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津庄一带村庄，秋后周围一片汪洋，水不行船，路不通车，日本鬼子来的比较少，军分区十三团的休养所就设在了这儿。说是休养所，其实什么设备也没有，伤员住在哪家，哪家的乡亲就负责护理。隔几天，休养所来人换换药。
为防止敌人偷袭，还要经常转移。李大爷有四个儿子，三个在外村扛活，家中只有他和大娘，还有最小的儿子雪头。大爷看上去身板还很结实，大娘瘦削的脸上，过早地布满了皱纹。我到那天，他们就像见到久别的亲人，大娘眼睛里闪着慈母般的光芒。只有小雪头躲在大娘身后，右手牵着妈妈的衣角，左手的食指含在嘴里，忽闪着水灵灵的大眼睛，迟疑地望着我。“妈，他是谁?”小雪头拉了拉大娘的衣角。“雪头，妈告诉你。”大娘抱起雪头，指着我说，“他，就是你八路军哥哥!”“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雪头在大娘怀里高兴地直向上蹿。“八路军好不好?”大娘问。“好!”“为啥好?”“打坏蛋!”“对喽，我们雪头真懂事。八路军和咱们是一家人。以后啊，你就叫他哥哥。”“八路军哥哥!”雪头一下子扑到我怀里，用双手搂住我的脖子，天真地笑了起来。“慢点!别碰着哥哥的腿。记住!不能叫八路军哥哥。”“那叫啥昵?”雪头扬着小脸问。“就叫哥哥，谁问你也说是你哥哥。记住啦?”“记住啦!”雪头笑嘻嘻地点了点头。大娘又附在雪头的耳根上，小声地嘱咐着。雪头边“嗯啊”着，边频频点头。没过半天，我和雪头就混熟了。
大娘望着我俩的亲热劲儿，高兴地对大爷说：“你看看，多像亲兄弟呀!”打那以后，他天天缠着我讲故事。开始我讲了些“武松打虎”、“孙悟空大闹天宫”之类的故事。后来才发现，他爱听打仗的。每逢我讲起打日本鬼子的故事时，他总是倚着炕沿，左脚压在右脚上，两只小手掌托着下巴，眼睛一眨不眨。当我讲到日本鬼子的暴行时，他会脱口而出：“坏!”讲到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他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连声说：“好!好!”
一天早晨，天还黑黢黢的。“哒哒哒……”一阵震耳欲聋的机枪声，划破了黎明前的宁静。顿时，枪托子砸门声，日本鬼子“叽里哇啦”的喊声，伪军的叫骂声，狗的狂吠声，响成了一片。我试着抬了抬腿，不知道怎么碰了伤口，一阵疼痛，几乎昏了过去。这时，“当当”的锣声由远而近，不一会儿就到了门口。我从窗口望去，敲锣的人是村里的“办事员”，表面上应酬敌人，实际上是抗日村干部。
他小声地和大娘说了几句，举起锣锤，“当当”地敲了几下：“到大庙开会了!”锣声渐渐地远去。大娘关上大门跑了进来，见我正准备下炕，一把把我按在炕上，急促地说：“不行了，鬼子把村子都围上了，出不去。办事员叫你不要动，就说有病，一切有乡亲们!”大娘刚走几步，又扭回头来，嘱咐说：“千万听大娘的话，别动啊!”大娘返回身又抱着雪头走进屋里，把嘴凑到他的耳根上，想嘱咐几句什么，还没说两句，雪头不耐烦了：“知道!知道!”乱蹬着小腿，从大娘的怀里出溜到地上，朝我跑来，站到炕前。大娘递给雪头一块糊饼，又给我掖了掖被角，不安地看了我一眼，跟着大爷走了。十几分钟过后，院里传来一阵脚步声。雪头一听来人了，噔噔地跑了出去。只听伪军蹴了一下枪托，问：“你们家有鸡蛋没有?”“我家就一只鸡，不一下一蛋。”雪头用不连贯的话不慌不忙地答道。“嗯?”伪军恶狠狠地瞪起了三角眼，亮起了巴掌要扇去，日本鬼子用胳膊肘碰他一下，又朝屋里撅了撅嘴。伪军一看明白了，端起刺刀，一前一后地朝东屋走来。雪头抢先一步，噔噔地跑了进来，站在炕前，啃着糊饼。我立即把防身用的小尖刀，塞在枕头底下。闭起眼，假装睡觉。
走进屋的日本鬼子，“哗啦”一声拉了下枪栓。伪军倒退一步，也把子弹推上膛。“这是谁?”伪军把眉一挑，大声地问。“我哥。”雪头嚼着糊饼，头也不回地回答。“为什么不去开会?”“病啦!”“胡说!”“不一胡一说。”伪军跨前一步，用刺刀“刷”地挑开我的被子。
我因为流血过多，又黄又瘦，个子又矮，不像个十六岁的人，倒像个十三四岁的儿童。我装着刚醒来的样子，困眼蒙咙地看了看日本鬼子、伪军，右手偷偷地伸进枕头底下。正在这时，雪头骨碌了几下眼睛，拔腿朝西屋跑去。那俩家伙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开，抻脖探脑地朝西屋窥望。我乘机拉过被子蒙住了头，掏出那把小尖刀，紧紧握在手中。不一会儿，雪头两手捧着一个小篓子走了进来，朝伪军举了举：“这儿有鸡蛋!”伪军一看，咧着大嘴乐了。骂道：“小王八羔子!为什么不早拿出来?”“小孩的，顶好!顶好!”日本鬼子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说。伪军朝鬼子弯一下腰，用下巴指指门外，提着鸡蛋，喜滋滋地走了。
雪头撅着嘴，望着那两个家伙，直到看不见了，才欣喜地说：“哥哥，鬼子走了!”我猛地掀开被子，一把把他抱到炕上，亲着他的小脸蛋，问他：“雪头，你怎么把鸡蛋给鬼子呢?”“怕他抓你走!”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大颗的泪珠滴在他的小脸蛋上。他伸出小手，擦着我脸上的泪水，“哥哥，你不哭，鬼子走了，不一抓一你!”还没说完，他也眼泪花花了。我把他搂在怀里，搂得更紧更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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