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当管理科长。一二九师师部从驻地涉县会宁村移驻到邯长公路南的合漳村，主力部队都在各分区驻地抗击日军。师部只有骑兵连、特务连、通信营及少量的地方民兵武装，其余的都是司、政、后机关的人员。太行边区政府的直属机关人员也在这里，队伍很庞杂。
为了避实就虚，分散突围，师长刘伯承同志在黄白坪村，命令师部队务科科长刘贤润带领骑兵连和武装部的人员、师部作战科副科长张廷发带领特务连和通信营一部分就地活动，吸引日军的注意力，掩护师部突围，使师直、边直人员越过邯长公路，退到日军已“扫荡”过的路北去。我们这支庞杂的队伍是分两部分行动的。刘师长和李达参谋长带着我及地图股长何雨龙，外加一个警卫班、三个马夫、两个挑夫，一行二十来人从黄白坪村出发，沿山路向北走。在这之前，为了埋藏弹药，我曾在这一带的山里察看过地形，对道路比较熟悉。
中午时，我们到了一个叫张镇的小村里，并在这里发现了我军的一条通信电话线。师长命令大家原地休息，搞点东西吃，并要我迅速接通电话线，了解一下情况。为了防止敌人窃听电话后测出我们所处的位置，我把电话线剪断，在两个线头上同时接上两部电话机。电话接通后，得知陈锡联率领的三八五旅已经收复了黎城，新一旅正从东阳关向南走，已经上了杨家山；日军已从黎城经尖山村河沟小路向南窜来。
了解到附近没有敌人，我们就在张镇休息了两个多小时。这时，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和太行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带着师直、边直人员到达张镇。他们带的主要是辎重、行李和骡马等。师长要他们在原地架锅做饭，于下午四点出发上杨家山，当夜要突过邯长公路。
下午三点钟，我们原来这二十来人先出发了。师长和参谋长带着何雨龙和我走在最前面，先上杨家山去找新一旅。经一个多小时行进，渐渐接近了山顶。这时，山顶上站出一个人来向我们喊话，问我们是干什么的。师长命我去联系。原来喊话人是新一旅的后卫哨兵，经询问得知：新一旅主力已由韦杰旅长带下山了，唐天际政委带着两个连在后，也正在下山。我叫哨兵跑步下山去找唐政委，让唐政委带的这两个连停止前进，并请唐政委来见刘师长。
这时，天已近黄昏了。因蔡树藩、杨秀峰首长率领的大队人马一直不见上来，师长带着我们只好在山上等，一直等到夜晚十点多钟，仍不见他们的动静。师长的爱人汪荣华和邓政委的爱人卓琳也都在后面没上来。我们估计是他们走错了路，从张镇出沟口往杨家山村的方向去了。而日军正从那边扑过来，很有可能同敌人遭遇。
情况很紧急，师长让李参谋长下山去找。参谋长走后，师长本来就有病的身体更显得有点支持不住了，坐在山上等着，饥渴难忍，急得我和何雨龙心如火焚。我问师长怎么办?他问我有没有吃的。我翻出几个柿饼，师长吃了两个。柿饼又干又硬，吃下去更感到口渴难忍了。这时，唐政委带着新一旅两个连到了。师长要唐政委从部队中找两个本地战士当向导，连夜抄小路突出去，向黎城县方向转移。师长还指示我同唐政委共同指挥这两个连。我们把两个连部署在山梁上，沿山梁向北走。我同何雨龙等人保护着师长沿山腰出发了。
山上长满了荆棘和灌木丛，连一条羊肠小路都没有，加上天又黑，我们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前进。师长拖着重病的身子，喘着粗气，艰难地走着。凌晨四点左右，师长把我叫到身边，小声对我说：“我实在走不动了，要就地休息一下，你快带他们走吧。”我猛吃一惊，饥饿疲劳早已忘光，急忙拉着师长的手说：“师长，保护你是我的责任，有我们在，就一定要掩护你冲出去。”说罢，我即命四个警卫员前后左右护卫着师长往前走。我又命其他人，不许瞌睡，不许大声说话，不许掉队，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就这样，我们振作起精神，一阵疾走。拂晓时，师长又对我说：“周科长，我的腿实在拖不动了，要休息一下。”我见师长带着重病走了一夜，太虚弱了，只好同意师长休息。不料师长早已精疲力竭，一坐下就昏了过去。我急令警卫员跑步去找唐政委，并叫他带一副担架来。唐政委他们来后，我急忙从卫生员手中要过一瓶“十滴水”给师长喝了一些。
不一会儿，师长慢慢地睁开眼睛，见我们都围在他身边，就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说：“左下方就是柳林村，村中烟雾腾腾，是鬼子在烧房子，咱们不能在这里久留啊。”我把师长扶上担架，我抬前面，一个外号叫“骆驼”的警卫员抬后边，在树丛中悄悄地穿行。由于我们都很累，两腿发软，加上山陡路滑，走上三五步就滑倒了。我看这样不行，速度太慢，与H军近在咫尺，有被发现的危险，即蹲下身去，拼出全身的力气，背上师长，咬着牙跑了几百米。
刚绕过一个山嘴，突然，村内的日军打了一枪，我以为他们发现了我们，惊出了一身冷汗，背着师长跑得更快了。过了几分钟，听不见再放枪，原来日军是鸣枪收哨，集合起队伍向南走了。到这时，我才轻松地出了一口气，放下师长，叫马夫将师长的白马用一条黑被子伪装起来，将师长扶上马，在几个警卫员的保护下加鞭催马。又过了一个山嘴，唐政委带着两个连在山顶上摆好阵势，架起机枪，准备一旦被日军发现就决一死战，掩护师长冲出去。还好，日军走了，并没有发现我们。
日军向南，我们往北，这样又走了几百米，来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山凹里。我请示师长说：“休息一下吧?”师长同意了，但我自感责任重大，不敢休息，站在一个土包上用师长的望远镜向四周观察着。
没多久，困意、饥饿和干渴同时袭来，我感到头昏目眩，一阵恶心，头一低，吐出了几口鲜血。开始，我头脑还是清醒的，坚持站立着，随后渐渐失去了知觉，倒了下去……不知过了多久，师长叫警卫员来喊我，警卫员见我昏睡过去，又吐了血，没敢叫，跑回去报告了师长。师长忙跑来，把我推醒，对我说：“你太累了，这地方不安全，快起来，我们走吧。”我挣扎着爬起来，用土把地上的血盖住，随师长到了大家集合的地点。师长叫警卫员拉过他的马来让我骑，使我非常感动。师长自己硬挺着抱病之躯，率领我们突围。尽管我吐了点血，两腿像灌了铅似的，但师长的马我怎么能骑呢?我说什么也不肯上马，师长只好命令我上担架。
当晚，我们来到尖山村，村里的乡亲们为躲避鬼子“扫荡”早已分散到山里去了。我们在空无一人的小山村中住了一夜。临睡前，我不放心，挣扎着查了一次哨，才和衣而睡。一直到第二天日上三竿，老乡们陆续回村后，我们才买了点粗麦面和包谷面做了饭吃，又写了封感谢信，然后按师长指示的方向，继续向黎城县前进，胜利地完成了突围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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