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七日，八千多名日军和四千多名伪军，出动了三百多辆汽车。突然对我冀鲁边区进行“拉网合击”，其“扫荡”中心为我所在的八路军一五师教导六旅兼冀鲁边军区第二军分区。二十五日中午，分区机关和基干营以及地方党政机关一千多人，被敌人围困在临邑城南四十多里的王楼村附近。
这时，一场罕见的鹅毛大雪下了起来，雪花漫天飞舞，天地融成了一体。借着天赐的良机，机关和基干营的三连在一连和二连的掩护下，经过一场激战突出重围，其间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伤亡。事后，人们称这次战斗为“血战王楼”。我在突围的前一天夜里，从一连被调回机关卫生队。突出重围后，部队立即向西南方向转移了。
雪，仍然在纷纷地下着。天，渐渐地黑了下来。部队在甘隅头村驻下了。我们几个卫生员挤在铺了麦秸的地上和衣而睡。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我觉得有人摇着我的腿轻轻地叫着：“小宋，快起来!”我一个骨碌爬起来，正要向外走，却见其他同志仍在呼呼地睡着，只有王法增军医一个人站在我身边。我才知道不是转移，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松弛了。这时王军医走到一张桌子旁边，略有所思地说：“小宋，你过来。”我拖着疲倦的两腿向他走去。他用一种不常见的眼光上下打量着我这个刚满十四岁的“小老兵”。那时，我已参军四年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小宋，部队要化整为零，继续转移，黎队长去司令部开会了，让我告诉你，我们决定把你留下来，找一找王楼附近的伤员，然后，把他们送到后方休养所。”我沉不住气地问：“还有谁?”“就你一个。”王军医语气缓慢地回答了我。“就我一个?”我惊讶了。“我们考虑到你是个比较有经验的‘老兵’，又是本地人，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便于找伤员，相信你一定能完成任务。”我眨巴了一下眼，又问：“后方休养所在哪里?”王军医抚摸着我的肩膀说：“现在具体方位说不准，在这以前，我们知道在济阳四区和临邑城西滂河附近各有一个后方休养所，现在不知转移没有，你到这两个地方找找看。”接着，他又指着桌子上的竹篮子说：“药品，我给你准备好了，都放在这个小篮子里。你先睡觉去吧，部队下半夜可能转移，我们走时就不叫你了。”
第二天早上，房东老大爷把我从梦中唤醒，我睁眼一看，战友们已经都走了。老大爷从锅里端出几个热腾腾的玉米饼，盛上一碗菜糊糊给了我。我急急忙忙地吃完饭，挽起小篮子就往外走。老大爷一把拽住了我：“哎呀，这样可不行!”他又回头向外喊道：“二牛，快来把你的棉袄脱下来!”一个和我差不多高的小孩跑进来，脱下棉衣递给我。我也脱下棉衣正要扔给那孩子，大爷一把夺过去填到生着火的锅灶里。随后，我也把换下的棉裤塞进灶膛。这时，我意识到：眼下的情况已经不同于跟随部队行动的时候了。细心的老大爷又找来一块旧布，盖在我挽的篮子上，顺手拿起一个带豁的碗扣在上面。我这个小八路一下子就变成了小要饭的了。老大爷仔细打量了一番，才放心地一笑说：“好了，走吧，当心点!”我顺着战斗中突围的路，向王楼村方向走去。
四年多的部队集体生活突然和我分别了。我就像一只孤雁在大雪弥漫的天空中飞翔，心里感到十分孤独。但是，我想起突围中负伤掉队的战友是多么需要我去寻找、救护；想起自己的任务和领导对我的信任，孤独的感觉就像刚刚走过雪窝一样被抛到身后。怎样去找伤员?怎样把他们送到后方休养所?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转个不停。我过了一条小河，向东没走多远，到一个小村，挨门挨户地“要饭”，暗暗查访伤病员的下落。
