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馒头的故事
当时，我在太岳军区一分区二十五团二营五连工作。部队驻在山西安泽唐城，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有时和敌人在山里转圈，有时又深入到敌后活动。战斗频繁，几乎整日都是在行军、打仗，休整的时间很少。同志们疲惫不堪，常常边走路边打瞌睡，一休息就睡倒一片。干部战士一个个双颊瘦削，眼窝深陷。苦和累大家在所不辞，更大的威胁是饥饿。以前，部队供应的粮食虽不充裕，但尚能吃饱。后来为了减轻群众的负担，救济灾民，口粮降到每月三十斤。
当时主要是吃小米。干部、战士都吃不饱，没办法就只好多煮稀饭吃，里面加些野菜，不管顶饥不顶饥，先把肚子填饱再说。偶然发点带麸子的面粉，蒸顿馒头算是改善生活了。可是那很难捏到一起的麸子面，三两多才能蒸一个大一点的馒头，每人只能分一个，那些身高体壮的战士吃完了就像没吃一样。四班是机枪班，全连唯一的机枪射手姓王，本来就饭量大，扛机枪又比别人累，每次吃饭，他的一个馒头几口就吃光了，站在那里发呆。
一次，四班长苗福元见此情景很着急，他想，王大个是机枪手，打仗是主力，饿坏了可不得了，上哪儿再给他找个馒头呢，只有给连里领导说说吧。于是跑到连部吃饭的地方，低声向连的领导说明了情况，连长崔秀南“啊”了声，然后说：“拿走一个吧。”这时候在旁边的通信员、司号员等人，都惊}地注视着连长，那焦急的目光好像在问：那咱们怎么办啊!连长也似乎看}了同志们的心思，轻声说：“我和指导员少吃一点。”
苗班长看了看连长和；导员，犹豫起来，他想连首长也只有这一点啊!他站起身想走，这时指导!又对苗福元说：“连长不是说啦，你怎么不动?”苗福元无可奈何地拿起一个馒头走了。他走后连长和指导员两个人合吃了一个馒头，吃了些野菜。苗福元回到E里说明情况，王大个子却怎么也不吃了，要把馒头送回连部，班长和同志]劝了又劝，他才把这个馒头吃了。以后，每逢吃馒头，连长、指导员都要!一个给四班。一个馒头的故事就在连队传开了。
大家都桃野菜吃
那时候吃菜更困难，根据地的群众，在日本鬼子扫荡的间隙抢种一点菜，：经常遭到破坏和抢劫，虽然上级发了点菜金给连队，却没有地方去买，一年之中春、夏、秋三季基本上都是吃野菜。尤其盛夏季节，在山冈上、草丛中、田野里，长着许多有名无名的野菜。我们连队的杜司务长是个有名的好管家，他常利用战斗空隙，带领炊事班的同志采摘野菜，除了当时吃以外，还把多余的晒干储存起来。野菜本不怎么好吃，有的苦、有的酸，不苦不酸的也有些怪味，又没有多少油，晒干的就更难吃了。
有几次买了点萝卜，这当然是好菜了，好菜不能一顿吃完，于是就往野菜里加点儿。全连一百一十人，炒炖菜只用了五斤萝卜，菜炒好了只见野菜不见萝卜，萝卜真比肉还珍贵。但是每次吃起有萝卜的菜来，大家都挑野菜吃，把萝卜留下来给班里的病号。在班里吃饭的轻病号，又把萝卜送回炊事班，给那些重病号吃。重病号明白这是同志们的心意，也不愿自己吃，最后还是连队的领导动员半天，他们才吃下去。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就是这无比珍贵的革命情谊，温暖着革命队伍里每个战友的心。
换盐
在太岳山区特别缺盐。群众吃盐非常困难，有时买到一点儿盐，也只在吃饭时拿筷子沾一点儿。部队当时也是这样，一大锅菜只放一点点盐，结果吃什么都没有味，日久天长，人没有力气，部队战斗力受到严重影响，所以搞盐就成了部队当时经常操心的一件大事。
