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一个黄昏，风卷着树叶和黄沙，狂暴地冲击着山野、村庄，被掀起的飞沙走石，打得行人猫着腰，脸上像刀割一样的疼。傍晚，我和左叶同志带着部队开进神仙山西侧的花木沟村。村里游击队、民兵撤走了，群众也转移了，只剩下几个特别熟悉山路的青壮年，为部队操持粮食和做向导。连日来，敌人“荡平”神仙山的“扫荡”早已开始。我们在敌人“分进合击”中，凭着根据地人民的帮助和对地形熟悉的条件，巧妙地转移出来。
十几天里，我们风餐露宿，有时一天吃不上一顿饭，饥饿、疲劳把身体拖瘦了，病魔乘虚而人，回归热、恶性疟疾接踵而来。我正连续发高烧，嘴角烧烂了，躺在玉米秸的地铺上。勤务员小郝给我端来了一碗开水。此刻，左叶同志进来，亲切地安抚说：“不要紧，敌人尽管疯狂地追逐我们这支队伍，我们一定能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他叹了口气又对我说：“可惜你病了，我的责任加重了。你如果实在不能随军行动，就把你放在一个最隐蔽的群众基础好的地方，把病治好。”我说：“我不要紧，请不要为我担心。现在要紧的是，因连续行军作战，又吃不上喝不上，部队相当疲劳，请你把部队的休息先安排好。”
我的话音未落，忽然听到沟口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警戒部队又和敌人打起来了。左叶同志吩咐担架人员做好准备。他回过头又对我说：“你快上担架，我到前面看看。”说罢，他急忙去指挥部队转移。勤务员小郝刚把我扶起来，门坎还没有迈过，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就在院外响个不停。随着急促的脚步声，我感到问题严重。我担心地在想：“老左怎么样?部队如果失去指挥，那可糟了。”我一只脚刚迈出大门，一阵叫骂声和喊杀声混杂一团。我急忙转过身子。小郝搀扶着我，拐过屋角，翻过矮墙，背起我，摸着田埂，向神仙山飞奔。突然，我们两个人倒下了。几分钟过后，我从昏迷中醒过来，使劲地去拉小郝，拉不动，喊他也没回声。我去摸他的头，一股热血，粘满了我的手，他牺牲了。我剧烈地颤抖起来，在夜光中，看见他那带着孩子气的面孔，因流血过多而像纸一样苍白。我抑制不住这意外的痛楚，眼眶滚动着热泪。在我的面前，、又出现了小郝那张红润的脸。这孩子从小生长在冀中平原，参军之后就跟着我。
冀中“五一大扫荡”时，主力部队南下了，我们日日夜夜活动在赵(县)、藁(城)、束(鹿)地区。有一次，夜晚敌人包围了村子，几个鬼子和伪军冲着我住的院子走来，把我和我爱人刘瑞言(当时在六军分区卫生部当文化教员)，还有小郝堵在门口。小郝急中生智，冲着最前面两个敌人使劲一推，敌人跌倒了。趁他们还没有爬起来的瞬间，我们急忙转过屋角，在一片黑暗中，奔往熟悉的滏阳河边去了。几个月的隐蔽和转移，小郝都同我们在一块儿，饿了的时候，他设法买来了窝窝头和高梁饼。我忘了是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中，我哀痛地哭出了声来，幸好被敌人的厮杀声掩盖过去了……我摸了一下嘴唇，鲜血仍从凝结着的血块上流出来。“糟了，我也负伤了!”我侧转身，左臂支撑着，坐了起来，顿时眼花缭乱，火星子直冒，天地像推动的磨盘，转得更加厉害，我又倒了下去。“难道革命任务就终止了吗?跟随党和毛主席南征北战十几年的老战士，难道就……不!我还年轻，革命还需要我。”我默默地望着黑暗的夜空，咬紧牙关，忍痛爬起来，但说什么也站不住，只好用手脚支撑着一点一点地往前爬行挪动……“爬到哪里去?队伍受了多大挫折?现在转移到了什么地方?”一连串的问号和担心，在脑海中浮动。