在打听了几家较穷的人家后，有一位老乡用手指着前面不远的一棵大树说：“那家可能有个伤兵。”我向那院门口走去。这时，从门里边走出一个人来，他的外表给我一个憨厚老实的印象。他也在仔细地打量着我。我走近他，说：“老乡，打听个事?”他不慌不忙地说：“啥事?”“你知道谁家有我们的伤员?”他紧接着问：“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昨天和鬼子打仗的八路军，大部队昨晚转移了，留下我来寻伤员。”他听完我的回答后，就把我拉进门里边，关上门后说：“俺家有个伤员。”我问老乡：“他什么地方负伤了?”他答道：“头上，眼睛也看不见了。”这时，从屋里传出：“是小宋吗?”我一听声音很熟，一看，是一连司务长。他正摸着墙要站起来，我一把扶住他说：“司务长，是我。你的伤怎样?”“他妈的，叫鬼子打了一枪，昨天王军医给我包上了。”我轻轻地解开缠在他头上的绷带一看，真危险!一颗子弹打伤两眼，如果再偏一点，他可就没命了。他的眼睛再也看不见东西了。我找了两片止痛片，让司务长吃了。房东老乡领着我很快又找到了两个同志。他俩的伤不重，一个吊着胳膊，一个包着头，也都换上了便衣。我又给司务长找了一根竹竿，我在前面领着他。随后，我们出了村，向王楼方向走去。我们四个人的模样已经不好伪装了，每到一个村，就有老乡凑上来问：“你们是八路军的伤员吗?俺家还有一个呢。”就这样，我们又在两个村找了八个伤员，“队伍”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们基本还能行动，都是在突围中负的伤，在战友们帮助下撤退到这些村子的。据伤员们说，那些重伤员大部分都没有突围出来。人多了，吃饭成了大问题。我一个人很难要到十几个人的饭，只好让伤势较轻的伤员分头去找吃的。然后，大家再凑到一块分着吃。
第三天，我们又在离王楼十多里的一个村里，找到了五个伤员，其中有两个是重伤，一个是腹部负伤，一个是大腿断了。我给他们包扎了伤口，给两个重伤员打了消炎针，服了止痛药。这些药品在当时是很缺的，我这里更是不多。找到这两个重伤员，我犯起愁来：这可怎么办呢?我和司务长合计了一下，他让我去找保长想办法。我找到保长后便对他说：“我们那两个重伤员要留在你村了，如果让鬼子搜去，你可要负责呀!”保长连忙说：“不行!不行!说不定什么时候鬼子就会来，听说要在附近修炮楼。”我说：“那怎么办?我又没有人抬他们。”“我给你找人抬。”保长连忙说。我随后又向他借了一头毛驴、一副门板，让他给找点吃的，并告诉他：“人和牲口过一两天就能还回来。”当时，伤员留在哪个村，哪个村的保长都害怕鬼子搜出受牵连，如果主动把伤员交给鬼子，又怕日后八路军回来和他们算账。我抓住他们的这个心理，在以后的行动中，每到一个宿营地就找保长要上几个人，借头毛驴，换下上个村的人。
突出重围后，没有遇到敌情，我们顺着大路向北走。在离前面村庄还有三四里路的时候，突然从村里传来一阵“嗒嗒”的马蹄声。“坏了! 鬼子的骑兵!”我们不约而同地说出了这句话。这下子大家可急了，眼前是白皑皑的雪地，没有任何遮蔽物可躲。往哪里藏呢?正在着急，不知谁喊了一声：“那边有个小庙!”我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果然有一座小破庙在路边不远的雪地上。大雪给小庙戴上了一顶大白帽，使它很不显眼。伤员们互相搀扶着一瘸一拐地跑进小庙的破院子里。我们从快要倒塌的墙缝里向外观察着。不一会，一队鬼子骑兵顺着大道奔来，马蹄声越来越近。我们每个人心里都紧张极了。司务长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这些情况他听得清清楚楚。他沉着地说：“谁有武器快拿出来!”大家凑了一下，一共只有十三颗手榴弹。我将这些武器分给能战斗的伤员们，准备应付万一。