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瑞卿讲述海上血战的经历

Admin 发表于2015-10-14 17:13:51
抗日战争胜利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意外地遇见了一位老战友。我们已六七年没有见面,现在突然见了,他倒不承认我是伍瑞卿,却说我早已牺牲了。他说:那年从苏北去延安学习在海上遇难的一批团以上干部中就有我一个,后来追悼会上的遇难烈士名单中还有我的名字……这些话,唤起了我的深沉回忆。
那是一次最残酷的斗争,一场最英勇的战斗。于是,我慢慢地向这位久别重逢的战友讲起了,那次事件的经过情形。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五日,一只高大的帆船从苏北故黄河13开出来了。高耸的桅杆上扯起了帆篷,船很快就驶进了茫茫无边的大海……这一只大木船上,载的是我们新四军三师调去延安学习的团以上干部。这船全长五十米,宽二十米。船上有五根三丈多高的大桅杆,中桅下面有一个灶房,船里有七八个船舱,分头舱、中舱、后舱。船载重八千多石,吃水五尺多深。船上有四个船老大,一个姓马的指导员和二十多个水手。这船是我们八旅二十四团在一次海战中从海盗手里缴获过来的。现在,这只船运载着我们这些去延安学习的干部,从苏北沿黄海,绕过鬼子封锁区连云港去赣榆柘汪,经山东陆地再去延安。
我们一共五十多人,其中有一部分老同志,原准备分走陆路和海上两路,后因敌人对陆路封锁太严,不得已而改为全部由海上走。当时我们的负责人是师参谋长彭雄同志、八旅旅长田守尧同志和旅政治部主任张池明同志。我们穿着便衣,化装成商船,没有带武装护送,只是每个干部带有一至二名警卫人员,但都挎的是驳壳枪和手枪,全船只有我带了一支打鬼子缴来的马拐枪是长枪。彭雄参谋长、田守尧旅长、张主任、席庶民(师部科长)、黄国山(盐阜军区政治部保安处长)、吴毅(涟东独立团政治处主任)和我(旅供给部长),七个人都带了妻子,坐在船的后舱里。其他的干部和警卫人员都分散坐在中舱、头舱里。我们很多人过去连海都没见过,今天第一次坐海船。
海里风浪大,船颠得厉害,好多人都晕船,有的还在船舱里呕吐起来。我没有晕船,便从船舱里上到船上面来了。在船尾,一个生着银白胡须的船老大,稳稳当当地掌着舵。另外一个试水的船老大,拿着一根很长的很结实的绳索拴了一个一斤多重的铅球,不时地抛到海水里去,然后拉起来,看看铅球上粘着的泥土是什么颜色,从而判断这里的海水有多深,现在到了什么地方,走了多少海里。每一次,他都用一种悠长的声调喝着:“五沱……深……”(一沱五尺)那个掌舵的船老大根据他报的情况,望着面前的指南针,向水手们指挥着:“向东……向北……高……低……”二十多名水手,有力的臂膀紧紧地拉扯着粗大而笨重的绳索,整齐地合唱着一种海上的劳动号子。领导民船上工作的指导员老马在一旁不断鼓励:“现在顺风呀!同志们,加油呀!……”夜幕逐渐地笼罩了海面,船进入了夜间航行。大海四周一片昏黑,我披着棉衣,在船的前后来回巡视着。马指导员和没有晕船的警卫人员都轮流担任警戒。马指导员在海上一年多了,他是个非常小心谨慎的人。这一次,他知道任务重要,因此,特别注意船上的安全工作。这一夜的航行是很顺利的。海东面的白光慢慢扩展,天已经亮了,风也完全停了,而且开始了早上的退潮。我问船老大老王:“船到了什么地方?”“岚山头。”“离柘汪还有多远。”“还有八十里!”岚山头是日本鬼子在黄海边上的一个据点,距连云港很近。