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十六岁，在安平县青年抗日救国会儿童部任部长(平时都称儿童部部长。为县儿童团长)。
一天，县青救会张炳坤主任把我叫到跟前，抚摸着我的头亲切地说：“小马呀，敌人又要开始大‘扫荡’了，县机关要精兵简政，你年纪小、文化低，组织上决定让你报考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附设中学。”我一听，像是迎头打来一闷棍，蒙了。我想，一九三八年我十三岁时，在吕正操司令员的部队里当“小八路”。后来嫌我小，把我从部队上“刷”下来，回到家乡当了县儿童团长，整天跟着青救会、妇救会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组织儿童读书识字，开会唱歌，站岗放哨，优待抗属，看护伤员，送鸡毛信……工作刚刚搞熟，又嫌我小要“刷”我，这哪行?再说，敌人“扫荡”，我们儿童团也要和他们斗，怎么能走呢!我的嘴撅起老高。
张主任看出了我的心思，耐心地对我说：“抗大附中是咱们晋察冀边区办的一所战地中学。二分校老校长孙毅，在咱冀中军区当过参谋长，人们都叫他孙胡子，别看他嘴上有胡子，心里却像个老妈妈，特别喜爱青年人。附中过的是军事生活，和军队一样，你当过小八路，再把文化武装一下，学回来抗日的本领更大了。”说着，他拿出抗三团印的语文、历史、算术课本，还有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送给我，又把县委开的介绍信，让我藏在身上。
他和房东老大娘还特意做了养麦面、饺子给我送行。我背上行装，按照指定的地点，去抗大附中报考。谁知找遍了深泽、定县的几个村子连学校的影子也没找到。听村干部说，附中早在去年冬天就转移到冀西山区去了。我只好又赶回安平县，不料县机关也已转移了。我打听到冀中区的一些领导机关还有人住在南郝村，就想到那里去找冀中区青救会儿童部长刘文柱同志。
我赶到南郝村，没见到刘文柱，却碰上了冀中青救会的马壮同志。他对我说：“不要急，找不到附中，可以到抗中去，抗中是冀中军区办的抗日子弟中学，冀中机关好多有出息的小鬼都去了，刘文柱也要去学习。我给你开个信，你赶快去找。”我沿着滹沱河北岸，找遍了抗中住过的几个村庄，也没有找到。我听说学校已经化整为零，就地“坚壁”起来了，等待时机，再化零为整，集中学习。抗中的学生我都不认识，没法去找，只好到北郝村舅舅家里“坚壁”起来。舅舅张老波是个心地善良、积极抗日又胆小怕事的老人，除了种地，就是爱打鱼，爱喝酒。他看到我这个“干八路”的小外甥回来了，又高兴又恐慌，让我藏在家里，不准出门。顶多在傍黑时，让我背上渔网，和他一起去河边打鱼。
麦子黄梢季节，日军集结了五万重兵，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异常残酷的“五一大扫荡”。霎时间，火光四起，杀声一片，碉堡林立，沟壑纵横，无村不戴孝，处处有哭声。冀中人民忍着巨大的悲痛与日伪军及汉奸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正当我寻找抗中、附中而不遇的时候，我发现北郝村有一对长得黑黑壮壮和我同年龄的双生小伙子。舅舅告诉我这对双生一个叫张俊英，是抗中的学生，一个叫张俊杰，是专区师范的学生。如今他们都“坚壁”在家里，等待学校的通知。从此，我们朝夕相处，亲密无间，一起复习功课，一起藏身。他俩都是共产党员，比我文化高，经常给我上小课。我们还一起写些抗H救国的传单，偷偷地撒在大街上和炮楼边。但他俩得不到学校的通知，和上级党联系不上，也常常感到十分痛苦、惆怅和不安。
