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兵”的喜悦
在延安的火热生活中，最令人难忘的，是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那些日日夜夜。我们到延安的头两年，还可以吃到一些从西安运来的大米、“洋面”，每人每年也能发上一套从西安运来的灰布军装。
但到了一九三九年初，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国民党开始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了经济封锁。吃不上饭、穿不上衣的危险，经济上、生活上的困难，严重地威胁着延安，威胁着革命。在这种形势下，怎么办?党中央、毛主席断然决策：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当时，我在八路军留守兵团保安部队教导营任营长。这个教导营的主要任务是训练红军时代的营连排干部，全营有六百来人，驻在安塞县龙安镇。
头一年生产，留守兵团给我们营的任务是种地三千亩。说是种地，其实并没有现成的地可种，全都要开荒。陕北这个地方，地多人少，荒山野岭有的是。但是，要把这三千亩地一寸一寸开垦出来，并且当年就种上各种作物，这确实不是容易的事。
我们的干部和学员，虽然大都是农民出身，而且不少人扛枪已有好些年头了，手脚并不娇嫩。但是，对于连续的大面积的开荒，许多同志都不怎么适应，还没干两天，大家就感到腰酸、背痛，有的同志胳膊红肿了，更多的同志手上起了泡。这泡像细菌一样，“繁殖”起来特别快，初时是一个两个，很快就是一串。有的开始起的是水泡，后来竞变成了血泡。起了泡的手碰在硬邦邦的锄把上，锄头再碰到荒地上，那滋味真不好受。特别是泡破了，血流出来，手指根上露出一小块白白的嫩肉时，稍微用手一碰，就像针扎一样疼痛。一些南方来的同志，因为不习惯陕北的地形和生产工具，打泡的更为普遍，加上他们中的不少人对小米饭、窝窝头总吃不惯，体质往往差一些。但是，大家的生产热情都很高，没有叫苦的，也没有当逃兵的。
在向荒山野岭进军的战场上，流行的还是那两句话：重伤不叫苦，轻伤不下火线。有的同志风趣地说：“我们从步兵变为‘炮兵’，一个人就是一个‘炮兵班’，全营就是一个‘炮兵师’，胡宗南我们都不怕了，还愁三千亩地拿不下来?”“炮兵”们天天坚持天不亮就起床，中午在山上吃饭，下午天黑才回来，一天起码在山上千十个钟头。有的同志累得腰都弯不下去，胳膊都抬不起来，就用热水烫一烫，用热毛巾敷一敷，第二天又接着干。手上的泡起了又穿，穿了又起，大家擦点碘酒，用毛巾把手包起来，又继续干。
开始，我们开荒的进度老上不去，一天只开三四分地，到后来平均开到八分地以上。我记得有一位营长，叫高普仁，是陕北红军，当地人，他每天开荒一亩二分。还有一位连长，叫刘株杰，是中央红军的，他每天开荒也在一亩以上。我们还请他俩给全营介绍了经验。待到“炮兵”们手上的泡磨成老茧时，分在好几个山头的三千亩地已经绿浪滔滔了。
那一年，我们种了一千五百亩小米，三百亩高梁，五百亩黄豆，七百亩养麦，全都获得了好收成。秋收之后，我们的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有了粮食，吃饭不用愁，而且还喂了不少猪、羊和鸡。节假日或是星期天，我们还可以吃上一顿肉呢。当大家看到如今一片丰收景象、品尝着自己的劳动果实时，都沉浸在丰收的喜悦、胜利的欢欣中。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克服经济困难的希望，而且给我们展现了美好的前景。革命，有奔头啊!