我让一位胳膊负伤的小王继续从墙缝里观察敌情，其余伤员都进了小庙正殿。一位当过班长的伤员说：“等鬼子进入院子内再投手榴弹，要一颗颗地投!”牵毛驴的那个老乡用缰绳把驴嘴缠了二圈，并用手紧紧地抓住，防止驴叫出声来。我一手握着一颗手榴弹，越来越近的马蹄声仿佛重锤敲在我的心上，手心里不由地攥出了汗，马蹄声又渐渐地远了。我急忙向殿门外跑去，正和从外边跑来的小王撞了个满怀，他说：“鬼子从前面的岔路向西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这时，司务长对我们说：“咱们白天不能走了，今天天黑之前谁也不准出去!”我们合计了一下，前面几个村子都可能驻扎过鬼子，不会有伤员留下，决定不再去找了。
天黑后，我们朝着东北方向的济阳县那边走去，打算在那里先找一找后方休养所。我们这支“讨饭队”，一边讨饭，一边寻找后方休养所。此时，由于日伪军连续不断的“拉网合击”，在大“扫荡”中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冀鲁边区人民群众一贫如洗。我们每天难得吃上一顿饱饭。每到一村，这家要一口，那家讨一点。这个地区，虽然已成了敌占区，但在这以前，我们也经常在这一带活动，有一定的影响。各村的保长既怕鬼子，又怕八路军。有的保长在我们进村后，为了尽快打发我们走，他也帮着挨家挨户筹干粮。俗话说：下雪不冷化雪冷。这场罕见的大雪，使气温急剧下降。由于不能高声喊叫，我们有时夜间叫不开门，只好在村头上的场屋子里或破庙里，找点柴火一铺，十几个人紧紧地挨在一起到天亮。夜间行军，走在被人踏平的雪路上，脚下就像踩上了西瓜皮，滑溜溜的，一不小心就要摔倒。下坡时，大家干脆坐下来往下滑。因为带着伤病员，我跑前跑后也照应不过来，一夜走不了十里路。
有一次，走迷了路，走了一夜又转回来了。有几个同志又得了夜盲症，有的伤员手脚也被冻伤了。我们都很着急：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休养所呢?三四天后，听老乡们说鬼子都撤到据点里去了。为了尽快找到医院，我们改为白天拉开距离分散行军，两三个一组，按照事先规定的方向走，前后互相照应，一边打听休养所，一边前进。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药品渐渐地用光了。每到一处住下，我只好想方设法找点土布和棉花来。用碱水将棉花煮一下，使棉花脱脂；用盐水煮土布消毒；用烧开过的盐水给伤员洗伤口，就这样边行军边治疗。十六个伤员每天都得洗伤口、换敷料，重伤员还要喂水喂饭。尽管有几个伤势稍轻的伤员帮着我干点轻活，我还是常常忙到深夜。
大约在第九天的下午，我们来到坡崖子村后和往常一样串了几家的门，要点饭、找找房子。这时，一群小孩簇拥着一个头戴毡帽、身穿大棉袍的人走来。有个小孩说：“保长来了。”这个保长把我们这些吊着胳膊、拄着拐杖、骑着毛驴、抬着担架的伤员打量了一番，说：“你们是八路军的伤兵吧?”我们没有马上回答他。他接着又说，“俺村里也有一个，还是个当官的。”“你怎么知道是当官的?”我忍不住问了一句。“哎，是个‘蛮子’。”他又补充一句，“腮上有一撮毛呢。”这时，一连赵连长的影子浮现在我的眼前。难道真的是他吗?没等他说完，我急忙问：“他伤了什么地方?”他煞有介事地说：“两只胳膊和一条腿，都被打断了。”我拉住他的手就走：“快领我去看看!”他领我来到村西头一个没人住的破院子里，他推开屋门领我走进一间很黑的屋子，我急忙叫他把灯点上。这时，从东墙角传来了我所熟悉的一个四川人的声音：“你是谁?”“我是小宋，你是连长吗?”连长也听出了我的声音，激动地喊了一声：“小宋!”我一个箭步扑上去，蹲在连长的身边就哭了起来，连长哄着我说：“小宋，你又哭鼻子，别哭了，我这不是挺好嘛。”我急忙问连长：“你的伤怎么样了?”连长说：“不要紧。”我一看，只见他左脚腕上血肉和袜子都粘在一起了，一股腥臭味直扑鼻子。我见此情景就问：“你的伤口一直没有包扎吗?”连长风趣地说：“这不是等着你来包嘛。”我转身打发保长赶快去找盏亮灯来。
