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秋，党派我到国民党暂编三十六师做统战工作。暂三十六师国民党暂编56师2团代原属三十军领导，后拨归六十八军的建制，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是三十六师理团长。师长刘汝珍的胞兄，这个部队是原西北军冯玉祥将军的旧部，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抗战比较积极，由于他们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因此受到蒋的排斥，对国民党不满。
我与三十六师师长刘汝珍早在一九二九年就相熟了，当时我给冯玉祥将军当随从副官，刘汝珍由卫队旅的副旅长离职以后也在冯左右听差，我们常在一起。一九三四年我到东北义勇军改编的独立三十一旅搞统战工作，这个旅的旅长叫富春，由于年纪大了，又是东北人，他感到干不长了，富春的外甥是日本留学生，思想比较进步，我们就研究动员富春把旅长职务让给刘汝珍。因为刘汝珍是西北军的又是刘汝明的弟弟，他去了这个部队对我们开展工作有利。那时候，同我一起到三十一旅工作的有党员和非党员二三十人，有当连长、排长的，也有当战士的。我开始任团副，以后改成营副。我们的意见富春和刘汝珍都同意了，富春愿让，刘汝珍也愿干，刘汝明把这意见报到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那里，宋说刘汝珍资格嫩，不批准。虽然这个目的没有实现，但我们和刘汝珍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了。
邹桂五和刘汝珍曾一起在苏联学习过，邹桂五是暂三十六师的参谋长，我是副官长，张文斌原是刘的副旅长，改为师后当参谋处长，后改为人事处长、团长。张文斌同情共产党，一九三四年在江西国民党二十六路军骑兵四十四旅当参谋长时，曾因共产党嫌疑被捕，经我党营救出狱，和我们关系也比较好。我和邹桂五同志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研究确定了六十八军的工作方针：争取上层，团结进步军官，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磨擦。首先对刘汝珍和他的爱人王兴洲做工作，王兴洲的思想也比较进步，刘汝珍很听他爱人王兴洲的话，邹桂五、张文斌和我同刘汝珍经常在一起，有时间就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日久天长，刘汝珍的思想有明显的变化。
一九四二年，刘汝明升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六十八军军长这一职务论资排辈本应该由原一四三师师长、现任副军长的李金田升任，其次是一一九师师长刘广信，他们都是刘汝明部下的老人，资格比较老。刘汝珍是暂编三十六师师长，资历浅，又是新升任的，还是暂编师i论资排辈他根本当不了军长，他也没有这个打算。我和邹桂五、张文斌在一起研究，决定动员刘汝珍去争一争这个军长职务，他当了军长对我们开展工作有利。具体的办法是我们分头去找刘汝明的老幕后，动员他们向刘汝明建议，以总司令的名义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保荐刘汝珍升任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当然同意自己的弟弟接自己的班，他就发电报保荐。同时我和邹桂五、刘汝珍一起从南阳坐汽车，经西安到重庆，找到当时任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请他向军事委员会保荐刘汝珍当六十八军军长。这样双管齐下，很快刘汝珍升任六十八军军长的命令就下来了。我回来以后，刘汝明找我谈话，表示很满意。六十八军政训处主任曹承彬，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是国民党派到六十八军搞情报工作的头头，六十八军各师、团、连国民党都派了政工人员侦察收集情报，秘密上报。