八月的一天，天刚亮，村里的群众就沸腾起来了。人们争先恐后地赶到十字街口，观看安平县游击队贴出的将张文安等五个汉奸处决的布告和冀中军民在反“扫荡”中英勇杀敌的辉煌战报。正当人们拍手称快的时候，从河边跑来一个农民，气喘吁吁地说：“坏事!张文安从土里钻出来跑了。”张文安是本村地主的儿子，一贯吃喝嫖赌，欺压穷人，很早就在石家庄日本宪兵队里干事，这次又跟着日本人出来“扫荡”，住在子文镇据点里，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他以为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了，昨夜大摇大摆地回村睡老婆。哪曾想，神出鬼没的县游击大队早已跟踪上他。
夜至深更，县大队锄奸小组在本村“武委会”民兵英雄张振岭的引路下，手持短枪，拿着铁锨，从被窝里把张文安拖出来，同时把本村的四个汉奸也捉住了。他们不打枪、不声张地把这五个汉奸，拖到滹沱河边事先挖好的一个坑里用铁锨劈死。由于坑挖得浅了些，那四个汉奸一个叠一个埋过之后，最后埋张文安时，土埋得太少了，没想到这家伙没有被劈死。等锄奸小组一走，他挣扎着钻出来，又逃回子文镇的据点里。人们慌了，怕他回来报复。但不久据点里又传出消息，张文安因伤口感染，得破伤风死了，人们悬起的心这才又放了下来。
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月后的一天黎明，汉奸张文安带着日本鬼子突然包围了北郝村，我迅速地钻进了张家的地洞。地洞里除了有张家双生俩，还有他们的老哥哥、本村农会主席张栓庄同志。双生的老妈妈给我们盖严猪槽下的洞口，封了口，填上土，让猪踏着烂泥。日本鬼子、伪军凶恶地端着枪进了村，张文安首先领着敌人抓住了张振岭。敌人用铁丝穿透张振岭的身体，用铁棍猛打，直打得血流满地，皮开肉绽。而这个铮铮铁骨的民兵英雄却面不改色，破口大骂。
敌人把所有村干部的家院都点着了大火，又到处抢劫财物，追逐妇女，还把老人和孩子赶到十字街，威吓他们：“共产党藏在哪里?你村的年轻人到哪里去了?”老人、孩子没有一个吭声的。张文安他爹，这个认贼做父的汉奸地主，这会儿也神气起来，他点头哈腰地说：“报告太君，俺村的年轻人好多都钻到地洞里去了。”“挖!”日本鬼子伪军拿着镐头铁锨在各处敲敲打打地找起地洞来。
大约晌午时刻，敌人来到张家院内，我们在地洞的通气孔里，隐隐约约听到吊打双生老娘的声音：“你儿子藏在哪里?”“不知道!”“打，打!”“不知道，不知道!”“往死里打!”老妈妈的惨叫声，撕裂着我们的心。这位老妈妈把三个儿子都交给了革命，还经常把八路军伤员和革命干部保护在家里。前不久，她把火线剧社的演员崔嵬和刘燕瑾同志刚刚送走，如今又拼着性命保护着我们。我噙着热泪、咬着牙，忍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心中燃烧着熊熊怒火。突然有人喊叫：“洞口找到了，他妈的，在猪槽底下……”
敌人挖开了洞口，先是喊话，接着又点着秫秸用烟熏。我们咬着牙、憋着气，从前洞退到后洞。“咕咚!”一声巨响，地洞被挖塌了。我们被捣出来，押到十字街口，和被抓来的几十名群众混在一起。突然，滹沱河边响起了枪声，敌人害怕是八路军打来了，慌慌张张地把抢来的粮食财物和被打得昏迷不醒的张振岭装在大车上，用枪逼着我们跟在大车后边，向子文镇据点撤去。到了子文镇据点里，已是掌灯时辰。敌人把张振岭拖到死牢，把我们押到后院一个破旧的厅房里关起来。在暗淡的马灯下，我们模模糊糊看见屋里关满了人，有发着高烧的老人，有受到惊吓的妇女，有横眉冷对的青年，还有饿得直哭的孩子。我与张家三兄弟抱成一团，靠在墙角下，心里恼火极了。我们窃窃私语：“他妈的，今天落在他们手里，总有一天要报这个仇!我们一定要设法跑出去。”张栓庄大哥哥，意志坚定，冷静沉着地对我说：“敌人要过堂，什么也不能说，一口咬定我们是老百姓。”
两天过去了，没有一次审问，每天放两次风，吃两顿发霉的高梁糙子、黑豆汤，日子真难熬呀!第三天，一个穿着伪军衣服的大个子，手里拿一张释放证，开了房门，把我们叫了出来。他故意大声大气地吆喝着：“以后再不能钻洞了，皇军让你们开路一马!”我们刚要转身走，大个子又悄悄地对我们说：“我叫张进喜，自己人，你们快跑吧!”我们三步并两步地逃出“虎口”，赶回北郝村。
