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一个人来巡诊，不知邓政委又要问什么，我能回答得上来吗？我就像一个底数不大的考生即将走进考场那样忐忑不安。
正当我在门前迟疑时，只听屋门“嘎吱”一声，邓政委从屋内走出来。“哦—是萧医生，请到屋里坐。”邓政委热情地把我让进屋。“政委，近来身体好吗？”在一把旧木椅上坐定后，我对邓政委说明了来意。“谢谢你们的关心。不过，病魔对我有些惧怕，轻易不敢往我身上附。”油灯下，邓政委风趣地说。接着，他又关切地向我询问部队的发病情况和药品供应情况。
当时，部队在太行山区，山区有菌痢、疟疾、流感等疾病流行，发病率比较高。由于日军的“三光”政策和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供应一天比一天紧缺。许多伤病员就是因为缺少药品治疗导致病情加重，甚至牺牲。我们卫生处的同志都在为此事着急。邓政委听到这些情况，心情沉重地对我说：“是啊，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困死我们，我们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没有药，光急也不行，要想点办法。”说到这里，邓政委沉思了片刻后说：“其实，药还是有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收载的药物近两千种，我们这么大的太行山，怎么会没有药呢？前些天，我在村口散步时，就看到路边有野菊花、柴胡、马齿苋，这些都是中草药，有消炎和清热解毒作用，采回来用，不是也可以嘛。当然，还有其他药，你们可以到群众中请教嘛。”
邓政委这几句话，使我顿开茅塞，好像打开了一扇窗户，看到了另一番天地。
这时，邓政委继续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历史上，我国的医药曾经比西方进步得多。华佗在一千七百多年以前，就采用‘麻佛散’内服，进行剖腹手术。后来，因为社会制度的原因，使我国的医药落到了后边。将来，我们一定要让我国的医药学和其他科学重新走在世界的前列。” 邓政委随手拿起一根火柴杆，轻轻地拨了拨桌子上的那盏小油灯的灯芯。灯火，在“咝咝啦啦”地升腾着，映红了邓政委那充满信心的脸庞。此刻，我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只觉得心中的热血像眼前的灯火一样升腾起来。
在邓政委的指点下，我们门诊所的同志积极地向当地群众请教，在驻地附近的山坡上、河滩上，采集了许多野菊花、柴胡、金银花、元胡、蒲公英、白扁豆、翻白草等中草药，扩大了我们的药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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