大白天,如果碰上敌人怎么办?我焦急得很,马上派人去把彭参谋长、田旅长他们叫醒了。没有风,又碰上退潮,这样我们的船不但不能前进,反而倒退起来了,而且是在向着敌人封锁严密的海岸退去。船老大和水手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船退的方向扭转过来,让船向大海深处退。一直退到七十多丈深的海面上,船不能再退了,就像抛了锚似的停在海上。“船老大,我们想办法搞划板用人划吧?”我说。“这不是江河,这是海呀!这样大的船,没有风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不一会儿,船板上传来许多急促的脚步声,彭参谋长、田旅长、张主任,还有许多人都从舱里上来了。大家都是陆地上长大的,对于海非常生疏。如果是在陆地上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一点也不怕。但现在是在海上,而且发生这样叫人着急的事情,我心里空空的,一点底也没有。
彭雄参谋长见同志们有些慌张,马上安慰大家说:“同志们,不要急!现在还没有发生什么,周围渔船还很多,敌人不一定会发现我们。”他和田旅长要我下舱去休息。他们说:“你一夜没睡,上了岸,你的事还很多!下去休息吧!”我和大家用望远镜向四周又观察了一会,才下后舱去休息。
我困倦地睡了一个多小时,大约七点多钟的时候,忽然被两声清脆的枪响惊醒了。我猛地坐起来,刚想到舱口上面去看看,田旅长和张主任跳下来了。田旅长告诉我刚才船上面发生的事情:开始,海岸那边传来了“嗡嗡”的响声,大家以为是飞机,后来才发现海的西边有一个小黑点在飘动。船老大老王大声失色地喊起来:“糟糕!鬼子的巡逻艇!”彭参谋长取下望远镜,向大家说:“同志们,敌人不来,我们不要动,敌人上来了,听我的命令再开枪!”他又把船老大叫到跟前说:“敌人要盘问我们,你们就说,我们是从上海到青岛的货船!”随后,他就到各个舱去布置,叫大家把手榴弹、短枪准备好,准备与敌人作海上战斗。为了不叫敌人发现我们船上有人,彭参谋长叫大家都下到船舱里。几个首长临时分了一下工,彭参谋长留在灶房里看敌人动静指挥全船对付敌人,田旅长和张主任回到后舱。马指导员带着船老大和水手站在船上准备和敌人巡逻艇对话。“砰!砰!”鬼子巡逻艇向天空放了两枪,船老大和水手马上把桅降下来。这是敌人订下的海上行船规矩。田旅长刚说到这里,就听见船上面发出了吵吵嚷嚷声:“你们上哪去?”鬼子翻译官的声音。“从上海来,到青岛去,做买卖的!”船老大老王回答得很流利。“我们来查一查,登记一下……”敌人巡逻艇渐渐地靠近了,撞上来了,木船摆动了一下,便被巡逻艇紧紧地抓住了。从船舱的窗口向外看去,巡逻艇尾部站着一个鬼子,正好面对着我,不到一米远。他用眼睛瞪着我,我用眼睛盯着他。猛然,我头顶的灶房篷子上响起了皮靴声,我抬头一看,是个鬼子小队长。他看见船舱里有几十个人,就“好的好的”狂叫起来。“旅长,怎么办?”我请示站在身边的田旅长。“打!”我端起那支马拐枪一下就把那个鬼子打倒了。田旅长又接过枪去连续向敌人的巡逻艇打了两梭子子弹。张主任也扔去七八颗手榴弹,但都落在钢板上滑到海里去了。与此同时,我听见彭参谋长在灶房里发出了战斗命令。中舱里司令部的几个科长、团长扔出几个手榴弹,头舱里警卫员同志们的二十响也开了火……全船顿时投入了战斗。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船上几十支“带响”的火力完全压住了敌人,这是鬼子们意料不到的。