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八路来了
一九四三年夏末，沾化县大队教导员王光辉和副教导员程克钧同志，带领二十几个人的游击队到沾西开展工作。剧团里有我和袁干忱、袁干才同志跟随他们进入这个地区。当时，这里还是一个完全的敌占区，八路军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跨过徒骇河，就是坝上村。一爬上河西岸，就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在沾东北的根据地里，在河东岸的游击区里，正是密密层层的青纱帐晒红米的时节，这里却看不到高梁。敌人害怕八路军来到这个地区，强令不准种高梁。八路军没有到过这里，可是土匪和国民党游杂部队却常常冒充八路军，到村子里抢劫。因此，人们听到八路军也害怕。我们在村子里一住，对老百姓宣传抗战闹翻身的道理，宣传根据地人民的生活。老百姓听到我们讲的都是他们的心里话，看到我们说话和气，还帮助他们干活，才知道我们是真八路。人们奔走相告：真八路来了，和老百姓是一条心哪!
几天之后，我们打算到西北方向一个大村子里去开展工作。那个村子人口多，和外村来往也多。夜色朦朦胧胧的。人们入睡以后，我们便出发了。为了保密，没有请向导，没有沿着道路走，而是按着地图的方位，从田地里斜插了过去。为了不让敌人发现我们行进的踪迹，有时把鞋子倒穿着，踏过松软的土地。我们离村予一百多米时，村里的自卫团发现了我们，他们以为又是土匪来了，土枪土炮向我们打来，一团团烟火从围墙上喷射出来，碎铁片从我们头上呼啸而过。教导员命令部队原地隐蔽，不准开枪。我便和袁干才向着村子跑去，在离村四五十米的地方，找到一个坟头作掩护，向村里喊起话来：“乡亲们，我们是八路军，是自己人，不要误会，不要打枪!”“嗵!”又是一炮朝我们打来。
“不要打了，我们八路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我们是来和你们一起打鬼子打土匪，保卫家乡的。请让我们进村吧!”“你们是假八路，又想来抢我们了，你们听着，不准再往前走。过来一个宰一个，过来两个宰一双!”“我们不是假八路，我们是真八路，是从河东过来的。真八路和老百姓是一家人、一条心。”“不要再骗我们了，我们不再上当了。赶快滚吧，不要来送死!”“我们知道土匪常来冒充八路军抢你们。我们是真正的八路军，你们不信，我们派一个人去和你们谈谈好不好?请你们商量一下，我们等着你们答话。”围墙上没有声音了。这时，他们已有些半信半疑。他们从我们商量的口气中听出和过去来的“八路”不一样，又从喊话的口音中听出，我们不是本地人，是东南乡口音。东南乡是八路军的根据地，他们都是知道的。
不一会儿，一个大嗓门的人答话了。“你们过来一个人，不要带枪。咱们说明白，是真八路八抬大轿接进来；是假八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便把袁干才派了过去。他一面喊着，一面向村子的南门走去。他是临淄县人，地地道道的东南乡口音。南门紧闭着。袁干才站在门下，说明了我们的来意。门上的人要他把上衣送上去看看。门上垂下一条绳子，把他的上衣吊上去。上衣是根据地里织的粗布。口袋里插一支钢笔，还有几张“北海银行”的钞票，这是渤海根据地通行的货币。
他们仔细看过以后，怀疑就消除了大半，答应我们从西面绕进村去。我们沿着大街进了村子。街上空无一人，人们都躲在房顶上，居高临下，警惕地准备着应付突然的情况。部队坐下来休息，有的在低声交谈着，有的点起烟袋，气氛缓和了下来。我请了他们的负责人来，他伏在房顶上不下来。为了证明是一家人，他要求看看我的枪。我把驳壳枪举上去让他摸了一下，他的疑虑完全消除了，大喊一声：“是真八路来了，赶快下去迎接!”大家便纷纷从房上下来，在街心围拢着我们，向我们口袋里塞香烟、塞干粮。他们抚摸着战士的衣服，抚摸着战士的枪支和子弹袋，询问着根据地人民的情形，诉说着这里的苦难生活。战士们亲热地和大家谈着，街头上一片热烈、活跃的气氛。人们握着战士们的手，掀起衣襟擦着眼泪，说他们早听说八路军是和老百姓一条心的，他们天天盼，夜夜盼，总算把亲人盼来了。
大家都已忘记，这时已到了下半夜。村长告诉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房子，让我们进屋休息。我们几个负责同志商议了一下，决定今晚不在这儿宿营了。我们向老乡们说明，今晚这里打了枪炮，明天敌人可能来刁难。为了照顾他们的安全，我们决定转移。大家一再嘱咐我们过几天一定回来，便一齐拥到村头，和我们依依告别了。
我们又走了二十里左右，在一个小村子驻下来。天还没有亮，那个大村子就派人送来了两筐热腾腾的馒头。
“神八路”的故事
以后，我和袁干才被分配到滨县东部去开展工作。滨东这地方，我们有一个班的小部队，还有一位姓张的区委书记，在这里活动近一年了，工作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八路军在这里的人虽然不多，却是赫赫有名的。这里到处传诵着许多“神八路”的故事。八路军打仗是“神出鬼没”、“神兵天降”；干部战士个个能讲国际国内大事，是“神通天下”。
我们对各村的情况了如指掌，被称作“神机妙算”；我们为大家出的主意常常实现，叫做“智谋通神”、“料事如神”……说来说去，都有一个“神”字。老百姓把它概括起来，就是“神八路”了。老百姓讲起“神八路”的故事来，一套一套的。