乡亲们见了我们，高兴得掉下了热泪。原来是上级党组织和抗中地下联络站，通过我军在镇上搞敌工工作的张进喜，买通了翻译官，把我们搭救出来的。后来，我们听说，汉奸张文安在一个深夜把民兵英雄张振岭分尸八块，他还扬言要带着日本人来村里捉张振岭的闺女。抗日的怒火在我们胸中燃烧，烈士的鲜血激励着我们的斗志。听张老妈妈说，报子营村有个叫刘子新的同学来找过我们，说已经和地下交通站取得了联系，要我们一起过路进山。我们真是喜出望外，高兴万分。泪别了老人和乡亲们，我和张俊英、张俊杰三个人，飞快地来到了滹沱河渡口上，张栓庄大哥用柳条簸箩当做小船把我们送到了河北岸。
当天夜里，我们摸到报子营村，轻轻地叫开刘子新的家门。开门的是刘子新的母亲。她一看，是三个面色憔悴、土头土脑的半大小伙子，怔住了，用手拦着说：“你们找谁，家里没人!”当她知道我们是子新的同学时，立刻把我们拉进屋里。她先把藏在夹皮墙里的子新和子新的哥哥刘子更叫出来，又去给我们做白面烙饼、炒鸡蛋和小葱蘸酱让我们吃。子新见了我们又抱又打，亲亲热热，说个没完。他详细地告诉我们，他已经和冀中军区地下交通站联系上了，这几天有一批青年就要出发。
可巧，这时张俊英又找到了抗中四队于象乾队长，他是专门联络和收容抗中同学送往冀西山区的负责人。我们见到了于队长和已经集合起来的许多青年，欢喜得一夜没合眼。
一九四二年十月初的一天，我们出发了。我们这支队伍有三十多个人，多是抗中的学生和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学员，还有机关干部、剧团演员、师范学校的师生，年龄多在十六七岁。年龄最小的女同学叫魏维均，才十三岁，长得很秀气，过路的决心很大。我们在定县附近冲越了敌人封锁很严的平汉路，飞跑了几十里，终于走进山里来了。
从小生长在大平原的孩子，第一次到了雄姿巍峨的太行山，高兴得连蹦带跳，欢呼不止。在聂荣臻司令员那里，我们受到了热忱的接待，每人都领到了一套用槐树花染的土布黄军装。我们带着军区开的介绍信，沿着崎岖的山路，穿过长满柿子、红枣、核桃树的山林，来到了盼望已久的冀中抗日子弟中学。
抗中设在完县一个叫做蛮头的小山村，大约有五百多个同学在这里学习。我来到这儿第二天就上了课，讲的是“伟大的祖国”。新年刚过，我们接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命令，冀中抗日子弟中学和抗大二分校附设中学合并。我们开到了附中的驻地一灵寿县的陈庄一带。成百上千的附中老师和同学们热烈地欢迎了我们。
抗大二分校孙胡子校长和附中新来的江隆基校长、江峰主任都来亲切地看望我们。附中的同学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穿的是黑色的棉衣，戴的三角瓦的毡帽，吃的是黑豆、高梁、野菜。许多同学发疟疾，患夜盲症，但他们个个精神饱满，为了祖国的解放，学习得特别刻苦认真。
快过春节时，学校又进行了重新编队。张俊英、张俊杰、刘子新调到别的队去了。我碰到了刘文柱同志，他与我一起编人了第十队。那几天队长总是催我们精简行装，缝好粮袋，打好绑腿，练好夜间行军的判位和口令。为什么停课?为什么要准备行军?发生了什么事情?同学们谁都说不清楚。一天，在孙毅校长对全校师生进行动员之后，我们向西出发了。
在近三千里的艰难行军中，我们两千名热血青年，闯过同蒲路，爬过摩天岭，越过雁门关，沿着长城，踏着残雪，迎着春风，边走边唱：“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的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我们越往前走，心里越清楚了：这是在向抗日的心脏一延安挺进。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您的儿女就要回到您的怀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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