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小队隐蔽在街的两侧，担负拦腰冲的任务。下午四时左右，鬼子进村了。出乎预料的是，当街南口迎头一打，鬼子没有往回跑，而是跳下车卧倒在街两边的墙根下还击，这时候，后尾截的两个班被自己迎头打的子弹给压住了出不来。我们隔着门缝看见一个鬼子被打死在车上，几次想开门出去拣枪，可是被迎头打和鬼子还击的火力封锁住也出不去。正在僵持的时候，我一抬头，见北房上有了鬼子，不由得说了声：“坏了，鬼子压了顶。”郭桂林说：“没事!跟我走!”我们立即跳出东墙头，顺村边的一条南北沟往南撤。
当离开村的时候，鬼子的子弹打来了，听着有四五支步枪的声音，打得我俩前后左右直冒土。郭桂林有经验，他把手枪插在腰里，两手甩开跑得很快。我穿的是中式裤子，裤腰很肥，跑一会儿裤子就往下掉。我一只手提着裤腰，一只手拿着手枪，跑得很费劲，速度还慢。敌人不断向我射击，我勉强跑到一个坟头，隐蔽起来。这时已经突出去的梁忠义等三同志又返回来，才掩护我撤下去。
到了晚上，郭桂林跟我讲了这么一件事：有一次小队在北陶村突围，因为指导员边海湖说了声“坏了”，影响了部队突围的决心，迟疑了战斗动作，结果我们牺牲了四个人。经郭桂林这么一讲，我才懂得，指挥员在危急情况下，一定不能流露情绪，否则就会影响到战士们，必须保持头脑冷静，才能指挥果断。这次战斗中，郭桂林讲的指挥员在战斗中应注意的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宣传工作是游击队的主要任务之一。我区有几个村离城很近，白天日伪军常去活动，我们不能去。到晚上，只要我们一进村，就有人到城里报告，敌人很快就出来了。
一九四二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们配合区长田差去西庄村宣传，差点被敌人包围住。西庄村在城北，离城一里多地。我们和区长进村宣传，当区长讲的正在兴头时，突然听到村外的警戒鸣枪报告情况。到了集合点后，担任警戒的同志说，发现从城里出来几十个敌人。当时分析，可能是我们进村暴露了目标，敌人的报告员进城报告的，此外，这次宣传的时间也长了点。后来，我们进村宣传就接受了这个教训，坚持隐蔽进村，宣传讲话不超过半个小时，讲完就走。有时进屋宣传；有时在街上遇到个把人也宣传。这样看起来好像零敲碎打，宣传面不宽，实际上到了第二天就一传十，十传百，说是昨晚来八路，讲了什么什么，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对敌伪宣传就比较难些。当时，宣传的主要方式是对敌岗楼喊话，开始几次，一喊，敌伪不是骂大街就是打枪，效果不好。后来，我就想了一些法子，比如，给前柳滩的岗楼喊话就用的是“兵不厌诈”这一招。前柳滩岗楼驻着伪军一个班，班长姓韩，是个老兵油子。这个班的伪军就很坏，过去几次给他们喊话都没有成功。这次，我们事先派前柳滩村党支部委员夏云峰同志到岗楼送了口信。夏云峰公开身份是敌人的联络员，这人很会说话，办事可靠，又能迷惑住敌人。
老夏是擦黑时到的岗楼，他站在岗楼下喊了声：“韩班长。”“什么事?”老夏说：“注意点，东北边过呢!”“有多少?”“大概有几百，一眼看不到头，由南往北走呢。”说完，老夏就回来了。不一会儿吊桥就升起来了，岗楼上很静。我们等老夏回来后，又待了半个小时，就分两组行动。由梁忠义带两人到岗楼南边一块坟地里，隐蔽在石碑后面吹了几声哨子。我带两人到村西北边的一个墙角处喊话：“伪军同胞们，你们听着，现在日本鬼子在太平洋跟美国干起来了。现下，日本正往太平洋调兵，也要调伪军前去，希望你们注意，要是调到你们头上，千万别去给鬼子当炮灰。另外告诉你们不许打骂老百姓，要是再打骂老百姓，就对你们不客气，还有，见了八路军，不许打枪……”