金风送爽，中条山的枫叶红了，生长在森林中的连翘也到了采摘的季节。连翘是中药材，敌人占领的平原地区缺少它，部队就利用战斗空隙上山采摘连翘，晒干后存起来，分批偷运到敌占区的盐镇换盐吃。换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盐是日本鬼子封锁控制的物资，不能公开成批买，也不能大量换。抓住带盐较多的人，不问青红皂白，就以私通八路军为名，严刑拷问，轻者罚苦工，重则杀害。过封锁线有时还与敌人遭遇或遭到伏击。我们团的其他连队，就为换盐还牺牲了几个同志。
一九四三年春节前，我和饲养员老赵一起，到洪洞县的苏保镇换过一次盐。那天正是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了。虽然环境艰苦，但老百姓还是要置办点年货，进出城镇的人很多，敌人控制稍松一点。我们俩都化装成老百姓，他牵着驮连翘的骡子，我身藏短枪跟在后边，在和煦的阳光照耀下走向东方。黄昏到了白喜河边，这是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常有敌人巡逻。这条河，冬季没有多少水，但河滩约有三里宽，尽是些卵石，老赵在岸边等着，我手提二十响，张着大小机头，先去侦察，选了一条容易走又不易被敌人伏击的渡河路线，趁天黑迅速通过河滩。上了山，进入了游击区，在天亮以前，到达了离我家不远的洞子沟。把老赵安排好后，我就出去把联系人杨玉贵找了来，他是我青少年时期的同学，忠诚可靠，有些活动能力，还有敌占区的“良民证”。
以后的几天，我和老赵带着伪造的“良民证”，与杨玉贵一起每天背些连翘，混在办年货的老百姓中间进人苏保镇，利用可靠的关系换盐，盐全部换好后，选择了一天的天黑后，由杨玉贵带着我们从他熟悉的田间小路偷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把盐背了回来。盐换完了，春节也到了。我走过自家的村庄，真想看一看家人、亲友和乡亲们，然而，想到连队那些替我担心、又焦急盼我回来的战友，我头也没回，和老赵趁着天黑，毅然踏上了归程。
三袋大米和一顶皮帽
一九四二年冬天的一个上午，沁源城里的日伪军出来“扫荡”，袭击了我驻松交的一分区司令部，抢走了作战地图。敌人把地图装在麻袋里，由骡子驮着返回城去。我连奉命急行军赶到沁源城关埋伏，准备等敌人回来时抢回这些地图。为了截住敌人，我们立即出发，赶到沁源城关，做好了伏击准备。
那天下午，借着落日的余辉，我们从望远镜里看到了那些驮着地图的骡子走在队伍的最后，由少数敌人护卫着。我们等待敌人的大队进城后，截住了他的尾巴，先开枪把骡子打死，护卫的敌人见势不好，丢下骡子驮的东西，跑进城里去了。这次伏击，我们不但抢回了地图，还缴获了三袋大米(每袋大米四十斤)和一顶皮帽子，这在当时是珍贵的物资，我们如数交到了营里。营长黎光福看到我们胜利归来很高兴，表扬了我们连。
隔了几天，营长又把我们叫了去，高兴地对我们说：“你们缴获的这些东西，我请示了团首长，首长让我们自己处理。我看这样吧!这顶帽子是防寒的好东西，分区和团的首长都合不得要，我更不能要。毛主席在延安日夜为我们操劳，陕北比较冷，咱们把帽子送给毛主席吧!”后来听说这顶帽子由分区政委顾大春带到了延安。对于那点儿大米，他用商量的口气对我们说：“分区和团首长都是南方人，他们爱吃大米。大家生活都很艰苦，咱们各送一袋，剩下那袋，一连十斤、二连十斤、营部五斤，仗是你们打的，东西是你们缴获的，给你们十五斤。”
营长说完后，我们立即表示同意。回到连队后，我们向全连传达了战利品分配的办法，大家都异口同声称赞。我们连的十五斤大米，煮了两次稀饭，战士们端起碗来，喝着香喷喷的稀饭，心里感到甜滋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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