我们已进入鬼子的防地。“副旅长，前头有火光。”李营长凑着我耳朵说。抬头睁眼看，前头几十米处有一座黑黝黝的祠堂，祠堂大门口露着一闪一闪的火光。我和部队都爬在堤沿上摸索前进。面前的景象越来越清晰，只见祠堂大门口架着两挺闪闪发亮的日本重机枪，两管枪口伸出在门外。重机关枪，这是多么好的武器，能把它夺过来，那该多好!三十八团的李营长一见这玩意儿，心就痒得要命。他也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冒冒失失一个箭步就跳到祠堂门口，不问青红皂白，弯下腰就伸手去搬重机枪。谁知鬼子把重机枪的脚卡在门槛下，根本挪不动。鬼子一见有人夺枪，就扔出了几颗手榴弹，沙堤上“轰轰”炸开了几团火花，炸伤了我们几个战士。李营长一见情况糟了，索性蛮干起来，拔出驳壳枪喊了声“九连冲锋!”便跳进了祠堂，九连战士也呼啦啦拥进了祠堂大门。顿时，祠堂里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一百多个鬼子和一百来个战士在不到几十米方圆的祠堂大厅里，进行着枪来刀去的拼杀。鬼子还扔开了手榴弹，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阵接着一阵，祠堂里的柱子、神位、香案也炸得乱飞乱溅，敌我双方都有了惨重的伤亡。
我被挤在大门口急得直跳脚，可不能这么蛮干哪!我们完全有办法不付大代价去消灭这批关在笼中的鬼子。这么一来，对河周旅长的重机枪也发挥不了作用啦!别说我急，周旅长在西堤上也急得在跳脚。他放开嗓子喊着：“退出来，退出来……”我立即命令部队撤出祠堂，部队已伤亡了一些，李营长自己也挂了彩。通过一场乱战，我们知道祠堂里是鬼子的一个大队部，有足够的部队保护着，有一个大队长在里头，还有几部电台和一部马达。我迅速组织九连一个排用火力封锁住祠堂大门，别的部队在祠堂北头挖野战工事隐蔽下来。我叫李营长带些人回到镇上去找梯子，准备组织部队爬房顶、掀瓦片、开天窗，向祠堂里塞手榴弹，来个上下火力夹攻，可找了好一会儿，也没找到梯子。这时候，周旅长指挥的三十八团一连，从祠堂以南渡过河来，消灭了二十个正在打狗杀鸡的鬼子，完成了对祠堂的包围。但是，祠堂里鬼子兵力雄厚，弹药充足，火力也强，如从大门口硬攻，势必伤亡过大。
周旅长在西堤上大声地喊着：“黄霖哪!怎么攻……怎么攻……”我也站到东堤上用手在嘴上围起个喇叭筒高声回答：“旅长……硬攻不行哪?放把火把祠堂烧了算了……”周旅长一听我要烧房子，连忙把两只手举在头上摇晃，喊着：“不烧……不烧……有电台，有重武器，烧了可惜……可惜哪!”周旅长不愿意烧祠堂，那只好再找梯子。我就决定到一连占领着的南村去看看有无梯子。没有梯子，找长木头也行。我让李营长注意着敌人大门口的动静，自己就带着警卫员摸到祠堂背后一条沟子下慢慢向南走去。沟下是一片腐烂的污泥，脚一踩下去就直往泥里陷。还有一汪汪的水潭子，站也站不稳，走也走不快，没走上十来步，就滑倒了七八跤，浑身溅满了腥臭的泥浆水。没办法只好双手抓着沟沿的杂草慢慢爬，爬了几十分钟，好容易爬到了一连的阵地。我对一连长交待说：“马上派人去找些长木头。用草绳子节节捆起来。然后派两个班沿着独木梯爬到祠堂顶上去，掀开屋顶的瓦片，往下塞手榴弹。”并且规定了联络信号。
交待罢，我和警卫员又立刻转回北头。这一回，我不愿再爬那道泥深过膝的水沟子，而是直朝着沙堤走，准备猛一下跳过被鬼子封锁着的祠堂口去。警卫员为了保护我，一定要走在头里，我就跟在他的后边。到了祠堂口，警卫员一个箭步冲过去了，我也闷着头大放着步伐。这时，只听得对岸传来了周旅长非常着急的喊叫声：“不行……快……快……不行……”在风的干扰下，旅长的喊叫声断断续续很不清晰，我还是很不解意地向北走着。突然，我的正面冲上来一个端着步枪的九连战士。我以为战士看错了人，连忙喊：“我是副旅长，别误会……”但那个战士根本不理睬我，头也不回地朝我身边冲去。我这才意识到后边有什么情况了。回头一看，使我大吃一惊。在淡淡的月光下，离我数步远有一个鬼子，舞着一把亮闪闪的指挥刀，向我后脑勺直劈过来。九连那位战士为了保护我才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只见那战士前腿一弓后腿挺直，向鬼子猛地来了个突刺，但鬼子往旁边一闪，长刀一挥，“啷”一声，战士的步枪被刀劈断了。在这危急之时，工事里又跳出我们几个战士，拥了上去，七手八脚把那个鬼子按倒在地，几把刺刀同时戳进了他的肚子。我叫战士们撕下这家伙的肩章一看，嘿!原来就是鬼子的大队长。没多久，三十八团一连从祠堂顶上发来了信号，南边九连的战士也迅速攀着独木杆爬上了房顶。
顿时，房顶上热闹开了，有的抡起锄头把瓦片宗或先贤的庙堂。l捣开，有的把瓦片下的横木梁砸断，接着三四挺轻机枪枪口朝着挖开的屋洞下，猛烈地扫射起来，手榴弹也一颗颗甩进了祠堂。鬼子遭到屋顶上的袭击，慌乱了。他们见大队长阵亡，一个个把身上的军衣剥光，凶狠地咆哮着，准备与我们决一死战。鬼子狗急跳墙地向大门口连着几次冲锋，都被我们对岸的重机关枪打回屋去。屋上门外，火力像雨点一样泻着，鬼子没办法，只好全部挤到祠堂内的小屋里去了。为了最后消灭这股敌人，我再次请求周旅长用火攻，周旅长终于同意了。我马上叫战士们抱来几大捆稻草，在屋顶上点燃起来，一团团燃烧着的火把落进了祠堂的大厅。霎时，屋顶的木梁间，飞蹿出一条条火焰，浓烟腾空弥漫起来，干燥的木头、屋柱、神龛、桌案烧得爆响，熊熊的火光映红了半个天空。祠堂被大火吞没了，百十个鬼子在里边号叫着、嘶喊着，有的又发疯似的冲出大门来，但在对堤重机枪的猛射下纷纷倒毙了。这座破烂的祠堂就这样成了这批日本侵略者的坟墓。
天亮后，我和周旅长进祠堂去看，见无数具烧得弯弯曲曲的鬼子尸体层层叠叠地横倒在断壁残垣上。当我们吹起军号集合部队胜利回镇时，三架日本飞机低低盘旋在祠堂的废墟上，活像在为被歼的二百多个鬼子报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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