讲到这里，停了一下又喊：“我们讲的话，你们听到了没有?”楼上不答声。又喊：“你们，不打枪啊!”楼上一个人答腔：“不打!”我说：“那就再会。”当我们走出二里多地的时候，岗楼上向着陶口店据点方向打了两个排子枪，估计可能是报告情况。第二天，老夏到岗楼上，伪军班长对老夏说：“昨晚八路来喊话，估计有二百多人，还有重机枪架在南边坟里，好险啊!要不是我会应酬，岗楼完了，准给端了。”还说：“喊话的是贾桂荣，他的口音我听得出来。”贾桂荣是当时的二十四团团长。听老夏说完，我们笑得肚子都疼了。看来，过去喊话他们之所以不老老实实听，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不是主力部队。梁村战斗后，我们小队人少了枪也少了。
为了更好地坚持下去，小队的同志想很快把队伍扩大起来。当时，关键是搞枪。只要有了枪，人员是比较好办的。我区的九个岗楼中，表现最坏的是北菜家口岗楼。这个岗楼在高阳至同口的公路上，离城里大据点有三里多地。岗楼上的伪军是县警备大队直接派出的一个班，他们的武器比较好，表现可特别坏，经常打骂老百姓，周围的群众一提起他们来，都恨得直咬牙。端掉这个岗楼，对打击敌人和装备自己都很有利。
我们端掉这个岗楼是在一九四三年秋天。端岗楼前，我们进行了侦察，首先通过在岗楼上做饭的大师傅了解到：岗楼上的伪军每天推牌九赌博。夜间在岗楼上赌，上午在楼下睡觉，一到中午，就在楼外厨房东侧阴凉处赌，天天如此。晚上岗楼上有站岗的，白天没有岗。为了更有把握，我和韩常年又化装到岗楼侦察了一次。化装用的是韩常年在梁村夜间突围的办法。那次，他脱了个光屁股，大背着步枪，从距离敌人十几米的地方爬出来，没被发觉。这次，我俩每人穿了一个土色布的裤衩，等夜深人静后，通过封锁沟，从敌人倒垃圾的铁丝网缺口钻了进去，摸清了情况。当我们趴着正在观察时，一个伪军晃晃荡荡从岗楼出来，解开裤子就撒尿，差点尿到我们身上。根据我们侦察到的第一手材料和岗楼大师傅提供的情况，我们认为下午起晌时拿岗楼最好。因为这时伪军都在岗楼外赌钱，我们只要有两人突然进到岗楼，把楼门关上，使伪军拿不到武器，我们就算胜利了。即使岗楼内有一个站岗的，或个把病号，我们有两支手枪，十六发子弹也能对付。但是，我们的主要问题是小队人少，力量不够。怎么办呢?只有请求县大队帮助解决。县大队同意我们的战斗计划，派了总支书展化南带一个分队来支援。另外，大队还派来了单独活动能力很强的侦察员王万同志，突击组由王万、韩常年和我三人组成。按照计划，展化南带领部队于拂晓首先进入到岗楼西北面一里多的地方，隐蔽在一块玉米地里。他们的任务是当我们突击组成功的时候，前去支援，如果情况有了变化，就掩护我们撤退。
过了中午，我们突击组出发了，韩常年装拾柴的，背着筐，拿着耙子，在岗楼附近拾柴火。我和王万扮做丈量地的。王万扮长工，穿短夹袄，腰里扎着一条五六尺长的粗布带子，拿一根秫秸当弓子；我装当家的，穿大夹袍。我俩把手枪揣在怀里，等走到楼西边大约三百米处，开始弯腰量地，顺着地边向岗楼接近。王万弯腰放一次秫秸，我就在秫秸前头画一道印，当量到岗楼封锁沟时，我俩瞟眼看了一下，没有新的情况，便迅速下沟从吊桥南侧爬上去，突然出现在伪军面前，王万一扭身钻进了楼门，正在赌钱的伪军们被我们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一惊，猛地都站起来，惊慌失措地盯着我。我厉声喊：“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缴枪的不杀，我们部队马上就到!”正在这时，韩常年到了，他把手枪一晃也进楼去了，接着，展化南带部队也上来了。伪军见我们人多了，都像泄了气的皮球，呆在那里。王万同志背出了十二支步枪，韩常年扛下手榴弹箱，然后从窗口扔下伪军们的被子。俘虏们抱着自己的被子，被我们的人押着穿过铁丝网，下到封锁沟，顺沟往北去了。韩常年和我是留在后边作掩护的，我见他仍在岗楼上，就催他快下来，他却慢悠悠地说再烧燎烧燎。他把楼上的炕席卷起来，立在岗楼中央，点燃后才出来。我俩顺着公路往北撤，没走多远，回头一看，岗楼冒烟了。在岗楼附近耕地的老乡，见岗楼冒了烟，知道出了事，都丢下农具，拉着牲口回家了。
