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60年前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以《“八·一五”延安之夜》为题的新闻特写。
而文章所描写的这个激动人心的场景，今年已经91岁高龄、住在三门峡市区陕源路北端十一工程局家属院的老红军刘培发，便是这“人潮”的一名参予者。回忆起60年前那个难忘之夜，刘老犹历历在目……
首次战斗便负伤
刘培发1914年出生于山东郸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家里兄妹多，父母没法养活他们，刚满10岁的他便来到地主家给地主放牛，以贴补家里的不足。白天他上山放牛、干农活，晚上便睡在地主家的牛棚里。
在革命风暴劲吹胶东斗岛之时，在苦难岁月中渐渐长大的刘培发，于1935年弃暗投明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春天，在他所在的部队与军阀阎锡山的部队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他的右大腿连两枪，一头栽倒在地。战斗结束后，他被送到了后方——延安市延昌县一个战地医院疗伤。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极其恶劣，子弹最终没有取出，而是和肉体永远长在了一起。
“几个月后， 也就是在‘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前没多长时间，我的伤情基本痊愈，被组织上安排来到了延安市南关派出所，成了一名维护地方治安的公安战士。”
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给他带来的好身体，使年过九旬的刘老如今依然如苍松一般巍然耸立。他的听力稍稍有些障碍，但说话人略般大点声，他便听得很明白。刘老说起话来速度略慢，但口齿清晰，层次也很分明。谈起往事，他娓娓道来，波澜不惊，一副久经考验的老战士形象。
经常能见毛主席
延安市南关派出所当时只有20来个同志，基本上是从各部队抽来的战士，所长叫陈昌奉，他是毛泽东主席长征时的随身警卫员，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陈昌奉便来到了该派出所做负责人。
红军第一方面军最先长征到达陕北，时间是1935年10月，红军二、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和红一方面军取得会师时，已经是1936年10月。这之后的1936年12月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国共两党取得了第一合作，在陕北延安的中国工农红军，也得以在这次事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得以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发展。
刘老介绍，延安当时除南关派出所之外，还有两个派出所，任务便是负责面积并不是很大的延安市区的社会治安环境。了解延安市区内的情况以及了解来延安做生意的生意人等的情况，及时把异样的情况反映给所领导，以便做出合适的应对。此外，在领导同志经过他们管辖的辖区时，负责领导同志的安全工作。
“也正是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我得以经常见到毛主席。”刘老说起这些，显得十分平静。“我们的工作，是着便装在街道边巡逻。毛主席那时候常从他办公的杨家岭到延安城里来看看，一般也就跟随一两个随从人员，这时我们便在几十米外悄悄地保护主席。他那时候头发比较长，往后梳着，脸色蜡黄，身材瘦削，好像营养不良的样子。”“可能是因为经常能够见到，所以当见到主席时，我们没有一个同志显得十分惊喜与激动，大家都很平静，好像我们都是一家人一样。”
说到这里，刘老沉思片刻说，那时给他印象极深的，便是从外表看，毛主席觉不像一个“大领导”，一则是他出来十分随便，没有前呼后拥的随从队伍；二则是他着装很随便，和千千万万延安军民一样没有区别；三则他在街上走来走去，行动也十分随便，如果不是当时他们知道那是主席，怎么也不会把他和“毛主席”联系在一起。
“吸烟是毛主席的爱好，平常走在街上，一般也很少见到他吸烟，但一旦到八路军大礼堂或杨家岭开会，会议结束后，便能看到毛主席的座位旁边，落了一层的烟头……”
当时除了经常能见到毛主席之外，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刘少奇、林伯渠等领导同志，刘老当时也经常能看到。然而这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多么幸福的幸运儿，能够守卫在之后成为国家领袖的领导同志身边；他更没有意识到，这段时光，成了他一生当中最难忘怀、最值得回忆、最让许许多多人羡慕不已的岁月。
“那是一个不眠夜”
刘培发在初到延安疗伤期间，学会了拼音文字，他用这样的方式学习文化知识，这使他这样一个目不识丁的大文盲，得以向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的共产主义战士迈进。
刘培发过去是一名战斗在前线的红军战士，初到地方做一名地方“保安”战士时，他还很有些不适应，总也想回到部队上去，到战斗一线去。但这时所里的思想工作做得十分到位，所长、指导员总把工作做在前面，这使得一向不爱说话、性格孤僻倔犟的刘培发，能够“一切行动听指挥”，接受“在后方一样是在干革命”的教导。
刘培发并没有直接在战场上见到过人见人恨的日本鬼子。他是从刚自前线回来的战士们口中了解到，日本鬼子凶残无比、坏事干绝。尤其在听前线同志做报告时，坐在台下的他常常听得热血沸腾，两眼冒火。
