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起来，为加强战地医疗救护工作，我八路军总卫生部组成了三支队伍开赴抗日最前线，一个由孙毅之同志带领去晋察冀鲁豫军区，一个由姬鹏飞同志率领，奔赴新四军地区，我则带领一个手术队到了晋察冀军区。
晋察冀军区地处山西、河北、察哈尔三省边界，是抗战时期有名的模范抗日根据地，是在著名的平型关战斗之后，由聂荣臻同志率领一一五师一部分主力部队创建起来的，边区部队由两千多人迅速发展到几十万人。部队兵员猛增，但医务人员奇缺，有的团根本没有医生，有的团虽有个把医生，但受过正规医学训练的极少，多是那些走村串巷的郎中，医疗技术水平很低，伤病员的治疗有很大困难，因此，创办卫生学校，抓紧为部队培养医生，是当时十分紧要的任务。
当时援助中国抗战的白求恩大夫，就曾向聂荣臻司令员建议开办卫生学校，并推荐由我担任卫校校长。聂荣臻司令员是我的老首长，早在长征遵义会议期间，我就给他看过病，那时他腿有创伤，是由我负责给他治疗的。他对卫生工作十分重视，本来他也早有建立一所卫生学校的打算，白求恩的建议，正符合他的心意。他把我和卫生部的领导找去，亲自面谈创办卫校事宜，指定我为校长，负责卫校的筹建工作，但是开始筹建就遇到许多不可想象的困难。
晋察冀边区是一个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处于战火纷飞的战斗环境，全区只有冀中地区是大平原，其他地区都是崇山峻岭、地瘠民贫的山岳地带，交通极不方便。加上敌人对边区在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在军事上实行频繁“扫荡”，在“扫荡”中又实行惨无人道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妄图彻底毁灭抗日根据地，这就是边区的现实情况。在这样的环境下，创办医科学校，谈何容易!它比创办军事政治学校困难更多，面对这样的现实，究竟应该怎么办?
办校存在着不利因素，但也存在有利因素。最大的有利因素就是有领导和群众的积极支持。首先是聂司令员对创办卫校非常重视，需要他解决的困难问题，有求必应，卫生部叶青山部长、游胜华副部长，还有供给部的查国祯部长，对创办卫校都非常热心，在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持，把冀中最有名的专家教授输送到学校教课。学校先后从冀中军区抽调了殷希彭、刘朴、陈淇园、张文奇、张禄增等五位专家教授到学校担任教员。殷希彭和刘朴抗战前就是保定河北医学院有名的教授，殷希彭是曾留学日本的病理教授、病理学博士，担任了教务处主任；刘朴是微生物学教授，他的医学知识非常渊博，除了教细菌学外，还能教药物学、外科总论和毒气学等各种课程，是一位多面手；陈淇园是留学日本的小儿科专家，内科水平很高；张文奇是留学日本的眼科专家；张禄增虽然只在河北医学院学习过三年，没有毕业即参加了抗日战争，可他是殷、刘两位教授的得意门生，他的解剖学学得非常扎实，对解剖部位背得滚瓜烂熟，他担任基础课的解剖学和生理学两门课，很受学生欢迎。这几位专家教授都成为了我们办校的骨干力量。不久，又来了任彬、郭庆兰两位女教员，她俩是北平协和医院毕业的高级护士，初来时还穿着旗袍，到校后才脱去旗袍，穿上军装，这样学校又有了两名护士教员，为我们创办一所综合性卫校奠定了基础。
我担任校长之后，和我从延安一起过来的手术队医生魏方中留在学校当了教员，王义之、孙锋、黄平等几个同志分别分配到二、三、四分区卫生部担任了医务主任。我自己兼了外科教员，我不是正规院校毕业，只在中央苏区总部在江西瑞金办的红色卫校第四期学习过，是土生土长的土专家，教课有困难，但我愿意学习，有时行军骑在马背上也要看书，上课前认真备课，凭着多年的临床经验，滥竽充数。
一九三九年十月初，延安医大一部分师生由俞忠良同志率领来到晋察冀边区，与军区卫校合编在一起，合编后我仍担任校长，俞忠良同志担任政治委员，一九四O年以后，又陆续到来两位国际友人柯棣华和傅莱，后来又从北平协和医院、北平医学院来了几位同志，都先后担任了教员。军区首长下决心，为卫校抽调了学员，当时学员分三批到校，第一批是由各分区从卫生工作岗位或其他工作岗位抽调的，这批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高的高中毕业，低的只上过小学；第二批是从抗大二分校和华北联大抽调来的，都是高初中或师范生；第三批是从延安卫校来的，也多数是高初中学生。我们的教员和学员全都是抗战积极分子，革命热情非常高，他们蔑视困难，勇于挑战，争当革命开拓者，这是办好学校最大的有利因素。