为了搞好与他们的关系，了解更多情况，我就以军校同学的名义常和曹来往，逢年过节，我们会给他送点东西，请他吃吃饭，和他搞好关系，解除他对我们的怀疑，同时及时了解国民党上层对这个部队所持的态度，以便于我们进行工作。国民党六十八军的有些中级军官思想保守，有的有不良嗜好，如一个姓李的团长，抽大烟，贩卖烟土，娶几个老婆。我们就向刘汝珍建议先后提拔刘钧初为炮兵营长、米德山为步兵营长、庞绍绪为副团长，把作战不力和有不良嗜好的军官撤换下来，使一些进步青年军官得到提升，逐步换成思想比较进步、靠近我们的军官，团结他们积极抗战。
一九四三年，六十八军奉命在明港一带阻击信阳日军北犯，军部驻在泌阳，三十六师师部在罗桥，三十六师第二团在明港担任最前线的防务，团长王保谦是刘汝珍的亲戚，是个文人，没有指挥作战的经验，没有打过仗，军事知识也很少，与日军作战他害怕，怕出问题。军长的夫人王兴洲、就是王保谦的妹妹就找到我说：“他二舅(指王保谦)没有指挥作战的经验，叫他留在后方，你辛苦一趟替他到前方去指挥吧。”我就到明港代理团长指挥二团与日军作战。有一天，国民党的地方团队把我们新四军五师的两个同志押送到二团，我问明了情况，他们是在罗山、信阳东山寺一带活动，被国民党逮捕的。对这两位同志该怎么办呢?为了团结抗日，又不给国民党以口实，我就把团副党军(唐河县人，国民党中央军校学生)找来，我说：“你看怎么办好呢?”他说：“我听你的，你看怎么办好吧!”我说：“团结抗战是唯一出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自己人打自己人，自相水火，这样只能对日本人有利，我就这个意见，你看呢?”他说：“我同意你的意见。”新四军五师的两位同志十分高兴地说：“以后我们可以经常联系，互通情报。”党军接着说：“可以，我愿意与五师联系。”我们请这两位新四军同志吃了饭后，便送他们回去了。
一九四四年，日军向河南发动大规模进攻，国民党几十万部队不战而溃，汤恩伯的部队在豫西大部分被群众缴了械(当时河南号称水旱蝗汤四大害，“汤”就是指汤恩伯，四三年我在明港时，那蝗虫多得像下大雨似的，遮天蔽日，哗哗作响，庄稼瞬间就都被吃光了，原来麦子两毛钱一斤，那时两元一斤，树皮、草根，什么都吃光了，饿死了很多老百姓)。日本人由鲁山南犯南召，企图侵占南阳。六十八军奉命在南阳以北的南召阻击敌人，三十六师开到南召，我和师长崔贡琛、参谋长邹桂五一起到前线，在鲁山与南召之间的铁牛庙一带阻击日军。全师官兵英勇阻击，经过几天的激烈战斗，挡住了日军进攻，保卫了南阳。
一九四五年，日本再次向豫西进攻，国民党仍采取不抵抗政策，六十八军奉命向豫鄂陕边境撤退。三十六师撤到内乡、师岗一带时，我们看那一带地形对打阻击有利，就主动建议不再撤退，由崔贡琛师长向军部请战，利用山地阻止敌人进攻。经军部同意，就在师岗口与日军展开战斗，经一昼夜战斗，日军毫无进展，我军士气大振。但我们左翼的友邻部队不配合作战，一溃千里，让敌人从后边把我们包围了。全师利用夜暗撤退到淅川附近，淅川县城及其以西荆紫关已被日军占领了，我们又被日军包围在淅川城北的山地上。这时，我们几个在一起研究出路，一是留下来打游击，二是突围归还本队(六十八军)，再仔细考虑，打游击一是无群众基础，二是部队思想也跟不上，最后决定在夜间偷渡丹江归还本队，因为日本人一般晚上不敢出来。我就带着部队在前开路。敌人的坦克车在淅紫公路上巡逻，车上的灯光一明一灭监视着公路动静。我们等敌人探照灯光一远就越过公路，灯光照过来就迅速卧倒，就这样终于突过公路，夜渡丹江，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封锁线。此后，我们就在丹江两岸继续与日军作战，一直打到日本投降。
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这段时间，我们根据中央的指示，结合六十八军的具体情况，始终坚持宣传团结抗战的方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影响了部队主要军官，鼓舞了士气，坚定了他们抗战到底的信心，也为后来这个部队相当一部分军官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起义、投入人民怀抱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思想基础。
浏览：4556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