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在县敌工站工作。九月十一日夜，县委刘书记交给我一份燕庄敌据点的布防地图，限三天内送到驻在枣强县的军分区首长手里，并且嘱咐我要紧紧地依靠各级党组织，依靠人民群众，务必按时把地图送到。我把地图藏好，告别了刘书记，当晚就到了冀县王家瓦窑军分区的联络站站长王步雨同志的家。他热情地向我介绍了敌情和沿途情况。
第二天，没等天明，我就直奔枣强的大路走去。仰望天空，星辰闪烁，远近村落，鸡鸣四起。在朦胧的星光下，我疾走如飞。秋天的凌晨虽然有点寒意，但我感到全身都在冒汗，恨不得一步就跨到枣强，把地图送到军分区首长面前。
天刚麻麻亮，一阵隐隐约约的枪声在平原上空掠过。我停步细听了一下，枣强方向的枪炮声越来越密，越来越大。从枪炮声判断，敌人很可能是一支大部队。怎么办呢？继续往枣强方向前进，这太危险了。我当机立断，马上折回西行，准备从垂阳方向绕道去枣强。
没走多久，就出现了一群跑敌情的老乡，他们拖儿带女，挑着大小包裹，拉着牲口。敌人的枪炮声也从几个方向传来。从老乡那里我才知道是驻枣强、冀县、南宫各县的敌人出动了，而且还有不少汽车。不一会儿，敌人的飞机也来了，这是一次有计划的大“扫荡”。
我混在跑敌情的老乡的队伍里，穿行在果木林间，同敌人来回周旋。大半天过去了，敌人没有半点撤退的征候。我想，就这么穿来跑去，什么时候是个完呀？不行，得赶快甩开敌人。我瞅准一个机会，从敌人散兵队之间钻出来，越过一条大道，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接着，我一气猛跑，绕到了沙里寨村南的沙林里。到了敌占区，我反倒觉得安全了。四顾远近的庄稼地，稀稀落落的有些年岁大的老人正在干活。我知道，这一带表面上是敌占区，实际上各个村子都有我们的党组织。我躲在沙林里，一边观察敌人的动静，一边想着怎样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
正当我焦急难耐的时候，一个熟识的声音从沙林深处传来：“这不是老王吗？”我扭头一看，真叫人喜出望外。“啊！老樊，你怎么在这儿呀？”来人叫樊希之，是我在清河县住院时的病友。当时，他是重伤员。当医护人员忙不过来时，我们这些轻伤病号就主动给他们喂饭、擦澡、端屎端尿。这样，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后来，他残疾了，便复员回到了老家。我向他说明有重要任务，要到枣强去，请他赶紧想法子把村长找来，越快越好。老樊只说了句“你放心”，便一拐一拐地消失在沙林深处。
过了一顿饭的工夫，老樊带着村长李步谦同志来了。我们见面后，村长首先介绍了敌人“扫荡”的情况。他又说：“你的事，老樊已经对我说了，我都准备好了。”他指指身边的家什，又说：“这锄头和筐，就是为你准备的。收拾完了，你就往南走吧。我们这儿是鬼子‘扫荡’的边缘区，往前穿过封锁沟就安全了。”
我告别了村长和老樊，又继续向垂阳方向奔去。刚走不远，我发现村东南方向的上空尘土大起，人喊马嘶，一队日本鬼子兵从沙里寨出来了。我急忙闪过一边，朝四周环视一下，发现一个老大爷正在西瓜地里锄地。我赶紧向他靠近，把筐放在地头，抡起锄头就在他旁边干了起来。这位老大爷审慎片刻之后，望了望远处，用手向我比画了一个八字，意思是问我是不是八路军。我诚实地点了点头。老人胸有成竹地说：“没关系，有我就有你。我叫刘福海，今年六十八岁。如果敌人过来盘问，你就说是我儿子，叫文星，今年二十四岁。”
我们一面锄草，一面注视着远处的敌人。原来，日本鬼子经过一整天的疯狂破坏，正从村子里撤出回范堤据点去。我想，敌人既然已经撤走，村子里就安全了。这时，太阳已经贴近西方的地平线。奔跑了一整天，我的两腿像灌了铅似的沉重，肚子也“咕噜”得更厉害了。刘老大爷看出我要进村子，忙着把他锄的草给我装了大半筐，让我背着作掩护，并说：“孩子，放心吧，鬼子开拔了，你先进村去，大爷还得干一阵子。”