创办卫校，开始是白手起家，没有任何物质基础，既没有教材，也没有教学设备，完全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没有教材，教员动手自己编。编写什么样的教材昵?这又牵涉到学制问题。确定学制，必须从我们部队的实际出发，不能照搬正规医科院校的一套，他们的学制是五年制六年制，这不适合部队的急需，远水不解近渴。部队需要速成，但学制太短，又不能培养出合格的医生。经过反复研究，最后确定军医班学制为一年半，调剂班一年，护士班八个月。这个学制符合战争实际，培养的医护人员又基本称职，我们就是按这个学制编写教材的。编写教材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参考资料，最初只有我在红军时用过的一部罗卡外科学和陈淇园同志从家中带出来的德文原版“柯雷派尔氏”诊断学可供参考，怎么办呢，只好凭教员的记忆来编写。讲解剖学的张禄增同志因为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就发动学员同他一起到乱葬岗挖回尸骨，经过泡制，做成骨骼标本，然后他看着标本编写讲义。后来从延安卫校带来一部分书籍，又想法搞到河北医学院一套教材，才有了一些参考资料。
编写教材是艰苦的脑力劳动，教员们为此花费了大量的心血，那正是盛夏炎热季节，为了赶时间早开课，他们不顾疲劳，不分昼夜地积极编写。在编写教材过程中我们确定了三条原则：一是少而精，这是根据速成的学制提出来的；二是从实际出发，要符合革命战争的需要，重点突出；三是通俗易懂。为争取早开课，就一面编写，一面刻印，刻印员是从学员中临时抽调的，教材印出一部分之后，就赶快开课了，从开始筹备到开课，只用了两个多月时间。
在抗日根据地办校，选择好校址十分重要，一是要安全稳定，使敌人不可能偷袭或奔袭；二是环境隐蔽，便于防空；三是群众基础好，积极拥护八路军；四是村庄较大，有足够的空余房间容纳学校。学校开始筹建时，选在河北省完县的神北村，神北紧靠唐河，那一年夏末秋初，连降暴雨，唐河洪水为患，为保证教学安全，学校转移到唐县的牛眼沟，在这里举行了开学典礼。牛眼沟处在边区腹地，是一个山高谷深的偏僻山村，安全完全有保障，但只有几十户人家，和延安卫校来的师生合并后，住处便发生困难。不久，敌人对边区进行冬季大“扫荡”，这是建校后第一次经受反“扫荡”的考验。反“扫荡”开始不久，白求恩大夫不幸逝去，噩耗传来，全体师生无限悲痛，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军区决定，卫校易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附属医院易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反“扫荡”胜利后，聂司令员选定唐县葛公村作为白校的校址。葛公村位于著名的青虚山脚下，背山面水。青虚山海拔七百多米，山巅有大庙，傍晚拂晓白云缭绕，景色十分壮观。唐河从葛公村东横流而过，两岸都是肥沃的稻田，本地出产的稻米，味香可口，甚是好吃，村子的周围，杨柳成林，风景优美，便于防空。春季里，村头田间，到处可看到盛开的杏花、桃花，秋季到来，那山边的柿林红叶更是美不胜收。
葛公村是一个有三百多户人家的大村庄，村中房屋空间较多，是战时在敌人后方办校最理想的地方，从此，学校就在葛公村长期驻下来，只在反“扫荡”的时候，才暂时离开，反“扫荡”胜利后，学校仍返回葛公村。葛公村的群众条件很好，他们热诚欢迎学校住在村上，给予学校许多方便。村民有了困难，学校也大力支援。一九四O年春天，因洪水泛滥，农民的稻田被淤沙淹埋不能播种，学校决定停下课来，帮助农民挖沙复田；村上有了病人，学校无偿为他们医治；敌人“扫荡”烧毁了群众的房屋，师生们积极地帮助抢修，那真是军民犹如一家，关系十分亲密。
白校是在战斗中发展壮大的，自1938年建校起， 每年秋冬季都要经受一次反“扫荡”的严峻考验，白校不是战斗部队，在反“扫荡”中没有消灭敌人的任务，主要是与敌周旋，保护自己，就是胜利。