不久，老乡们就传开了，说这个岗楼离城这么近，大白天，没见有人开枪岗楼就冒了烟，端得真漂亮，真是“神八路!”此后，小队扩大了，编了三个班，一个“三八”步枪班，一个“七九”步枪班，一个手枪班，连同队部的人有四十来个。晚上行军的时候，回头一看，队伍很长一溜，感到又能叮当一阵了。游击队所以能够坚持下来，是由于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结果。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也是游击队的生命。我们对群众极端痛恨的敌人，不惜代价，坚决打击；有的仗，我们分析在军事上可以取得胜利，能够消灭敌人和缴获武器，但是会给群众带来较大损失，就暂时不打。根本的原则是为了群众。在这个原则下，就形成了打谁不打谁，在什么时间打和什么地方打的问题。要打鬼子，争取伪军；打伪军中最坏的，争取一般的；在时间上争取下午打，避免上午打；在打的地点上，要在敌人占领区，村外或野外打，尽量避免敌人借机杀害群众。
一九四二年冬，我们在南马村消灭了安新县宪兵队。这次战斗是九分区武工队长高国贤组织指挥的，他们参加了几个人，二小队全部参加，共俘虏宪兵队长在内的敌伪军十人，其中队长是日本鬼子。事后，安新县游击大队长曹跃宗同志见了开玩笑说：“你们把我们的关系都消灭了，没有人来给我们送子弹了。”在我们区陶口店岗楼，驻着汉奸杨文风的一个小队，小队长姓侯，表现很坏，经常打人要钱，每逢赶集都要到街上转悠，我们准备利用赶集的机会打掉他。为此，专门邀请了邻区安新县四小队的小队长小白和我们一,队的三个同志一起干。小白打集有经验，老乡对他也较生疏。县公安局长牛秀章知道这一消息后，来找我们谈话，他说：“姓侯的是比较坏的，打掉他也容易。可是，打掉了他，还得来一个，来个什么样的很难说，可能好一点，也可能更坏。另外，打集群众损失太大，枪一响，老乡一惊都扔下东西跑了，还可能挤坏人，有的买主给了钱没拿到东西，也有给了东西没有要钱，吃亏的多是穷人。”听了公安局长这么分析利弊后，我们就取消了这次行动。
一九四三年春，敌人修建高阳至同口的公路，指挥修路的是日本的“建设队”。监工的两个鬼子对民工非常凶狠，凡他们认为不卖力气的就拉出来，站成对面两排，逼迫互相打嘴巴，如果谁不使劲打，就会被鬼子拉出来毒打一顿。老乡们对这两个鬼子恨之入骨，但又怕闹出事来，带来更大灾难。小队深知民工的苦难，决定打这个敌人。如果单从军事上考虑，有两种办法很容易打，一是在李果庄村里打伏击。因为这两个鬼子每天乘一辆马车由高阳到同口镇南边监督修路，要经过李果庄村。如果在李果庄村中打，便于接近敌人，打后也便于撤走，但这样打，李果庄村很容易招来鬼子报复；第二个打法是化装成民工在修路时打，但是，各村民工都怕事情出在自己的地段上。于是确定在野外与敌人打遭遇。在敌人经过的路上有个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的南北是敌人由李果庄至同口的大道，东西路是由拥城去南马的大道。十字路口是个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地方，只要把握好时机就行。
