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报是在聂荣臻同志的关怀和指导下诞生的。聂荣臻同志是晋察冀军区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很重视文化战线的工作。他曾说：“军队要有战斗力，就一定需要文化。”那时，物质条件是困难的。只有几台照相机，摄影员背着它随军采访。还有一些简陋的暗房器材，用来洗印照片，向各处发稿。
我们没有放大机，不能把照片放大举行展览，大大削弱了新闻摄影的宣传报道作用。怎么办呢?到敌占区去买或请后方支援，都是难以办到的。聂司令员知道了这个情况，便找来一架望远镜送给摄影科。他说：“你们试试看，能不能用望远镜上的玻璃改装成放大机镜头?自力更生嘛，发挥一下你们的创造性!”摄影科的同志们得到了一架望远镜，还得到了聂司令员的鼓励，多高兴啊!经过一番精心设计，不久，一台放大机果然装制成功了。从此，我们拍摄的新闻照片就能及时放大出来，到部队、到学校、到各种集会场所、到城镇和乡村的街头，向广大群众进行图片展览了。
《晋察冀画报》出版的时候，聂荣臻同志在创刊号上题了词：“五年的抗战，晋察冀的人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事实都显露在这小小的画刊里：它告诉了全国同胞，他们在敌后是如何的坚决英勇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告诉了全世界正义人士，他们在东方是如何的在艰难困苦中抵抗着日本强盗!”当时的晋察冀边区被称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晋察冀画报》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新闻照片、新闻通讯和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把晋察冀军民的战斗生活真实地反映出来，及时地传播出去，用以鼓舞战斗意志，增强胜利信心。一九四三年的“五一”节眼看就要到了。政治指导员赵烈同志领导着俱乐部，着手“五一”节的准备工作。我们建立了歌咏队，天天吃饭后都练习唱歌。当时还从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调来同志，组成一个创作组，打算写一个话剧和两首歌曲。我们还组织了一个“洋相队”，队员都是些性格幽默、爱说爱逗、会出怪样的年轻人。
为庆祝晋察冀画报社成立一周年而写的社歌，写出来了。晚饭后的游戏时间，我们就集合在打谷场上教唱。曲子是赵烈同志写的，教歌也是他。大家学这支歌特别带劲儿，因为歌里唱的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记得有这样的歌词：“照相的跋山涉水，排字的日行百里……”晋察冀边区是山区，山多水多。摄影记者没有交通工具，出去采访不光携带照相机和胶卷，还要背着背包，跟着部队在山山水水间、枪林弹雨中日夜奔驰。
那时画报上的新闻报道、文字说明和文艺作品已经是用铅字排印，可我们的排字房十分简陋，三间屋摆上几副字架子。排字工人大多是新手，有的是农村青年，有的是从大城市出来的学生，捡起字来很不熟练，整天不停地在字架子前走来走去。每人每天为捡字走的“路程”实在不少，说“日行百里”，并非过分夸张。我们还在村旁的河滩上平整出一片操场。驻村是个小山村，打谷场都不大，许多农家都是在自己的平房顶上晒打玉米和谷子，想找个打篮球的场地很不容易。修了操场，平时可以出操、打球、做游戏，到了“五一”节也好搞一次热热闹闹的体育竞赛。没想到，离“五一”还有十来天，突然发生了情况。
四月二十日，我们刚出完早操，村里老乡跑来说：“听见没?一大早就响起炮来了，好像在洪子店那边。”我们马上摇电话向军区了解情况，怎么也摇不出去，电话线断了。吃早饭以前，五团的参谋长从我们这里路过，特意来告诉我们：一个多钟头前，敌人就到了柏坪东山上了，你们要赶快行动。空气立刻紧张了。全体干部职工集合起来，沙飞主任作了简短的战斗动员。为了保存人力和物力免遭敌人的破坏，全体人员分成两支队伍。一支是年轻力壮、战斗力强的工人、摄影员和干部，由沙飞主任指挥，坚壁物资器材；另一支是技术人员、编辑人员和女同志，由指导员率领离开村庄，向外转移。我们迅速地行动起来。在收拾东西的过程中，已经清晰地听到远处的枪声。
约莫一顿饭工夫，我们派出去的哨兵“砰砰”发出了几声警号枪，敌人已经攻上离我们村只有二三里路的张家川北面的山头了。我们的坚壁工作还没搞完，转移的队伍正向西沟跑步前进。男同志照顾着女同志，身体好的招呼有病的，顺着山沟爬上一个小山头。敌人发现了目标，朝我们打枪，子弹“嗖嗖”地从头上飞过。我们冲过山头，接着要爬第二个山头。敌人的飞机来了，在我们上空盘旋。有人趴下来，想隐蔽一会儿。指导员喊：“这里不能停，快，爬过山去!”我们奋力攀登。到达山顶时，敌机飞远了，枪声也稀了。我们坐下来休息，等候跑散的队伍集合起来。有人站到高处去隙望，看见敌人已经远离我们的驻村，顺着大路朝会日方向去了。
下午，指导员带着几个人回驻村察看情况，让我们三十多人翻过大山到西面找村庄宿营。山西面平静无事。天黑了，在两间空屋子里铺上谷草、芦席，各自打开背包，横七竖八地躺下了。几个女同志则由村妇女主任另行安排住处。敌人并没有撤退，狼奔豕突地北进了。我们还不能回到驻村去铺开摊子工作，便开始了游击生活。回村察看情况的同志，各处转了一遍，发现村里没有遭受破坏，我们的厂房、物资没有一点损失，没坚壁完的东西也都好好地放在原地。看来敌人没有在村里停留，打一阵就过去了。我们有四个同志受了伤，社里派人把他们送到附近的休养连治疗去了。
为了预防敌人的再次“扫荡”，我们抓紧战斗空隙继续做好坚壁工作。没有坚壁完的要赶快坚壁起来，早已坚壁好的也要一一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搞坚壁工作必须高度保密，所以这种工作都是在夜里进行。坚壁的地点尽量离村远些，爬上荒山野岭，利用天然石洞。黑夜里，背着沉重的东西走崎岖不平的山路，不用说点灯，连一根草绳也不能点。坚壁器材的洞子有的在高山上，连小路也没有，黑夜里爬上爬下，可不容易。要防止跑坡跌进深沟陡涧。上山时，就用手抓住荆棘藤蔓；下山时，就坐在石头上往下出溜，常常扎破手、划破裤子，这些照相、制版、印刷方面的器材，有许多是我们边区不能生产的，要到敌占城市去买，这必须冒很大风险，甚至生命危险。我们的王丙中工务长是个老北京，精明强干，印刷行业也很熟。社里派他深入虎穴，到北平去购买器材，结果出了娄子，被敌人抓去，灌辣椒水、严刑拷打，逼他的口供。直到这次反“扫荡”前不久，他才被营救出来，回到画报社。
反“扫荡”到“五一”以后才结束。我们计划的“五一”活动都给冲掉了。可是，我们还是杀了一口猪，吃了一顿红烧肉和大米饭。为庆祝画报社成立一周年而创作的社歌又唱起来了，大家乐呵呵地唱着，唱了很长一段时间。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潘自力部长，在反“扫荡”结束后代表政治部来慰问我们。他在讲话中鼓励我们说：“你们画报社，人不算多，但是朝气蓬勃，斗志旺盛，在反‘扫荡’中保护了人员和资财，抵得上一个团的兵力。你们的斗争很艰苦，胜利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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