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在一二九师新十旅任政治部主任、代理政委，刘邓首长为了让我有机会系统地学习政治哲学、战略战术和战争战役等基础理论，要我到党校去读一年书。当时彭老总是党校校长，杨献珍同志是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我被选为党委军事委员。当时党委有九个同志，其中有几个同志一心想多学点东西，不太想当干部，一部分教学班的班长也有类似想法。
针对这种思想情况，彭老总总是在清晨和黄昏的时候，散步来到我们中间，循循善诱地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他对大家说：‘‘我们到党校来学习，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学基础理论，二是学基本本领，也就是领导能力。大家都是县团以上的干部，我认为当师长、旅长、团长不困难，而当班长就难多了。班长当不好，师长、旅长、团长也就当不好。现在我们每个班十人左右，跟一个战斗班差不多，但这里的战士都是县团级以上干部，因此当教学班班长比当战斗班班长更难。如果我们能在这里当好班长，学会了领导艺术和指挥才能，回去就能带好一个团，一个旅，领导好一个县，一个专区。”
彭老总一席话，给大家教育很大。不久，彭老总和杨献珍同志主持召开了一次党委扩大会议。主要是讨论如何发扬民主和怎样处理好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大家热烈地讨论了一阵后，彭老总站了起来，双手撑着桌沿，严肃地说道：“我们党校党员多，中高级干部多，理应能充分发扬民主，可这里面有个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
在一个教学班里，班长可能是团长、县长，而学员则可能是旅长、专员，这就要求我们处理好这种特殊的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扬民主，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求班长做好工作。一个战斗班的班长只有对战士了如指掌，对他们的脸色、呼吸、情绪、心理、家庭、起居、言行、学习和工作都做到心中有数，才能打胜仗，形成很强的战斗力。一个班搞好了，一个排、一个连才能搞好。我们的教学班也是一个道理。我们校党委也是一个班，杨献珍同志就是班长，各位委员回到教学班也要做好班长工作。
当然当班长，要牺牲一些学习休息时间，但失中有得，而且是得大于失。你当班长，了解了班里的情况，了解了人这个活的客观事物的思想动态和变化，就是学习辩证法嘛!斯大林说过，‘班长是军中之父’，拿破仑也讲过‘军士(班长)是军中之母’。可见，我们培养一个军官就必须从班长培养起；要当好一个军官，也必须从当班长做起。”
彭老总精辟而有见地的讲话，使我们茅塞顿开，从此，不少同志克服了不愿当班长当干部的想法，都积极主动地工作学习，自觉地提高自己当班长的能力。其实彭老总自己也是从当班长开始而成为优秀将领的。记得一次全校开学员大会，他回忆了自己的经历，他说：“我也当过班长、排长、连长，准确地说，我是当连长出身的。我从长沙讲武堂毕业后，就到旧军队里当了一名连长，管着一百多号人，我对他们十分了解，夜里，我只要听听睡觉时的呼吸声，就知道这个士兵是谁；隔着一堵墙的脚步声我也能分辨出是哪个士兵的，这叫倾听群众的声音，是最起码的基本功。不然，一百多号人，你怎么布阵，怎么使用，怎么指挥呢?因为我了解他们的长处和短处，所以指挥适当，总是打胜仗。”彭老总不但现身说法地教育我们怎样当好班长，而且还十分注重了解、培养和使用干部。每当遇到紧急情况，他总是根据干部的特长委以重任，让其在困境中锻炼成长。
一九四二年五月，太行山周围的日军采取铁壁合围、分进合击的战法，出动三个师团近两万五千多人，重点“扫荡”我驻辽县麻田的集总、北方局、党校、一二九师等高级军政机关。敌人从四面压缩，以南艾铺为目标，进行大合击。彭老总骑着一匹高大的白马，火速命令各机关分散突围，但人们都只愿跟彭老总走，结果好几万人都挤到了一个大山沟里，敌人发现后，集中火力并配置了六架飞机轮番进行袭击，情况十分危急。
彭老总当机立断，把队伍分成三个纵队，他率集总为一纵队向北突围，将党校、北方局、野政、新华日报社等单位编为另一纵队，并亲自指定罗瑞卿同志任指挥长，我任参谋长。接到命令，我感到责任重大，当时由于队伍已经混乱，我来不及同罗瑞卿同志见面商量，就带领党校和野政的一千多人向西北十字岭一带突围。这是一条沟壑，两侧都是悬崖峭壁，中间是梯田，死角多，敌人不易射击，结果很快穿过敌人的火力网，胜利地突围了。但集总副参谋长左权同志却在突围中牺牲了，这是一个重大损失。
我们党校的几位同学把他暂时安放在一堆灌木丛中。事后，我才知道，这次让我担负这么重的任务，是彭老总在党校通过对我的全面观察了解后决定的。虽然是罗瑞卿同志提的名，因为他对我很了解，在延安抗大时，他是校长，我是经理处政委，但彭老总如果没有对我进行全面考察也是不会同意的，可见彭老总自己也在时刻当班长，随时注意对下级的了解和考察。
队伍到达安全地带后，已经是半夜了，集总一位参谋对我说：“穰主任，彭总请您去一趟。”我马上意识到可能又有更重大的任务，我匆匆赶到彭老总住所，只见他正反剪着手，在苦苦地思索。他不时看看地图，不时又望望天花板，我知道彭老总在思考整个华北战局。我没有喊报告，只是静静地站在门口，因为我知道此刻不应打断他的思路。
约莫过了五六分钟，彭老总才转过身子，十分和蔼地对我说：“穰明德同志，快进来坐，我请你来，是想商量一件事。现在我们虽突围了，但反“扫荡”还没有结束，我们八路军是打不散、打不烂的，打散了也能自动集中起来，现在又有好几千人了，我想带几个参谋、电台以及一个警卫营迅速转移，以便机动隐蔽，有效地指挥。其余的人全部交给你，组成一个独立支队，让集总作战科长王政柱同志任支队长，你当政委，把队伍拉到二分区去。”我听后，没有吭声，心想这个任务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是与整个华北战局紧密相关的，这几千人绝大多数是干部，其中不少是旅团一级的干部，都是革命的宝贵财富，万一完不成任务，怎么办?我叹了口气，彭老总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心思，马上说道：“我的江西老表，不要担心，王政柱同志是你在延安抗大时的老同学，又是老中央军委的作战科长，熟悉情况有经验，你一定能和他配合好的。”
我从彭老总自信的眼光中感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于是坚定地回答：“首长信任我，我一定尽力而为!”接受任务后，我带领一个排在队伍前面开路，打退敌人的阻击，经过苦战，终于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榆辽公路，胜利地到达了预定地点——和西一带。这时，敌人不知彭老总的去向，更不知道左权同志牺牲了。因此，这就使彭老总顺利地指挥了整个华北战场，同时也稳定了根据地的军心和民心。
反“扫荡”胜利结束后，彭老总电告我把队伍带回辽县桐峪，我因过于疲劳，害了回归热，病倒了，没能同大家一同凯旋，直到痊愈后，我才回到党校。当天，彭老总亲自来到我的房间，拍着我的肩膀说：“我的老表，你的病好了，我就放心了!你尽到了责任，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我代表集总和北方局感谢你。看来，你当班长这一关是过了的，所以能指挥几千人安全转移。不错!是个合格的班长，我给你发毕业证!”说完，他爽朗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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