一天早饭后，由梁忠义和郭桂林推一辆装有水榨菜的小车，从拥城向十字路口l出发，另有韩常年化装成拾柴的农民，预先到达十字路口附近等着敌人到来。当敌人的马车在李果庄村一出现，郭、梁二人即推着小车缓步向十字路口走去。不巧的是，当小车接近路口的时候，突然敌车的辕马尿尿车停了。面对这一新隋况，机警的郭桂林一脚蹬掉小车轮子，两人便装作修理小车。马车走近了，车上的鬼子操着中国话搭讪着说：“小车坏了吧?”郭、梁二人说时迟那时陕，抽出手枪，跃身上车，利利索索地要了这两个鬼子的命，韩常年也早已拉住辕马了。原来这两个“鬼子”穿的是日军服装，实际上不是日本人，而是高丽棒子。
日寇在冀中的一、二、三、四次强化治安都失败了。但是，侵略者是不甘心失败的，紧接着日寇又进行了第五次强化治安，也叫“反共誓约运动”。“反共誓约”有十条，敌人油印发到各村，强迫群众背诵。日本鬼子还专门组织了“反共誓约队”。“反共誓约队”的头子叫恒卫。他也是在高阳、任丘两县搞第五次强化治安试点的头子，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军国主义分子，他在高阳县杀人太多了，高阳县人民说起恒卫来，都恨得把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第五次强化治安一开始，日伪以开大会为名，把各村群众骗进城里。我县、区干部和游击队虽向群众做了不少劝阻工作，但还是有几千人进城了。敌人把进了高阳城的老乡关起来，不给饭吃，不给水喝，饿了七天，饿死了不少人。接着敌人又到村里开大会杀人。第一次杀人在梁村，恒卫工作队去了一百多人驱赶群众集合，点着人头背诵“反共誓约”，背不出的就杀头。这次杀了三个，其中拥城村的一个老汉被杀后，敌人又逼着他儿子提着头回拥城村。第二次杀人是在李果庄。恒卫工作队突然赶到李果庄，强迫群众跪在当街，还是指定老乡背诵“反共誓约”，背不出的就逼着用两手攀着房檐身体悬空吊着，谁先掉下来，先杀谁。这次杀了四个。恒卫杀人是想要中国人民服服帖帖当亡国奴。他杀人后，像疯狗一样狂叫着：“大日本皇军到中国来干什么呢?是来杀人的!不杀，你们不服。”恒卫杀人先把洋刀泡在冷水桶里，砍下人头后，还要把鼻子凑到带血的刀上闻一闻，凶相极端残忍。实在是目不忍睹。消息传到部队后，指战员们怒不可遏，纷纷求战。县、区游击队、地区队都下了决心：只要“反共誓约队”出城，不管敌人多少，不管在什么时间，不管离城远近，不惜一切代价，坚决予以痛击。这时各村的群众也响应起来了，敌人一到，全村跑光。县大队和区小队第一仗是在梅果庄打的。恒卫队带民工来拆房，游击队打了村落伏击，消灭敌人一部分，其余逃窜；第二仗是在季郎村打的。季郎村离城一里地，敌人下午到那里开大会，四十二区队一连袭击了会场，伤亡敌人一部分，其余逃窜。接着在四区又打了一仗。接连打了三仗，恒卫的“反共誓约队”再也不敢出来了，各村群众拍手称快，纷纷给部队送慰问品。
中国人民以自己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的英勇斗争和最后胜利，有力地回答了恒卫一伙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中国人民是杀不完、压不服的，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回忆过去，想起了在艰苦岁月中生死与共的战友们：像郭桂林、王万、韩常年诸同志，他们那年轻英勇的相貌时时浮在眼前。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虽然在战斗中牺牲了，但冀中人民会永远记住他们，他们的名字已被深深地镌刻在高阳烈士纪念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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