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调到师里工作的时候，师部设在江苏省泗洪县的大王庄。师长和我住在两间简陋的茅草屋里，一间作为寝室，另一间作为吃饭的地方。屋里比较窄小，寝室内除了一个方凳、一张桌子外，还有一个用门板搭起来的床。他每天工作很忙，除了开会、研究作战方案、找部队干部谈话之外，还要处理地方上大量的问题。
一天紧张的工作结束了，当干部战士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我们屋里的灯光却仍然亮着，劳累一天的彭师长在油灯下又打开了书本。他每天都要学习到深夜十二点，甚至下半夜一两点钟。有时我一觉醒来，他还在认真地看、不停地写。这已经成为他多年的习惯了。无论是在根据地，还是在敌占区紧张的战斗间隙中，都是如此。开始，我很不适应这种生活，后来慢慢习惯了。我每天一觉醒来后，都要烧上一点温水，准备给他洗脸、洗脚用。每当我劝他休息时，他总是说：“你先睡吧!”我记得《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书，他就看过几遍，并写下了一本心得笔记。他还为自己亲手创办和领导的《拂晓报》撰写了大量的社论和稿件。大家都称《拂晓报》是师长抓部队建设的三宝中的一宝(三宝即：《拂晓报》、文工团、骑兵团)。
彭师长每天坚持收听广播。他有一部使用干电池的日本造收音机，体积很小，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带在身边。他从收音机里了解到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的情况，并把它整理成讲话材料。大家都说师长知道的东西很多，讲起话来非常有说服力。干部战士都说，我们最愿意听师长讲话。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师长为了作好一次报告，进行一次政治动员，要花费多少心血啊!彭师长非常虚心好学。
他经常把吴芝圃和陈其五等同志请来，一起研究和讨论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有时也争辩上几句。每当他发出朗朗的笑声时，我知道讨论的问题已经找到了答案。师长对我的学习非常关心，经常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要抓紧时间学习。”有时我想多做一些事务性工作，可是他却硬逼着我学习，还免掉了我很多工作。彭师长总是穿着一套整齐的军服，脚蹬草鞋，扎着绑腿，腰间的皮带上插着手枪，始终保持着严整的军姿。他在个人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始终与干部战士同甘共苦。由于战争环境艰苦，工作繁重，衣食失调，师长患有一种较重的病，医学上叫低血糖症。
一次，我跟随他到新四军军部参加整风。天已经很晚了，他仍然在灯下孜孜不倦地学习着。忽然，我发现师长的身体不停地晃起来，豆粒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我吓了一跳，赶忙上前扶住他，焦急地问：“怎么啦，师长?”他看了看我，镇静了一下，掏出手帕擦去了脸上的汗珠，若无其事地说：“没什么，看把你吓的!”我几次要去找医生来，他都拒绝了。经我再三追问，他才说了实话。原来，他早就得了这种病，一旦犯病，心里发慌，头上冒汗，马上吃点东西就会好一些。为了不给炊事人员增添麻烦，他总是暗暗地克制着，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讲起过自己的病。我想要炊事员做点饭，他也不让，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拿两个凉馒头。从此，凉馒头就成了我挎包里的“必备品”。彭师长还患有胃病，常吃的主食是馒头干、小米粥和咸菜，最愿吃的是面条。炊事员看着师长消瘦的面庞，总想给他做点好吃的，改善改善生活。
一次，炊事员从集上买了一些黑鱼，加了一个菜。当把鱼送到师长那里去的时候，他的脸色立刻变得严肃起来。他问我：“干什么做这么多菜?现在群众吃的是什么，干部战士吃的又是什么?”让我立刻把鱼端回去。其实，在洪泽一带，黑鱼并不贵，可是我们的师长连一条黑鱼也合不得吃。