延安当时有一个日本兵俘虏营，因为有政策规定，红军对他们照顾得很好，这些，是刘培发当时所想不通的——他从骨子里面恨日本人，恨这些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苦难的强盗。
1945年8月15日，正当刘培发和他的战友们用一双双警惕的目光，巡逻在延安市区的各条街道时，突然从广播里面传出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当时已经33岁的刘培发激动不已，但由于工作在身，他压抑住狂跳不已的心脏，把一腔热情冷静地倾泻在眼前的巡逻工作当中。正像所领导讲的那样，“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求我们保持一个冷静而警惕的心态，去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那天晚上，得知消息的人们都从四面八方拥上了街头，大家有的欢呼，有的放炮，有的打鼓，有的扭秧歌，街上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日本鬼子投降了，中国人民终于盼到了胜利的这一天，因为这个消息太让人高兴了，所以8月15日那天晚上，很少有人去回到家里睡觉，大家把激动之情，倾泻在了彻夜庆祝，彻夜狂欢里面……”
刘老现虽已91岁高龄，但军人的习惯仍然保持不变、非常规律。每天早上五点半准时起床，在阳台活动活动身子，白天的时间除了吃饭午休都是坐在他的书桌前看《参考消息》，晚上的《新闻联播》也是刘老必看的，另外像《铁道游击队》、《地道战》等革命电影也是刘老的最爱，夜里九时，刘老会准时休息，每天如此，几乎从无例外。
刘老膝下四个子女，按照刘老离休前保卫处处长和汽车队书记的职务，给孩子们安排个好一些的工作，应该不是什么费力的事情，但是刘老却一个孩子也没有照顾，直到离休，从未给家人谋一点利。四个子女三个下乡当了知青，一个送去当了兵，参加工作后也是全部走上了一线工人的岗位，并且在各自的岗位上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刘老的二儿子刘杰处记者得知，在七十年代，刘老唯一的女儿刘晓波下乡灵宝做了知青，曾有多次招工回城和保送上大学的机会，但刘老一次也没有同意，坚持要求女儿留在农村锻练，刘老的女儿也因此成了当时三门峡最后一批回城的知青。
刘老的长子刘涛，回城后被安排在铝厂做电焊工，因为离家远，工作又十分辛苦，刘涛曾向父亲提出过想调到工程局在父亲主管的汽车队或保卫处工作，这个要求被刘老一口回决，并且严厉的批评了他。在刘老的严格要求下，刘涛不但在工人的岗位年年被评为先进，而且自学完成了大学课程，同时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直到现在，刘老的四个子女依然工作在各自的工人岗位上，刘老不但对自己的子女要求十分严格，对于孙子孙女的成长一样时时放在心上，受刘老的教育影响，孙子孙女们的学习也分外刻苦，大孙女刘宁和外孙李凌现留学英国分别攻读硕士和研究生学位，小孙女刘沫现就读北京广播艺术学院，长孙也已参加工作成为了一名新闻工作者。
在临走时，记者这样问刘老，如果现在打仗了，您会把您的唯一的孙子送上战场上去吗？刘老毫不犹豫的答道：“会”。“难道您一点都不心疼吗？”记者又问。“心疼，怎么会不心疼呢？但是现在每个家庭几乎都是一个孩子，都是独生子女，你不送、我不送，那谁去打仗啊。
52年在商丘任职时刘老终于有机会回到离别将近二十年的老家，这时才得知老父亲早已去世，那是在他离家第二年，家乡大旱，家里什么能吃的都吃光了，老父亲脱着病弱的身体爬上树摘树叶吃，那知刚爬上树就再也没有力气了，从树上掉下，从此离开了人世，老母亲带着两个兄弟艰难的度日，好容易才盼到解放和儿子回来，分到了田地，但那时农村生活还是比较困难，老母亲让他将家中亲戚带到城市工作，那时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刘老还是没有同意，只是将随身带的工资都给留下了，60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各地都吃不饱，老家也一样，老奶奶带着亲属到城里求救，想给几个侄子侄女找个工作，有了工作就能有工资和吃商品粮，那时刘老是县长兼副书记，只要说句话，下面的干部是不会不给办的。但是刘老还是没有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给家乡的亲属谋福利，只是将自己家中的200斤口粮和一些钱物让亲属带回，刘老的孩子至今还记得口粮让亲戚带走后，刘老在农村买了很多萝卜、红薯，几个孩子吃不饱，整天一锅萝卜红薯和杂粮窝头，吃了很长时间，那时刘老的孩子对此很有意见，但也没有办法，刘老是不会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办事的。
在接受记者采访中，提起子女就业问题，刘老多次讲到：“因为有党，才有了我，我直到现在还活着，而那么为国家做出大贡献的战友们，早就离开了人世，我和他们相比，我太幸福了。人民现在赋予我的，已经够多了，和那些战友比起来，我现在还有什么理由去为了我的子女们再向国家和组织伸手要东西？……”
“孩子们自己有本事，那就去创造财富，去为人民做贡献；如果没有一技之长，那你就向目标努力，永远不要靠别人，不要靠父母，要靠自己勤劳的双手……”
历经风雨岁月，刘老这位老红军战士依然精神矍铄地生活在我们中间， 他已经不可能像当年战斗和在地方工作时那样，为人民不知疲倦地做贡献了，然而他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和永不磨来的功绩，将永存人民心间。视报记者 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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