初冬的一天，忽然有两个农民闯进了我们的房子。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一进门就“扑通”跪下来，伏在地上“呜呜”地哭，口里喊着“大恩人救命!”我赶快把他扶起来，请他坐在炕沿上，让他说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又黑又瘦，脸上刻着又深又密的皱纹，稀疏的胡须盖着上唇，衣服破破烂烂的。他控制不住地抽搭着，泪水顺着胡须滴在破棉袄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和他同来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民。他说：“我们是北赵家村的。这是我的远房大哥，老实人哪，刚强人哪!可是交不起捐税，几天揭不开锅了。刚从亲戚家借了半升高梁，又被村长的狗腿子抢走了。他没了活路，要寻短见。前天，我刚跨进他家，看见他正在上吊，绳子刚挂到脖子上。我把他解下来，对他说，大哥，别寻短见了，我们有救了，听说东北乡有神八路，专为咱穷人打天下的。他马上拉着我来找八路军。我们找了两天，才找到你们。”我们安慰了他一番。告诉他，不管怎么苦，还是要坚强地活下去，穷人的好日子还在后头。我们把根据地群众闹翻身的情形对他讲了。
他擦去眼泪，眼睛里闪出了光芒，说：“要说和他们斗，我是什么都不怕的。我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可是，人家村长根子硬，县里、区里都有人撑着。这个兄弟告诉我，你们把段李家的坏村长撤了，换了老百姓自己的村长。可是我们那里，谁给我们作主呀?”一个多月以前，段李家的群众强烈要求撤换那个有严重贪污行为的坏村长。在敌占区，我们对于下层伪政权人员，一般还是争取改造，不轻易采取打击的方针。我们在段李家已有一年多的工作，群众基础较好。群众一再强烈要求，我们就下了决心，给伪村长以一定的打击。我们发动群众和他算了账，要他退赔了一部分赃款，把他撤了下来，由群众选举了一个村长。
在召开村民大会的时候，敌据点里曾派来几个便衣武装人员，企图干涉，我们对他们提出了警告。他们一看是八路军在这里，就溜回去了。这件事传出周围十几里，老百姓听了都高兴，伪人员听了都害怕。北赵家的情形不同。我们没有去过，群众没有发动，而且，这里离北镇敌据点很近。北镇是一个敌人的重要据点，日本鬼子、汉奸很多，我们在那里的工作也很薄弱。在这种情况下，一下子就去撤换村长，显然是不适当的，当前的重要工作是发动群众。我问他：“天下穷人多，还是富人多?”他说：“那还用说，自然是穷人多。”“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自然是好人多。”“人多就能斗过他们。”他说：“多有什么用，心不齐呀!”我告诉他，只要组织起来，就能心齐，就能斗倒坏人。根据地里有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还有儿童团，大家都组织了起来，人多心齐力量大，什么都不怕。他们要求我们到他村里去组织群众。我们告诉他，我们是一定要去的，但组织群众要靠自己。我们问他们愿不愿参加农救会，他们高兴地答应了。我们告诉他，回去后和知己的乡亲结成对子，穷帮穷，熬着过日子，再有一年多的工夫，就有出头之日了。我们答应五天以后去他村，并且指出，组织农救会要极端秘密，发展人不能太多、太快，要求他五天之内限定发展五个可靠的人；至于换村长，时间还不到，而且要真正拿到确凿证据才行；工作不能搞得太急，要一步一步来，这个村离北镇很近，暴露了必定会遭到敌人的大破坏。说好以后，两人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向北赵家走去。村头已经有五六人在等我们，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人家里。我问他发展了几个人，他说已有三十多个。我有点埋怨他太粗心了。他却赌咒发誓地说，这三十多人都是最可靠的，假如有一个出了问题，他愿赌上脑袋。他说，我们都是一个村的，谁好谁坏我们还不清楚，不用担心。
出乎我意料的，他们已把村公所的假账拿到了手，要求马上和村长算账。他们指出了几笔大的贪污项目。我建议他们：你们刚组织起来，基础还不牢固，斗争的方法也不多，现在不宜出面去斗，以免过早暴露，遭受损失，这次先由我们教训一下村长，要求他们放好哨，有了敌情就来报告。他们说，早已把二十多个人撤出去了，都在村外放哨。我不禁暗暗赞赏他们的组织能力。他们走后，我们便把村长、记账的和一个在村公所跑腿的叫了来。他们一听是八路军，点头哈腰地装起了笑脸。我揭发了他们压榨老百姓的一些事情，向他们交代了政策，就问起他们贪污的情形。村长对我们毕恭毕敬，但谈了一个多小时，就是不承认有假账、有贪污。我把账本拿出来往桌上一摔，说：“看，这是什么!”三个人的脸顿时都吓黄了。我向他们指出了几笔贪污的大项目，他们瞠目结舌，哑口无言了。
第二天，我们召开了村民大会。小学教室里挤满了人，我讲了许多道理，人们都不断点头。最后，我宣布了村长欺压百姓和贪污的行为，说明我们八路军心向老百姓，欺压老百姓我们是不允许的，但是现在可以给他戴罪立功的机会，如果再欺压百姓，八路军决不会再容忍了。村长吓得站在那里，低着头，只会说“是是是!”村民们个个眉开眼笑，满屋洋溢着从未有过的喜悦。
不几天，村子里又传出了“神八路”的故事。北赵家抗日闹翻身的烽火，从此就点燃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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