看看情势不妙,巡逻艇急忙掉转头离开了我们。站在灶篷上那个鬼子还在哇哇叫嚷,我瞄准了他,“砰”地一枪就把他打翻到海里去了。敌人没有上到我们的艇上来,反而被我们打翻了几个,鬼子恼怒了。巡逻艇开到离我们三四百米远的地方停下来,鬼子们躲在钢板后面架起两挺机关枪向我们猛烈射击起来。我们这只木船没有装甲设备,更没有海战经验,而敌人是一艘有钢板装甲设备的巡逻艇,有两架机关枪,十几个海盗全是经过海上作战训练的。我们的木船落了桅篷,停在海水中,就是有风也不能前进了。敌人的巡逻艇发疯似的围绕着我们轮番扫射。敌人的机关枪子弹像暴风骤雨一般射到船上,船上的水手牺牲了很多,子弹在海面上发出“扑哧,扑哧”的尖叫。厚厚的船板被打穿了,海水从弹洞流进船舱里来,情况十分危急。我们的短枪和手榴弹都够不着敌人,战斗开始不久,我们就牺牲和负伤了不少人。在后舱,我左腿负伤,彭、田、张首长的妻子也都被打伤了。现在,船上面的情况怎样呢?头舱、中舱都和我们联系不上,因为敌人封锁太厉害……田守尧旅长叫大家下到二层舱里,他那严肃的面孔,表现了对党高度的责任感。他说:“同志们,我们绝不能让敌人得到我们一点什么,现在,大家把所有的秘密文件撕毁,扔到海里去。”下层舱里,张主任带着大家在撕毁秘密文件。上层舱只有我和旅长在抵抗敌人,不让巡逻艇靠近我们的船。不料,一颗机枪子弹打中了我的左眼下部。顿时,我满脸鲜血直流,觉得头有点昏,好像要跌倒似的。田旅长扶住了我,问:“瑞卿同志,怎么样?”“不要紧,没有伤着眼睛!”我用一条洗脸毛巾缠住了伤口。这时,从舱口跳下来一个人,我一看是旅长的警卫员小郑。他手里拿着一支二十响,身上的衣服划破了几块,大腿上淌着血,看样子是刚负伤的。田旅长看到自己的警卫员这样勇敢,禁不住伸出两手,激动地拥抱了这个才十七岁的战士。田守尧旅长问小郑:“你从哪边舱过来的?师参谋长他们怎么样?”小郑告诉我们:“战斗一打响,彭参谋长就在船上灶房指挥,脚挂了彩,跌倒在中舱里,他还在坚持指挥。他看到舱头打的紧,马指导员、船老大和水手们大部分牺牲,眼看鬼子巡逻艇要接近船头,就亲自上去指挥,我们怎么挡也挡不住。巡逻艇刚要接近我们船头,被我们一阵手榴弹和二十响打退了。就在这时,参谋长负了重伤,胸口中了三颗机枪子弹。我们把他扶到舱里。他说:不要管我,我自己带的有药。你们快去抵抗敌人。他把我叫到身边,对我说:你是田旅长的警卫员,快到后舱里找田旅长、张主任,就是死也要爬到后舱,把我的话告诉他们:坚持打到底!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打。我离开参谋长,刚一上到上面,大腿就挂了花,敌人火力封锁太凶,上面牺牲和负伤的同志都躺在血里,我连滚带爬就过来了……”
下午一点多钟,战斗打得最激烈,敌人巡逻艇围绕着我们的船拼命地射击着。船舱里,没有负伤的同志站在血水中抵抗着敌人,负伤的男同志和船舱的所有女同志都在艰难地搬运船板、棉花、被子……堵塞漏水的弹洞,筑起船舱里的工事,以抵挡子弹。我们这只失去生命力的木船,死死地漂在海上,遭受着敌人疯狂的欺凌。有些同志忍受不住了。船舱里有人提出来:“跳海,新四军战士决不做敌人的俘虏!”“炸船!共产党死也要死在一起!”田旅长派警卫员到中舱去请示彭参谋长,警卫员带回来彭参谋长话说:“我们是共产党员,绝不会被敌人征服,但是现在跳海、炸船都还早,我们死要死得有价值!等敌人上到我们船上来,我们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那不是更有意义吗?”