聂怀念非常闲心白校在反“扫荡”中的安全，常派部队保护白校，但难免遭逢意外，1940年冬季反“扫荡”时，一天夜晚，白校正在万山丛中行军，突然发现周围都有敌人，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全校就在山顶露营，秘密进行转移，敌人扑了空。1941年秋季反“扫荡”中，学校的第二梯队在易县道士观被敌人包围，突围时有4名同志牺牲。为及时掌握敌情动态，在反“扫荡”露营时，我常把电话安装在枕头边。白校是在战斗中发展壮大的。自一九三九年建校起，每年秋冬季都要经受一次反“扫荡”的严峻考验。白校不是战斗部队，在反“扫荡”中没有消灭敌人的任务，主要是与敌周旋，保存自己，保存好自己，就是胜利。因此每次反“扫荡”对学校都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既锻炼了校领导的指挥能力，也锻炼了全校师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意志，使队伍更坚强。聂司令员非常关心白校在反“扫荡”中的安全，常派部队掩护学校，但仍难免遭逢意外。
一九四O年冬季反“扫荡”时，一天夜晚，白校正在万山丛中行军，突然发现周围都有敌人，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全校师生在山巅露营后，秘密进行了转移，使敌人扑了空。一九四一年秋季的反“扫荡”，是历次反“扫荡”中最残酷的一次，学校的第二梯队在易县道士观被敌人包围，突围时有四名同志壮烈牺牲。为及时掌握敌情动态，在反“扫荡”宿营各军分区首长也对白校非常关心，一次在一分区驻地某村宿营时，学校断了粮，我打电话向杨成武司令员求援，他立即派人送来了粮食。一面战斗，一面学习，是我们提出的战斗口号。在反“扫荡”中，除行军外，一有空隙，学校就抓紧时间进行教学。同学们背起背包，带上武器，到驻地村外树林里或山洼里便于防空的地方，把队伍集合好，然后教员来上课，同学们称这种上课叫“武装上课”。常有这样情况：那边武装部队在战斗，能昕到阵阵的炮声，而这边同学们仍稳坐钓鱼台，照样聚精会神地上课，学校就是在这样的战斗环境中，带出了一批批学员。
知识分子多，是白校的一个主要特点。教务处的教员基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其他行政、政治干部和学员基本都是小知识分子，工农出身的占极少数，在建校之初招收的第一批学员中，还有来自南洋的三名华侨。因此，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做好团结知识分子工作，是学校党组织不可忽视的政治任务。对团结知识分子，学校的领导十分重视，这项工作总的来说做得很好。我军在长期的艰苦征战中，主要成分是出身贫苦的工农子弟，因此有一些同志总认为知识分子难接近难团结，对他们看缺点多，看优点少，从我个人长期和知识分子共同战斗共同生活中，深刻体会到，他们虽有一定缺点，但有很多优点，优点是他们的主流。
第一，他们真诚的信任、拥护共产党和八路军；第二，革命热情高，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第三，治学严格，工作认真负责，吃苦耐劳，而且非常自觉；第四，特别值得钦佩的是，他们都是赤诚的爱国主义者，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对日本帝国主义刻骨仇恨，他们参军的动机就是为了打日本，为了挽救中华民族。校部的副指导员左克是一个女同志，在一九四一年秋季反“扫荡”时，不幸被敌人俘虏。面对敌人的刺刀和威胁利诱，她誓死不屈，与敌人坚决搏斗而壮烈牺牲；教务主任殷希彭同志，在一九四三年连丧二子，长子在前方战斗部队英勇牺牲不久，在秋季反“扫荡”中，次子又被敌机轰炸阵亡，面对严重打击，老教授革命斗志丝毫未受影响；国际友人柯棣华同志更是堪称楷模，他有癫痫宿疾，因屡次发作，我们劝他去延安休养治疗，他却坚持要留在抗战的最前方，发病后仍不肯休息，最后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