拾粪路上
一九四一年底，我从陇东军分区调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延安的学习生活，也是别有风味的。在部队，是一边打仗，一边生产；在党校，是一边学习，一边生产。我们每个学员都分了一小块地，除了完成学习任务外，种好这块地，就是我们经常要操心的事情了。虽然没有明确宣布，但是我们同学之间，实际上是悄悄进行着竞赛。为了使自己分到的地能结出更多的果实，每个同学都不知洒了多少汗水，想了多少办法。其中，最费心思的，要数积肥了。因为，党校这个地方，挨着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单位很多，人员很集中，有点肥，互相都“抢”，动作慢一点，就叫人家给抢去了。因此，我们常常是天刚蒙蒙亮就起来拾粪。如果哪一天我们能拾到一筐半筐粪回来，那我们连续几天的情绪都会很高。
粪，是庄稼的粮食，也是我们延安党校的学生求之不得的宝啊!来年开春的一个早晨，低温阴冷。我和几个同学合计着，这样的大冷天，拾粪的人可能不多。所以，我们起了个大早，抢先到延河边一带拾粪。那天天气格外冷，手都冻得麻木了，手上的铲子很不听使唤，铲一堆粪，常常要来回铲好几下。
正当我们拾得起劲的时候，突然，在噱咙的曙色里，迎面走来一高一矮两个人，他们也在干着同我们一样的活计。“你们是哪一个支部的?怎么腿这么长，跑到我们的前面去了?”我们当中，一位同学用开玩笑的口吻大声说，他以为是党校的同学，所以说话也随便起来。“我的腿是长一点，大个子嘛，腿当然就长，但总比不上你们年轻人眼尖、手灵、脚快呀，你们是全面的优势嘛!”“啊，总司令，是前几天刚给我们讲课的朱总司令。”
我旁边的一位同学眼尖，首先认了出来。我定神一看，果然是朱德同志。只见他穿一件灰色粗布上衣，打着绑腿，一手提筐，一手拿铲，后边站着他的警卫员。我们跑步迎了上去。“总司令早!”同学们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声。“你们比我更早嘛，看，你们都拾了半筐了，我才拾了一点点。”总司令微微一笑。有位同学伸手去夺总司令手里的粪筐，想往他的筐里拨点粪，总司令忙说：“使不得，使不得，那我不成了‘剥削户’了?地主剥削农民的粮食，我当总司令的剥削战士的肥料，这多难听。”说完，总司令大笑起来。
看到总司令同我们一样拾粪，我心里真过意不去，就说：“总司令，您事情那么多，大事情都操劳不完，就不要来拾粪了。什么时候需要肥料，只要通知我们一声，我们就给您送去，或者让警卫员到我们党校来挑，都行。”总司令严肃地说：“那怎么行?哪有当总司令的就不能拾粪的道理?我们大家都是农民出身，这些活在家时都是干过的嘛。这些年忙于行军打仗，好久没生产了。现在国民党逼着我们搞生产，就要上下一起来干，同心协力克服困难。再说，我这也是积肥、锻炼相结合，一举两得嘛!”听着总司令亲切的话语，想起我们到杨家岭礼堂听报告时，看到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领导同志住的窑洞前的菜地里，各种蔬菜瓜果长势喜人，南瓜又圆又大、西红柿又鲜又红……我们都被深深地感动了。
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就是这样，凡是要求战士做到的，各级领导都带头，上至主席、总司令，统统如此，没有什么特殊的。在生产现场上，如果不认识，你还真认不准谁是官、谁是兵呢!晨曦中，总司令远去的背影越来越小了，而在我们心里，他的形象却越来越高大。
油灯与纺车
我是在延安成家的。那时，我们的家非常简单，除了一床黄布被子之外，就数那盏煤油灯与那台纺车最令人心爱了。因为，它们与我们相依相伴，度过了许许多多战斗的夜晚。
在一九三九年的大开荒取得可喜成果之后，党中央向陕甘宁边区进一步提出了自给自足的口号。所谓自给自足，就是吃饭、穿衣以及生活上的其他必需，基本上要靠自己动手来解决。这样，生产运动便由开始的全力以赴开荒种地转入“男耕女织”的合理分工。
当时，我爱人黄海云在延安联防司令部卫生部工作。本来，根据她所担负的任务，她是可以不参加纺线的。可是她想，别人能自给，我也要自给，能自给多少是多少，总不能光吃别人、穿别人的。
她专门从老百姓那里买来一台土制的旧纺车，放在家里，一有空就纺起来。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只要没有特殊情况，在我们的窑洞里，在用墨水瓶改装的煤油灯的微弱灯光下，那架纺车总会“吱呀吱呀”地响起来。她在一旁纺线，我在一旁捻羊毛线。需要时，互相换一换，我替她摇摇车，她帮我捻捻线。在延安的许多夜晚，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当时，有纺车的“吱呀”声飘出来的，又何止一家?在许许多多灯光黯淡的窑洞里，也同样奏着这劳动的乐章。
我在延安党校学习期间，平时很少回家，只能在星期六回来。每次回来，迎接我的常常是那架纺车奏出的欢迎曲。当时，我们互相是这样共勉的：我在党校，学习、生产要当先进；她在卫生部，工作不能落后，每天还要纺三到四两线。那时，纺不到这个数量，她总不肯休息。
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因为党校有活动，我回来得晚了一些。以往，我远远就可以听到有节奏的纺车转动的声音了，可是那一晚，我什么也没听见。我推门进去一看，吓了一大跳，只见黄海云同志头倒在纺车上，昏睡过去了。灯光下，她的脸色显得苍白、憔悴。当时，她已经怀孕六七个月了，吃不好，睡不好，加上劳累，身体就支持不住了。她在怀孕期间，一直坚持着纺线，并且纺出了上等线。就这样，她还挤时问织了一些毛袜，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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