赵连长是一个爬过三次雪山、走过三次草地的老红军战士，打起仗来不要命，这一带的鬼子汉奸都怕他。可他对战士是热心肠，特别是对我这样的小战士，总是像老大哥一样疼爱和照顾我们。在血战王楼前一天的急行军中，他还把我的背包和药箱夺过去背在了他的肩上。我想着想着，眼泪又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用剪刀把连长左脚上的袜子和鞋剪掉，接着把他三处伤日都涂上药包好，又从小篮里拿出留下以备急用的消炎药给他吃，把最后一支退烧针给他打了。在这段时间里，我断断续续地给他讲了我们路上的情况和现在的处境。连长说：“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可要多动脑子啊。”接着，他给我讲了他负伤后的遭遇。一连在掩护战斗中基本全部阵亡了，赵连长在最后突围时，三处负伤昏倒在血泊里。大雪很快就把他埋了一半，等他醒来，上身只剩下一件单衣了。天黑后，连长忍着巨大的痛苦爬到太平辛家村，在村头，他用头撞开一个穷人家的门。老乡把他抬进屋，喂了点饭。连长知道那里不能久待，就让老乡把他送到了二十里外的一个地主家。当连长讲到这里时，我插嘴问道：“难道你就不怕地主把你送给鬼子?”连长说：“这个地主从抗战以来比较开明，两年前我们曾帮助他从土匪手里抢回几头牲口，部队也经常住在他家里。我们在这一带活动时，也曾镇压过一批给鬼子通风报信的地主和保长，他知道八路军不是好惹的，不知什么时候就打回来。可是，这次这个老东西耍了个滑头，我叫开他家大门后，他不让进屋，把我抬进一间牲口棚里。他把太平辛家村几个人打发走后，又叫来四个人，仍用那个老乡的门板和两床被子把我抬走了。说他家不保险，得往济阳那边去。我心里想：你反正不敢把我送给鬼子。”连长接着说：“这四个人抬上我走得很快，我在门板上晃晃悠悠地睡着了，当我醒后觉得不动时，还以为他们在休息呢。等了好大一会儿，也不见动静。我睁眼一看，是在一个村子外，四周一个人也没有，我这才明白他们把我扔在这里不管了。天明后，有人发现我，找来了保长，他们就把我抬到这间破屋里。多亏一个老大娘，每天两次来给我喂饭。我躺在这里已经七天了。”说到这里，连长歇了歇，换了口气说：“小宋啊，这些地主、保长都有两面性，我们仗打胜了，他们就靠我们近点；我们受挫折时，他们又离我们远点，什么时候都给自己留一条退路。我们要抓住他们这个特点，充分利用他们，才能在这种环境中完成任务呀!”连长一席话，把我的心说亮了。
第二天，我一早就把一颗手榴弹别在棉袄里头的腰带上，到了保长家。我一本正经地对保长说：“过去的事就甭说了，现在告诉你，我们的后方医院已随大部队过来了，离这不很远。我们是奉命去医院的，不久就打回来，你也是中国人，也要为抗战出把力啊!”“我一定出力。”他点着头说。我说：“现在我们需要五匹土布、四丈蚊帐布、三斤棉花、二斤盐。”接着我拿出了以边区二分区卫生队名义写的借条交给了他。吃早饭的时候，保长和另一个老乡抬着饭和我要的东西来了。各色各样的饼子和窝窝头，装满了两大篮子。吃完了饭，保长又找来四个小伙子，用门板做了副担架抬着连长，跟我们出发了。我背上的东西虽然沉甸甸的，但我一想这些东西马上可以变成我的“武器”，有了它就不愁给伤员治伤了。想到这些，我觉得后方休养所真的就在眼前似的，我越想越高兴。
就这样，我们在临邑、济阳两县交界处辗转了几天，终于在济阳县的皂户李家找到了后方休养所。我把十七个伤员交给他们后，在所长的要求下，我留下参加这个所的护理工作。到了夏天，我所在的部队终于回来了，我回到了离开将近半年的卫生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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