对待这样的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是诚心信任还是无端怀疑，是会产生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的，组织上对他们信任，会使其在精神上得到莫大安慰，反之，被无端怀疑则会使人精神上蒙受莫大痛苦，甚至使人意志消沉，因此，对待知识分子必须坚持严肃慎重态度，不能无端怀疑。白校对待知识分子非常信任，在政治上对他们采取保护政策。一九四O年四五月间，白校曾开展反汪派国民党特务的斗争，一九四二年以后，开始了整风运动，在这两次政治运动中，我们对白校的教员都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使他们未受到冲击。在知识分子有了入党觉悟和要求，条件成熟的时候，要及时发展他们入党，这方面我们工作有成绩也有缺点。对知识分子的教育，曾出现过不看对象、流于一般化的毛病，比如政治学习时，对教务处的高级知识分子，也采取集体读报方式，就是一个明显例证。
对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和国际友人入党，有些人也有顾虑，放不开手脚，为此，我们曾特地请示过聂司令员。聂司令员对知识分子政治上非常关心，他指示我们要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出身历史问题，要看到他们的主流。当我谈到想吸收殷希彭和柯棣华两个人人党的时候，聂司令员笑容满面地问我：“你想吸收他们入党，对他们的历史情况搞清楚了吗?”我回答说：“他们的历史清楚，现实表现也很好，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聂司令员大声说：“那很好，我同意你们吸收他们人党的主张，我负责做军区政治部的工作，你负责做学校的工作。”这样我先后介绍了柯棣华、殷希彭、张文奇三个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时间最能考验人，经过革命战争的洗礼，后来白校的教员全部加入了共产党，并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白校将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真正看成是党和军队的宝贵财富，在生活上对他们格外关心照顾，生活上的关怀，会使同志感受到组织上的温暖，提高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当时经聂司令员批准，白校教员的伙食按小灶待遇，虽然那时的小灶也很简单，只不过比大灶多吃几餐白面，偶尔吃些肉食，但这表明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
在反“扫荡”打游击的时候，教员每两人配备一匹乘马，年老的教员一人一骑，但他们往往不骑马而和同学们一起步行。在环境最恶劣的时候，我们曾把年大体弱的教员坚壁起来，以保护他们的安全。而他们自觉性很高，往往不愿让组织给予特殊照顾，他们常主动要求参加生产劳动和拾柴、背柴活动。一九四二年十月间，因粮食困难，学校决定去深山远道背粮，原计划教员同志留在学校备课，不去参加背粮，可是连老教授殷希彭、国际友人柯棣华和傅莱都主动参加了背粮活动。对教员中家庭有困难的，我们也尽量给予照顾。陈淇园同志是河北蠡县人，在冀中环境最恶劣的时候，他的老父亲和弟弟由于是八路军家属，被敌人得知后在家中不能存身，我们便把他们接到学校，给老父亲按随军家属待遇，弟弟参加了白校学习；刘朴同志是河北任丘县人，夫人也因在家不能存身，躲到北平亲戚家去住，我们想法把她从北平接出来，也批准为随军家属。那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年代，部队其他干部的家属是不能批随军的，这也体现了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殊照顾。
就这样，白校在烽烟中一面战斗，一面学习，在战火中成长，在极其艰苦的战争年代，为部队培养了大批医生，为保障部队战斗力、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一段艰苦岁月的战斗生活，也从此深深地存留于我的记忆中，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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