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报是在聂荣臻同志的关怀和指导下诞生的。聂荣臻同志是晋察冀军区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很重视文化战线的工作。他曾说:“军队要有战斗力,就一定需要文化。”那时,物质条件是困难的。只有几台照相机,摄影员背着它随军采访。还有一些简陋的暗房器材,用来洗印照片,向各处发稿。
我们没有放大机,不能把照片放大举行展览,大大削弱了新闻摄影的宣传报道作用。怎么办呢?到敌占区去买或请后方支援,都是难以办到的。聂司令员知道了这个情况,便找来一架望远镜送给摄影科。他说:“你们试试看,能不能用望远镜上的玻璃改装成放大机镜头?自力更生嘛,发挥一下你们的创造性!”摄影科的同志们得到了一架望远镜,还得到了聂司令员的鼓励,多高兴啊!经过一番精心设计,不久,一台放大机果然装制成功了。从此,我们拍摄的新闻照片就能及时放大出来,到部队、到学校、到各种集会场所、到城镇和乡村的街头,向广大群众进行图片展览了。
《晋察冀画报》出版的时候,聂荣臻同志在创刊号上题了词:“五年的抗战,晋察冀的人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事实都显露在这小小的画刊里:它告诉了全国同胞,他们在敌后是如何的坚决英勇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告诉了全世界正义人士,他们在东方是如何的在艰难困苦中抵抗着日本强盗!”当时的晋察冀边区被称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晋察冀画报》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新闻照片、新闻通讯和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把晋察冀军民的战斗生活真实地反映出来,及时地传播出去,用以鼓舞战斗意志,增强胜利信心。一九四三年的“五一”节眼看就要到了。政治指导员赵烈同志领导着俱乐部,着手“五一”节的准备工作。我们建立了歌咏队,天天吃饭后都练习唱歌。当时还从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调来同志,组成一个创作组,打算写一个话剧和两首歌曲。我们还组织了一个“洋相队”,队员都是些性格幽默、爱说爱逗、会出怪样的年轻人。
为庆祝晋察冀画报社成立一周年而写的社歌,写出来了。晚饭后的游戏时间,我们就集合在打谷场上教唱。曲子是赵烈同志写的,教歌也是他。大家学这支歌特别带劲儿,因为歌里唱的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记得有这样的歌词:“照相的跋山涉水,排字的日行百里……”晋察冀边区是山区,山多水多。摄影记者没有交通工具,出去采访不光携带照相机和胶卷,还要背着背包,跟着部队在山山水水间、枪林弹雨中日夜奔驰。
那时画报上的新闻报道、文字说明和文艺作品已经是用铅字排印,可我们的排字房十分简陋,三间屋摆上几副字架子。排字工人大多是新手,有的是农村青年,有的是从大城市出来的学生,捡起字来很不熟练,整天不停地在字架子前走来走去。每人每天为捡字走的“路程”实在不少,说“日行百里”,并非过分夸张。我们还在村旁的河滩上平整出一片操场。驻村是个小山村,打谷场都不大,许多农家都是在自己的平房顶上晒打玉米和谷子,想找个打篮球的场地很不容易。修了操场,平时可以出操、打球、做游戏,到了“五一”节也好搞一次热热闹闹的体育竞赛。没想到,离“五一”还有十来天,突然发生了情况。
四月二十日,我们刚出完早操,村里老乡跑来说:“听见没?一大早就响起炮来了,好像在洪子店那边。”我们马上摇电话向军区了解情况,怎么也摇不出去,电话线断了。吃早饭以前,五团的参谋长从我们这里路过,特意来告诉我们:一个多钟头前,敌人就到了柏坪东山上了,你们要赶快行动。空气立刻紧张了。全体干部职工集合起来,沙飞主任作了简短的战斗动员。为了保存人力和物力免遭敌人的破坏,全体人员分成两支队伍。一支是年轻力壮、战斗力强的工人、摄影员和干部,由沙飞主任指挥,坚壁物资器材;另一支是技术人员、编辑人员和女同志,由指导员率领离开村庄,向外转移。我们迅速地行动起来。在收拾东西的过程中,已经清晰地听到远处的枪声。
约莫一顿饭工夫,我们派出去的哨兵“砰砰”发出了几声警号枪,敌人已经攻上离我们村只有二三里路的张家川北面的山头了。我们的坚壁工作还没搞完,转移的队伍正向西沟跑步前进。男同志照顾着女同志,身体好的招呼有病的,顺着山沟爬上一个小山头。敌人发现了目标,朝我们打枪,子弹“嗖嗖”地从头上飞过。我们冲过山头,接着要爬第二个山头。敌人的飞机来了,在我们上空盘旋。有人趴下来,想隐蔽一会儿。指导员喊:“这里不能停,快,爬过山去!”我们奋力攀登。到达山顶时,敌机飞远了,枪声也稀了。我们坐下来休息,等候跑散的队伍集合起来。有人站到高处去隙望,看见敌人已经远离我们的驻村,顺着大路朝会日方向去了。
下午,指导员带着几个人回驻村察看情况,让我们三十多人翻过大山到西面找村庄宿营。山西面平静无事。天黑了,在两间空屋子里铺上谷草、芦席,各自打开背包,横七竖八地躺下了。几个女同志则由村妇女主任另行安排住处。敌人并没有撤退,狼奔豕突地北进了。我们还不能回到驻村去铺开摊子工作,便开始了游击生活。回村察看情况的同志,各处转了一遍,发现村里没有遭受破坏,我们的厂房、物资没有一点损失,没坚壁完的东西也都好好地放在原地。看来敌人没有在村里停留,打一阵就过去了。我们有四个同志受了伤,社里派人把他们送到附近的休养连治疗去了。
为了预防敌人的再次“扫荡”,我们抓紧战斗空隙继续做好坚壁工作。没有坚壁完的要赶快坚壁起来,早已坚壁好的也要一一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搞坚壁工作必须高度保密,所以这种工作都是在夜里进行。坚壁的地点尽量离村远些,爬上荒山野岭,利用天然石洞。黑夜里,背着沉重的东西走崎岖不平的山路,不用说点灯,连一根草绳也不能点。坚壁器材的洞子有的在高山上,连小路也没有,黑夜里爬上爬下,可不容易。要防止跑坡跌进深沟陡涧。上山时,就用手抓住荆棘藤蔓;下山时,就坐在石头上往下出溜,常常扎破手、划破裤子,这些照相、制版、印刷方面的器材,有许多是我们边区不能生产的,要到敌占城市去买,这必须冒很大风险,甚至生命危险。我们的王丙中工务长是个老北京,精明强干,印刷行业也很熟。社里派他深入虎穴,到北平去购买器材,结果出了娄子,被敌人抓去,灌辣椒水、严刑拷打,逼他的口供。直到这次反“扫荡”前不久,他才被营救出来,回到画报社。
反“扫荡”到“五一”以后才结束。我们计划的“五一”活动都给冲掉了。可是,我们还是杀了一口猪,吃了一顿红烧肉和大米饭。为庆祝画报社成立一周年而创作的社歌又唱起来了,大家乐呵呵地唱着,唱了很长一段时间。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潘自力部长,在反“扫荡”结束后代表政治部来慰问我们。他在讲话中鼓励我们说:“你们画报社,人不算多,但是朝气蓬勃,斗志旺盛,在反‘扫荡’中保护了人员和资财,抵得上一个团的兵力。你们的斗争很艰苦,胜利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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