我顺着敌人撤退的路线，再回沙里寨。我撩起衣服，装做擦汗的样子，摸摸缝在大补丁里的地图，琢磨着晚上的行动。我想，如果能再见到村长李步谦就好了，他会给我找帮手穿过封锁沟的。我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已走到了村口。这时我才发现，村子里像死一样的寂静，一点声音也没有。坏事了！按以往的经验，被日本鬼子洗劫过的村庄，一旦敌人撤走，全村的男女老幼总是呼儿觅女、寻爹找妈，哭骂声半夜也静不下来。可现在，村里这样沉寂，估计还有敌人。我寻思着，往回走吧，不行。天快黑了，下地的人都背着筐进村，不会再往外走。进村吧，情况不明，弄不好被敌人捉去盘问就麻烦了。时间不容许我再犹豫了。我耸了耸肩上的背筐，一如常态地迈着大步，直朝村口走去。果然，一个荷枪实弹的日本鬼子疲惫不堪地坐在村口的土坎上。我岔开双腿，向日本鬼子说：“良民的，回家的干活。”他一摆手：“开路，开路！”
我进了村，看见到处是日本鬼子，每条街口和高一点的房顶上，都戒备森严地布满了岗哨。走着走着，突然房顶上一个日本鬼子兵把机枪拉得“喀喀”响，凶恶地向我嚎叫：“八格牙鲁！检查检查的。”我强忍着胸中的仇恨，放下背筐，把草全倒出来，抓起一把抖了几下。敌人见我的筐里没什么东西，就放我走了。
我背着草筐，在村里转了大半个圈，心想，我的“家”在哪里？总不能这么满村转悠呀。如果老不回“家”，敌人是会看出破绽的。我看看周围的房舍，除了住了日本鬼子的屋门是敞着的，几乎家家都是紧关大门，静无人声。我思虑着，得赶紧就近找一个人家当我的“家”。
我快步离开大街，直冲一户比较僻静的人家走去。到了大门，我左右看了看没有敌人，就双手一推门，大声喊：“娘，咱家的饭熟了没有？”也真巧，屋内还真有一位老大娘，她正坐在门坎上做针线。这位大娘一头灰白的头发，右肩和两个膝盖上缀着三块特别显眼的补丁。不用问，这是一户穷苦人家。老人家一听我这外县人的口音，又看了看我的神态，就估摸我是八路军。她由惊讶转为镇静，故意放大嗓音说：“饭早熟了，就等你回来。先歇歇，等会儿再吃饭。”
等我进屋把筐靠近大娘放下，她这才压低声音说：“好了，你到了我家就放心吧。你这个家有爹有娘，我也有儿有女。你们打鬼子，还不是为咱老百姓嘛。你放心，有大娘就有你。”老人说着，又上上下下打量着我，说：“你这褂子太不合身了，被汉奸看见就坏事啦，快换件我儿子的吧！”我的地图就缝在上衣的补丁里头，哪能脱下来呢？我只得把上衣掖进裤腰里，外面再罩上大娘给我的那件褂子。我刚穿好，还没系完扣子，一个日本鬼子兵突然闯了进来，在屋里的锅台边来回转。我赶紧顺手拿起一只饭碗，装做要吃饭的样子。那个日本鬼子揭开锅盖，看看煮的米饭，说：“咪西咪西的。”说完就转身到门外招呼另外几个日本兵来吃饭。我担心连累老人，决定离开这里。我拿起一个窝窝头，刚吃了几口，打算从后门出去。这时，又进来一个日本兵，他狂暴地大叫大骂：“八格牙鲁！皇军来了什么的没有，八路来了通通的有，老百姓死了死了的！”这个家伙一面骂，一面比画着，冲着我和老大娘恶狠狠地瞪着眼睛。我明白了，他是要找一张桌子。于是，我比画了一下说：“这个的干活？”他说：“你的顶好，大大的良民，跟我开路开路的。”老大娘一听叫我开路，抢步上前拉着我，一个劲儿地对日本鬼子说：“我去，我去！”日本鬼子把眼一瞪：“你的不行！”一脚把老人踢倒在地。我急忙搀扶起老人，紧紧地摇着她那干瘦的手，安慰她说：“娘，你放心！我一会儿就回来。”我强压怒火，只好跟他走。
我趁领着敌人找桌子的机会，正好熟悉道路，侦察敌情。穿过几条小巷，我们来到一个馒头坊的门前，正好一个伙计走出门来，他问我怎么回事。当他弄清情况之后，便指着一座高房说：“那边有。”日本兵明白了伙计的意思，一把抓住他说：“你的跟我开路，他的不行。”
日本鬼子把我撇下之后，我随即机敏地走进了馒头坊。我一进门，一个年轻的伙计朝我挤挤眼，又神秘地向西屋呶了呶嘴，暗地里用手比画一个八字，我点了点头。他就大声喊道：“‘朱老三’回来了。”其他伙计们一听，也就心领神会，都主动同我打招呼。就这样，我就成了馒头坊的伙计“朱老三”了。管账的叫我坐柜台管账，我轻声告诉他：“白面、馒头多少钱一斤我还弄不清，怎么管账？”这时，旁边一个老伙计解下围裙，叫我去烧火。
我坐在灶门口，朝西屋一看，果然屋里住满了日本鬼子，他们对我这个“朱老三”连看都没看一眼。日本兵走出走进，我也不答理他们，只是一个劲地拉风箱。其实，这锅馒头早就熟了，我只是担心自己变成闲人，暴露身份，才这么傻烧的。这时，给我围裙的老伙计走过来，低声对我说：“还烧呀！笼屉都要着火了！你去磨面吧。”