师长很少批评我，可是有一件事却使他生了气。那是在西征的前夕，我看到师长的马褡子已经破了，就私自找到供给部长，问他能否帮助换一个新的。供给部长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当我向师长请假到供给部去时，开始，他笑呵呵地问我干什么去。我把要换马褡子的事对他说了，他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生气地问我为什么事前不告诉他，并说：“马褡子虽然破了一点，但补一补还能用嘛!为什么一定要换新的呢?”马褡子没换成，师长却多了一项规定，今后凡是他的东西，交旧换新都要经过他同意才行。
还有一次，我从师里四科(管理科)刘副官那里领来了一管牙膏。他看到时，问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当我把情况说明后，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全师干部战士都实行供给制，在供给规定以外，我们干部怎么能搞特殊呢?”要我把牙膏立刻送回去，并让我用他的稿费在集上买回了一管牙膏。彭雪枫师长打仗有一个特点，就是爱上前沿。我们常为他的安全担心，而他却说这样做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随时发现新情况，便于指挥；二是干部带头冲锋陷阵，可以鼓舞战士的杀敌斗志。他完全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一九四四年八月，根据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关于向河南敌后发展的战略决策，师长带领我们师大部分部队开始了西征。在西征途中，我们打的第一仗是小朱庄战斗，消灭外号叫“王疤瘌眼”的顽匪王传寿。经过长途行军，拂晓时，我们把小朱庄包围了，六旅担任从南门主攻的任务。当时地里的高梁长得又高又密，天下着小雨，道路很不好走。进攻发起后，由于敌人工事坚固，事先又有准备，战斗进展不太顺利。第二次组织进攻中，参谋长也负了伤。在这种情况下，师长亲自来到离寨墙只有一百多米远的地方指挥战斗。他仔细地观察了敌我双方的情况，命令特务营从西南角发起猛攻。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师长让我离开他到特务营给甘教导员传达命令。干部战士看到师长就在火线上，冲锋的劲头更足了，一鼓作气拿下了寨子，全歼守敌，击毙了王传寿，为当地人民除了一大害。
一九四四年九月，师长指挥收复河南夏邑八里庄的战斗。当时，盘踞在八里庄的是一个叫李广明的国民党大顽匪头子。他凭借着大围子、小围子和坚固的碉堡与我军顽抗，拒不投降。为了彻底拔掉这个钉子，战斗开始前，师长向当地的群众进行了调查，详细地掌握了八里庄的地形、敌人的数量和武器装备等情况。战斗打响的前一天，他召集有关作战部门的干部开了会，周密细致地研究了作战方案。然后他又来到主攻团，亲自交代任务，进行战斗动员。夜里，我们随着进攻的部队一起开始行动。八里庄的守敌被我团团包围。
拂晓，我们向大围子发起了进攻，不久就突破了大围子。战斗向小围子发展，指挥所也随之搬到了大围子里的一所天主教堂里。在我军炮击下，小围子的炮楼被摧毁了，敌人死伤很多，乱作一团，纷纷向外溃逃。这时，师长又命令在外围的骑兵团从翼侧向敌人发起了猛烈进攻，准备将残敌一网打尽。正当战斗即将胜利结束的时候，师长、参谋长和主任等人从指挥所出来观察战场情况。为了保证首长的安全，我们都劝师长从南门出去。可师长却登上了南门围墙，来到了前沿堑壕里，直接指挥最后的战斗。这时，我突然听到“嗖”的一声刺耳的子弹呼啸，只见离我只有半米远的师长身体晃了一下，慢慢地倒下了。我一步抢向前，扶住他，师长脸色发白，目光仍然坚毅。我们把他抬下围墙后，发现他胸前有一个像黄豆粒那样大的洞。
师长的牺牲，对我来说如同晴天霹雳。我悲痛欲绝，饭吃不下，觉睡不好，痛恨自己没有保护好师长。我不相信师长会离开我们，觉得师长还在身边。每当我看到他那整洁的军装和还没有看完的书籍，总感到师长可能到什么地方开会去了，不久就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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