突然从舱口上又跳下来一个人,正好落在田旅长身上。旅长以为是敌人,一把把他按倒在地,一看,原来是张主任的警卫员戴文天。他是冒着敌人的扫射从船上面滚着下来的,因为他的驳壳枪打卡壳了。“首长,给我一支好枪,我到船的中桅去抵抗敌人。我是在海上打过仗的人,我知道只要我们船上还剩一个人,敌人是不敢上来的。”田旅长答应了他的要求,交给他一支二十响和一些子弹。只见他把子弹揣在口袋里,两支二十响腰里掖着一支、手里提着一支,说了声:“首长,放心吧!我就是死也绝不让敌人靠近我们的船!”说着,向舱口一蹿,翻了个身,上去了。敌人的机枪又猛烈地扫射起来。忽然,我的头部又一次负了重伤,向前一栽,便昏倒过去了。我一直昏迷了两个小时,大家都以为我牺牲了。在我昏迷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许多新的情况,但我什么都不知道。后来,在医院养伤时,同船的卫生部副部长彭绍英、保安处长黄国山,还有那个警卫员戴文天,才把以后的情况告诉了我。
战斗进行到下午三点多钟,海上的枪声渐渐稀落了。又过了一会儿,敌人停止了扫射,我们也停止了射击。敌我双方沉默地对峙着,一种可怕的寂静的气氛笼罩着海面,紧张得叫人喘不过气来。沉默一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敌人以为我们船上的人死光了,便想把我们的船拉回连云港。巡逻艇狡猾地绕着我们用冷枪试探几次,见我们船上仍然没有动静,便从东南方向大胆地开过来了。这时,在船的中桅下面,戴文天侧卧着,身负四处重伤,双手紧握着二十响,注视着敌人的巡逻艇。他看见巡逻艇上站着七八个鬼子,上半身完全露在钢板外面。戴文天突然从隐蔽的船板里跳出来,双枪对准七八个鬼子开火了。他连续发射了四十响,像突然出现的两挺机关枪一样,顿时,七八个鬼子倒下来了。巡逻艇发出了一阵难听的惨叫声,像一只受了重伤的海鸟在海上“噗噗噗”地向连云港方向开去了。海面上再一次沉默了很久。这时候,躺在血泊中的戴文天突然向船舱里喊了起来:“同志们,敌人跑n『!”田旅长、张主任和一些负轻伤的同志从船舱里上来了,大家把戴文天从血泊中抱起,田旅长、张主任紧紧地握住他的两手说道:“戴文天同志你完成了任务!”
正在这时候,从船尾传来有人呻吟的声音,大家过去一看,是年纪最大的船老大老王。他很吃力地说道:“同志……们,有……风了……放桅……吧!”在田旅长、张主任的指挥下,不一会儿,就把五个桅篷扯了起来。高大的帆篷被风吹得鼓鼓的,船走动起来了。但是船往何处去?谁来驾驶这只受了重伤的木船前进呢?水手们、船老大、马指导员,几乎全都牺牲了。现在只剩下这位六十三岁的船老大老王,他也是奄奄一息了。但是,令人敬佩和感动的船老大,白发苍苍的老人啊!他躺在船板上,挣扎着指挥大家驾驶这只船行驶。“向东歪舵……”“松……左手,拉……右手……”瘫痪的木船,又恢复了生命力,向前驶去……
船行驶不到半个小时,远远地又传来了敌人巡逻艇的声音。有望远镜的人都在晾望着,慢慢地看出来,这一一次不是一只巡逻艇,而是四只。每只都比那只受伤逃回去的艇要大两倍,都是两个烟囱的大巡逻艇,从连云港方面开来,向我们的船追来了。田旅长和张主任指挥大家把火力集中在船尾,准备等敌人近了,好一齐开火。但是四只巡逻艇始终不敢靠近我们,虽然七八挺机枪不停地向我们的船射击,但因风大浪高,船又走得快,子弹射不到我们船上来。现在离柘汪还有三四十海里,船老大老王向田旅长说:“船靠陆地吧?”“对,上岸去,上了陆地,我们就有办法了。”田旅长决定改变去柘汪上陆的计划。船老大老王指挥掌舵的声响渐渐弱下去了,后来几乎听不见了。最后他躺在那里,就用他的头左右摆动来指挥。大家看着他的头向左摆,就把舵向左摆动,看着他的头向右摆动,就把舵向右……摆着摆着,老人实在支持不住了,头猛然垂了下去。一位坚强的船老大光荣地死在海战中。这时,船上面的所有人都很紧张。大家都担心敌人的巡逻艇上有炮。如果敌人开炮,我们的船是吃不住的。大家都非常盼望看见陆地。田旅长说:“……不管敌人有炮无炮,我们决不落桅!”大家也有一个坚定的决心,如果敌人四只巡逻艇一起来了,我们就和敌人决一死战!