磨面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伶俐的小青年，他见我走过来，便主动让开。我赶着小毛驴，一会儿扫扫磨盘，一会儿整整麸皮。可是，等到陪上脚打罗罗面时，我又抓瞎了。我一踩上去就“乒乒乓乓”地来回撞响，怎么也打不出个点子来。在这节骨眼上，一个日本鬼子也凑过来无聊地赶毛驴玩，这更使我心里局促不安。我只顾一个劲地踩，连罗上的麸皮都震落到底下的面粉上了。好在日本鬼子也不懂得这名堂。正在我为难的时候，管账的大声喊道：“‘朱老三’，够了，明天再磨吧。收拾一下，准备吃饭。”
这一喊，我总算摆脱了窘境。我同伙计们一起吃了晚饭，就想趁着黑夜离开这个地方。我要一个小伙计帮我去找村长。不一会儿，他回来说：“村长晌午出去还没回家。”于是，我和伙计们商量了一个办法，一会儿这几个人去小解，一会儿那几个又结伴到村边挑水，借机侦察敌人的哨位，熟悉出村的道路。但是，由于敌人戒备很严，我始终没有找到机会，折腾了半夜也没出了村，心里好生着急。
九月十三日早上，村里的敌人撤走了。我向伙计们道别后，又经过老大娘家。老人一见我，就像久别重逢的母子，她闪着泪花说，“孩子，你可回来了。昨夜我为你念了千万声阿弥陀佛！老天爷有眼，帮助了好人。”她见我困乏的容颜，又担心地问：“你没有受委屈吧？吃了饭没有？”“大娘，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有乡亲们掩护，坏不了事！”我真不知用什么样的言词来答谢这位慈祥而又机智的老妈妈。
出了沙里寨，一连串的问题涌上我的心头：敌情怎么样了？分区首长和部队在哪里呢？县委转移到了什么地方？已经一天多了，我还在冀县边上转，下一步该怎么办？
中午，秋天的太阳还是火辣辣的，我继续往西走去。因为心情急迫，行进快速，不一会儿就汗湿衣衫了。午后不久，我来到了邢庄，见到了地下党员张步五同志。他告诉我，区分委刘利华同志可能还在西顾头村。等我赶到西顾头村时，老刘已到燕庄敌据点的周围布置工作去了。刘利华的母亲安排我吃了午饭，并对我说，县委刘书记和区委张书记可能在范庄一带。我喜出望外，婉言谢绝了老人家要我傍黑再走的劝告，从西顾头直奔东顾头村，朝范庄方向急速赶去。
从东顾头村到范庄，要横过一条公路，这条公路是燕庄敌据点到李家瓦窑敌据点的必经通道，经常有日军、汉奸来来往往。按往常规律，午饭后日本鬼子、汉奸就龟缩在碉堡里不再出来了。我便大胆地往前走，想尽快穿过公路。真是事不凑巧，当我刚一出东顾头村快接近公路时，左前方突然冒出一群骑车子的汉奸，直朝我这个方向来了。怎么办呢？躲进高粱地吧，肯定会引起汉奸的怀疑；跑吧，这平原大地，一眼望出好几里，怎么跑呀？正当我进退不得、左右为难的危急关头，被右边棉花地里的一老一少发现了。只听老大娘冲着我喊道：“你傻愣愣地瞅啥？还不赶快把搞好的棉花扛回去？”我急忙“哎”了一声，几步奔到她俩跟前。这时，那队汉奸离我们只有几百米了。老大娘向我招招手，叫我也装着摘棉花。只听老人轻声对她儿媳妇说：“他就是小淼，明白吧？”那媳妇脸一红，羞涩地回答：“明白了，娘！”老人说：“要是敌人盘问，我来说，你们就别说话。”眼看汉奸就要过来了。这时，范庄方向突然出现几辆做买卖的小红车，于是，汉奸们一声吆喝，就向小红车子扑去。
我再三感谢老人家掩护了我，可是老大娘却说：“谢啥，都是为了抗日嘛！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抗日救国，建立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穷人哪能过一天好日子！”年轻媳妇也插嘴说：“我也是妇救会的会员，帮助八路军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还谢什么！”
汉奸走远了，我告别了婆媳俩，穿过公路直往范庄而去。到了范庄，村长范立安同志带着我找到了区委书记张仁卿。据他说，县委书记刘漫谈和敌工站副站长田平，头天夜里到冀县城关附近开展工作去了。在离开范庄前，张仁卿同志向我传达了县委关于对敌斗争的新指示。在艰苦复杂的反“扫荡”斗争中，听到这样明确的指示，我的斗争信心更足，战斗勇气倍增。当天晚上，我就赶到了黄家瓦窑，找到村长黄弼臣、支部书记黄铜禄和党员黄建平等同志。在民兵护送下，我迅速而安全地到了枣强县恩察附近的洼里村，找到了分区敌工科长阎统三同志，把那份燕庄敌军据点的布防地图，准时送到了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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