我在山谷里爬了很久，竞没爬出敌人的包围圈。原来，绕过几道梯地，打起了回旋。我误认为再爬过前面的山冈，就到神仙山的岭根村了。当爬过一摊溪水，又爬进了一条狭窄的山沟，正在重新判断方位时，我的手摸到了一个僵硬的身躯。我怔怔地呆了半晌。“坏啦，这不是又回到我和小郝负伤的那个地方吗?”我骤然省悟到，这不是什么快到岭根村，而是转回到离花木沟不到半里路的地方。一转念，一种特别留恋的心情，使我抱着小郝的脸，轻声地叫他，摇他的头。他直挺挺地躺着，两只手仍摆着背我的姿势。这时，复仇的怒火又在我全身燃烧，仿佛有一种巨大的力量支持着我。我用溪水把小郝额角上、脸上的血迹擦洗干净，忽地把他抱起来，放入深坑内，用毛巾盖上他的脸，搜寻了一些碎石和泥土，把我的战友掩埋了。
这时，狂风已停，月亮已过中天，那如水似银的月色照着田埂和旷野。疲劳、干渴，喉咙似冒出火花。本来，负了伤忌喝冷水，临到这时，顾不得一切了。我坐在一块石头上，扑下身子狼吞地喝着溪水。痛饮之后，把由肺里咳出的凝结在喉管壁上的血，吐了出来，觉得舒畅多了。天快亮了，东边鱼肚色的云块后面，放出短短的霞光。四面山头上的敌人还在搜索，村子里、山坡上、高梁地里到处狂喊：“出来吧，再不出来就开枪啦!”在无奈之下，我又爬进一块高梁地里。
十月的天气，高梁叶虽经初霜，但叶子还是青的，相当茂密。敌人派了一队人马，顺着通上神仙山的小路迅速地展开，脚步声听得很清楚。我探探头，从高梁秸的缝隙中还能看到鬼子们凶残的脸。我把腰间的手枪掏出来，心想：“你搜吧，搜不出来是我的，搜到我跟前，一个换两个。”几个钟头的搜索过去了，我躺在那里，口渴得不行，用舌头舐舐潮湿的泥土。但是稍微翻一下身，血吐得更多。这时，我镇定地摸了一下负伤的位置，才知道子弹穿透了左臂，穿透了肺叶，在左肩胛背侧，张开的血口有铜钱那样大。我负伤已二十多个小时了，既无止血药，又无敷料，血口老敞开着，黄蜂、牛鼻蝇在伤口和伤日附近吸吮着，蚂蚁成群结队把我的血痂撕碎后，搬入它们的蚁穴。
中午的太阳，像钉子钉住了似的，一动不动。闷热，伤口疼痛，被黄蜂蜇过的脸、脖子红肿起来，心绪很烦躁，我恨不得找几个鬼子跟他们拼了。下午三点左右，听不到敌人搜寻的吆喝了。我想，敌人这次又扑空了。我自言自语地说：“李真，你不能去见马克思，因为党交给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哩!”正在思量如何去找部队时，突然，敌人从山上赶下一群羊来。顿时，羊撒满了我这块隐蔽地，调皮的羊羔走到我的身边，有的仰头扑高梁叶子吃，有的舐我流出的血。跟在羊群后面的敌人，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在太阳光照射下，明晃晃的刺刀刺眼欲痛。我用小石头把羊打开，领头羊“咩咩”叫了几声，所有的羊都跟着跑走了。我又侥幸避开了一场灾祸。好不容易，太阳爬进了西山，山谷间一片昏暗。在东北方向仍滚动着隆隆的炮声，也许敌人的主力又投入新“合击圈”去了。我仍像一只蜗牛在草丛、荆棘里、石缝间不住地挪动。
夜深了，在银色的月光下，我看见了几个人影。他们寻找着什么东西，一会儿翻动溪边的芦草，一会儿拍拍巴掌。他们手提的驳壳枪，不时地映着月亮，闪射出一道道亮光……我不知道怎么一回事醒来之后，自己已安然地躺在岭根村一个草屋里。我爱人坐在我的身边，抚摸着我滚烫的头，用毛巾轻轻地擦洗我嘴角上的血痂，把喷香的小米稀粥送到嘴里。当同志们一个个和我握手、关怀问候时，我觉得革命大家庭无比温暖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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