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敌人以密集队形，实行分层“清剿”，包围了我分区部队，还出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为避开敌之锋芒，我们分散转移，边打边撤，伺机突围。
我随着部队连续奔跑了三天，在路上吐了好几口血，实在走不动了，就抓住马尾巴跑。当部队抵达沂水大顶子山时，我往山坡上一坐，腿就抬不起来了。敌人已追上山来，同志们催我快跑，我爱人王兆相(当时任二分区司令员)带着警卫员过来了，着急地说：“你怎么不快走?”我说：“走不动了。”警卫员王秀田就上来要背我，我立时甩开小王的手说：“你们的任务是保卫首长，快点走，别管我。”我又向王兆相说：“你指挥部队要紧，快点走吧!”他为难地说：“你怎么办?”我说：“我有办法，你别管我。”他一边说着“对不起你了，对不起你了”，一边和警卫员往山上走。走几步又回头向我说：“宁死也不能当俘虏呀!”为了让他放心，我举起手枪，向他表示：“我是能够保持共产党员气节的!”部队的同志都走过去了，我紧握着枪，准备和敌人拼。
等了一阵子却没有动静，抬头看太阳已快落山。我想不能坐着等死呀，还得走，试了试，腿不大听使唤，但还勉强可以走。我边走边爬，忽然对面小山头有几个日本鬼子来了。我见不远处有口棺材，冲过去想躲进棺材里，可是用了很大气力也掀不开盖子。又见附近有好几具尸体，我过去把尸体移动移动，就躲在尸体堆中。日本鬼子过来了，把上面的尸体踢了几脚，“叽里咕噜”说了几句话就走了。我屏住气，握着枪，一动不动，等了一会儿，再无动静了。我站起迅速往石崖上爬。
忽然，从山上下来一个人。我端起手枪，心想，是敌人就打死他，敌人多了我就向自己开枪。可仔细一看，走近来的正是警卫员小王，我高兴得呼喊起来，问战斗和部队情况怎样。小王说：“不要紧，伤亡不大，敌人吃饭去了，我们到处找你，这下总算找到了。”说着，他扶着我一瘸一拐地赶上了部队。领导上根据斗争越来越残酷的现实情况，决定部队的女同志留在地方隐蔽起来。政委王一平同志找我谈话说：“刘静同志，组织上决定给你配两个同志到县区隐蔽，同时领导当地群众一块反‘扫荡’。”
我向政委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决定。王政委交代了要去的县区地址和注意事项后，我们就出发了。这时，天已大黑。我们照直前进，也没有指北针，就按北斗星辨别方向。走着走着，遇到了分区独立团的同志，我们三个人就跟他们团部直属队一起走。走到山边一个大村子，突然敌人的枪响了，激烈的战斗把我们冲散了。我爬上一个土坎，敌人又是一阵子机枪扫射。我滚下来顺着河沟跑，忽然觉得左腿麻木，一会儿疼起来，用手一摸，黏糊糊的。我知道自己负伤了，就摘下军帽，垫在伤口处，解开绑腿，把伤口裹了起来。
这时天已快亮了，我已跑不动，想找个地方隐蔽。看看附近有个石崖缝，我就把身子挤了进去，可是崖缝浅小，腿脚还露着。我正要想法，忽然觉得有人在我脚边放石块，回头一看，是个老乡在为我遮盖身体。当时我感激的心情就无法形容了。进了石缝，我发现上面正是一条靠山崖的路，敌人陆陆续续从崖上面过去。天黑后敌人也没远走，还在我隐蔽的周围点起了一团团篝火。我想，老待在这里也不行，便悄悄地爬出崖缝，爬了不很远，忽然发觉日本鬼子已开始搜山了。正好我跟前有一口水井，就不顾一切地跳了进去。井水不到一人深，我在小时候就学会了游水，跳下去虽喝了几口水，很快扒住井壁，就把身体隐蔽起来，把头紧靠井壁。由于负伤流血过多，又饿又冷，泡的时间一长就支持不住了。将要迷糊时，忽然听见井上面有响声，看见一个老头在打水，我就拉住了水桶。老头吓了一跳。我忙说：“老乡不要怕，我是八路军。”他听我的声音是个女的，就说：“村里有敌人，我回去看看，敌人走后，我再来想法救你。”老大爷走了，一顿饭时间还不来，我后悔不该向他说明身份，但又上不去。