“同志们,看见陆地了!”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发现陆地,大家狂呼起来。船上的人也马上都振奋起来,负伤躺在舱下面的同志也都手扶着舱口的梯子上来了。船离岸还有三四里的时候会水的同志就首先跳下船去,早早上陆去找当地的八路军部队去了。船靠近岸边,在四五尺深水的海滩上停住了。没有受伤的同志都跳下船,在海水中用船板向岸上划去。这时,正是涨潮的时候,潮水把跳下水的人一步一步推向岸去。敌人的巡逻艇因海滩水浅不敢靠岸,不得不在离我们船几百米的地方,用机枪封锁我们上岸的路。师参谋长彭雄同志和旅长田守尧同志都在这时候光荣地牺牲了。负伤的同志背着牺牲的同志继续向岸上走去,海水中留下了一条条鲜红的血痕……
我在一阵巨大的晃动中苏醒过来了。血,迷住了我的眼睛;右耳负伤,什么也听不见;左耳里充满了枪声。我用力睁开了没有伤着的左眼,向船舱里看了看。除了几个牺牲的同志安静地躺在血水中,其他的同志都不见了。“伍部长在哪里?伍部长在哪里?”由远而近传来一阵叫喊声,我听出这是我的警卫员杜文仲。听见自己同志的声音,多高兴呀!我想马上答应,但因流血过多,一点气力没有了,想喊可是喊不出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落在我躺着的船舱木板上,我仔细一看,站在身边的正是我的警卫员杜文仲呀!“首长,你没有牺牲?”他见我全身是血,跪下来扶起我,惊喜地问我。“我没有死!他们昵?”“船刚靠岸,他们下船了,张主任叫我来看看你。”“我不能走了,你去给我找一支枪和几颗手榴弹来,小杜你先走吧!敌人来了,我和他们拼!”“首长,你要走,上岸去!我就是死也要把你弄上岸去呀……”他说着,激动起来,眼泪刷地一下流了下来。
外面的枪声打得很紧,他没有等我再说什么,就把我背出船舱。这时,我看见四只巡逻艇停在海中间,机枪不停地向我们扫射,子弹在海面上“噗噗”的乱蹿……我的伤口一见海水,疼得受不了,我叫了一声“不行呀!”杜文仲见我又快昏迷过去,就把我又抱到船上,安置在一个隐蔽的地方。然后他在枪林弹雨中给我找来一个救生小舟,把我放在里面,推到海水中。他大声对我说:“首长,手把紧点,我推你上岸去。”他的话音还未落,忽然掀起一个大波浪,把我们冲散了,我看见他被浪头卷进了海里。后来我知道杜文仲同志活着。黄昏了,潮水把我推上了海滩。我拖着负伤的脚在沙滩上慢慢地向岸边爬去,爬累了就歇一会儿再爬,爬到一个沙埂上,向前一栽便翻倒在一条壕沟里。三月的天气,我倒在水沟里,虽然身上穿着棉衣,但全身上下血、泥、水混在一起,身上发冷发抖,伤口更加剧烈地疼痛……
“什么人?缴枪!”突然,壕沟上站着一个端着长枪的人,把枪刺逼近了我的胸口。我看不清他穿的军服还是便衣,也不知道他是敌人还是自己人。我问:“你们是哪部分的?”他大概听不懂我的口音。接着又上来一伙人,中间一个大个子,拿着驳壳枪,吼道:“什么人,缴枪!”我说:“如果你们是伪军就补我一枪吧!”这个拿驳壳枪的人听出我是南方口音,便马上高声命令道:“一排长,赶快去打海里的敌人!”这时我才知道,是山东独立团的部队赶来援救我们了。我被转运到山东直属医院治伤,不久,刘少奇同志、赖传珠同志相继拍来电报慰问我,嘱咐我好好养伤。我还记得刘少奇同志、赖传珠同志电报里的几句话:“……你这次负伤是不幸中的万幸,望你安心养伤,有什么困难找罗政委都可以解决。”
在这一场英勇的、残酷的海战中,敌人巡逻艇始终没能靠近我们的船。最后的胜利终究属于我们了!后来据在连云港做内线工作的同志说,第一只敌人巡逻艇共有十二个人,八个鬼子、四个汉奸,最后,死在海里两个人,死在巡逻艇上六个,其他四人受重伤。我们牺牲了很多人,但活着的人最后都上了岸,而且辗转到达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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