正焦急时，老大爷领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到井口来了。他们用水桶把我拉了上来。老大爷说那女孩是他的姑娘，敌人现在已经走了，让我去他家。一进屋，大爷的老伴看见我那个样子就哭了，给我换了干衣服，端来热腾腾的绿豆稀饭、香甜的红薯煎饼。我边吃，老大爷边问：“听你口音不是本地人。是不是陕北的红军?”我说：“是的。”老大爷又说：“不是俺不留你住，鬼子天天挨门挨户搜，待在这里太危险了，还是送你上寨子山吧。”我说：“行。”老大爷说：“你这军衣可不能穿了。”说着就把我的棉袄撕开口，掏出些棉花来，拧干了，放在火上烧胡，捂在我伤口上。老大娘说：“女人家到哪里也不方便，干脆女扮男装吧。”我也同意了。她就拿剪子把我的长头发剪掉了，还给我戴了一顶毡帽头，又说：“你啥武器也没有，万一碰上敌人怎么办?”我说：“大娘，就把剪子给我吧，万一有事，也可以用得上。”实际上我带有短枪，只是换衣裳时没有让他们看见。老大娘说：“行，给你带上。”说着就把剪子递给了我。她怕我冷，又给我披卜件夹袄，包了一兜子红薯塞到我怀里。
这短暂的相遇，真使我感到了军民鱼水的深情，使我终生难忘。第二天东方快亮时，我才爬到寨子山顶，山头冷风嗖嗖，空无一人。为不被敌人发觉，我抱着一把枯草，今天住这山头，明天又换那山头。带的红薯很快吃完了。饿得实在受不了时，就在暮色苍茫中爬下山，摸到村边去要饭吃。为了不使人认出来，用老乡倒的锅灰抹黑了脸，拣了块破麻袋片披在身上。为不暴露陕北口音，我就装成哑巴，比画着向老乡要点吃的。后来，天下大雪，脚冻肿得像馒头，我就找些树皮，再用草拧成绳子，把脚包起来。腿上伤口越肿越厉害，有时一站起来，脓血就顺腿往下流。身体太弱了，饥饿伤痛，使我站不稳、走不动……但是，我坚信，敌人的“扫荡”总有一天会被粉碎的，日本鬼子一定会被我们打败的。于是，我忍着疼痛，顶着风雪，一次又一次下山，一面讨饭，一面了解敌人动静，打探战友消息。
有一天下山要饭时，走到一家老乡门口，忽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不禁大吃一惊，细细一看，原来是分区宣传队女队员小高。我俩在患难中相逢，真是惊喜交加，但残酷的斗争，又使我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惕。我知道小高那时还不是党员。攀谈中得知她也是部队分散后，被一家老大娘掩护起来的。我们当即一起上了寨子山。小高是上海人，大学生，我想她能坚持斗争到这一步真不简单了。她很泼辣，白天常爬到树上观察敌人动静。漫漫长夜，冻得我们睡不着，互相搂住脚取暖。白天风小时，她就架住我的臂膀转山头，找山洞。敌人常常搜山，我们就和敌人在一些山头上捉迷藏。敌人走了，我们就下山要饭。在山上待了二十多个日日夜夜，但仍不见自己的队伍来。又过几天，小高说：“咱们不能在这里等死，你现在还走不动，我去找部队，找到了就来接你。”我嘱咐她一路小心，依依不合地分手了。把小高送走，山上又剩我一个人了。为防万一，我除了有时下山要饭，还得不断转移山头。
有一天，我转到一个小山包，见到一个十二三岁的放羊孩子。他看我一拐一拐的，瘦弱不堪，像个伤员，就认定我是八路军，主动向我讲，他是沂水地委的勤务员，还说山下不少村政权的人叛变了，要我千万别下山。我看他态度很诚恳，表示感谢他。这样，每天我就替他放羊，他帮我要饭，不断给我打听山下的情况。一次，他要饭回来，突然问我：“你是不是王司令员的爱人?”我说：“你胡说什么，我还不到二十岁，没有结婚哩，哪来的爱人?”他说：“山下来了一些人，说是要找一个王司令员的爱人，我看你就像。”我说：“你别胡猜了，不过你下去再打听打听，来的人是哪一部分的，领导人叫什么名字?”第二天，他上山来告诉我，来人是沂水县县大队的，还有个王司令员的警卫员，因为找不到司令员的爱人急得直哭，听说他们明天就要走了。我听了以后，非常兴奋，但情绪上又不敢显露出来。我称赞了他几句，就让他在前面带路，我跟着下山。
当他进村时，我躲在村外一个破草房子内，手里握着枪，随时准备应付意外情况。不一会儿，那个放羊孩子领着几个人来了。走近一看，那个穿长袍的就是我早认识的李冠智同志，还有警卫员张秀成同志等。见了这些久别的亲人，我扑了过去。大家见我这个人不像人鬼不是鬼的样子，都哭了。我宽慰同志们说：“我这不是活得很好嘛!”李冠智同志看到我腿上的伤势很重，就忙派人找来个椅子，绑上杆子，把我抬回了部队。
浏览：650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