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四一年七月中旬，当日军对河北平山一带夏季“扫荡”进入尾声时，一股敌人由平山向山西五台山方向撤退。郭天民司令员命令我团尾随追击，在运动中消耗敌人。接到命令后，我们在下午两点多钟开始行动。团政委萧文久同志率一营从右翼侧袭敌人。我领主力在正面追击，并派二营副营长李学琴同志带一个连担任前卫。
那天，天气很热。头顶上没有一丝云彩，树叶静静地一动不动，只听见一阵阵“知了、知了”的蝉鸣声。部队奔袭在崎岖的山路上，闷得喘不过气来。李学琴同志带前卫连一路上人急马快，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急行军后，他见大家实在太累了，便把队伍拉进路边一片树林中休息。
我带着团指挥机关急速跟进。时近黄昏，走到一座横断面山梁前时，发现山顶上有人影在晃动，我们以为是一营或前卫连的同志，便大声喊话联系。忽然，山顶上响起了猛烈的枪声，子弹从我身旁急速飞过。“这下糟了！一定是联络不及时，冒失前进，团指挥机关变成了前卫。”我感到情况严重。
由于敌人居高临下，火力又猛，我们被压在一条河沟边，进退十分困难。团政治处主任谢明同志负了伤，还牺牲了几个同志，一时部队有些混乱。我也被敌人的机枪压得抬不起头，只好隐蔽在山脚下干枯的河沟旁。部队与敌人对射，双方僵持着。
这时有几位同志果断冲出去，向分区报告了我们与敌人遭遇的情况，并且讲我下落不明。郭司令员接到报告非常着急，命令二营火速救援。二营跑步赶来，与敌人进行了短促火力交战，我也立即组织大家反击。敌人便趁着天黑撤退了。
战斗结束后，郭司令员找我谈话。我走进他的房间，见他双眉紧锁，表情与往日见面时大不一样。“坐下。”他不轻不重地说了两个字。“是要你当团长的！”又听见他操着浓重的湖北口音劈头盖脑地来了这么一句话。
顿时，我心情十分紧张。他说完这句话后没有继续讲下去，只是背着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过一会儿，他将手伸进衣袋里摸出一包烟，递一支给我，他自己也点燃一支重重地吸了一口。“刚才我说‘是要你当团长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他说话的语气缓和多了。可以看出，刚才他是尽量在克制自己的情绪。
“知道。”我立即回答说。“你不知道。至少你是不完全知道。”他抬起右手一挥，像是要打断我的回答。“你如果真的知道，又怎么这样粗心大意、冒冒失失呢？你身为团长，不周密计划，也不冷静思考，连起码的常识你都忘掉了。在行军中应该派联络员与前卫部队联系也不知道吗？”他用严厉的目光看着我说，“前卫连中途休息了，没有报告是有很大责任的，而冒失前进你要负完全责任。”他停顿了一会儿，诙谐地说：“我看敌人也不大高明，不然的话，为什么不把你这个冒失鬼打死呢？”
回想起这次同敌人遭遇的情景，我真有些后怕。敌人如果来个冲击，我们真不易脱险。只是由于天黑了，敌人对我们的情况不摸底，加上一营的侧射火力，才未敢轻举妄动。
“一个指挥员光凭勇敢是不行的。粗心大意，冒失行动，更是不允许的。”他又继续说下去，“一个好的指挥员必须头脑清醒，勇敢顽强，还应讲究指挥艺术。你是当过军事教员的人，应该懂得这些道理。”我明白他这样讲，是引导我重温“指挥员”的意义。“理论与实践不应该脱节。我们最忌怕的就是口头能讲而实际不能做的—言行不一。”我静静地听着，脸上好像阵阵发烧似的。接着他又问我：“你身边原来一个外号叫‘土匪’的警卫员到哪里去了？”“下连当排长去了。”我回答说。“马上把他调回身边来。”他走近我身旁，关切地注视着我的表情。“你这个冒失鬼真叫人不放心啊！”这时，我的心情由原来的紧张变为沉痛、内疚，更加激动。我抬起头来，只说了“司令员—”三个字，便再也说不下去了，热泪簌簌地落下来。
二
一九四二年春，遵照分区的统一部署，我团在河北平山长峪村一线进行军事整训。
不几天，郭天民司令员带着警卫员来了，还带着铺盖，说是来随便走走看看。我安排他住在我隔壁一间十几平方米的破旧土屋里。他每天很早就起床参加部队的早操，饭后到各营、连观看操课，空隙时间忙着找干部、战士谈话，详细了解部队训练和其他各方面的情况。这样一直住了半个月。
他临回分区前的晚上，已经是深夜了，从连队回来后没有休息，就来到我的房间。他显得有些倦意，搓了搓双手，招呼我一起坐在靠墙边的一张桌子旁。接着，他要我谈谈训练的情况，有哪些收获，还有些什么问题，今后有什么打算等等。我一一作了回答。我讲完后，他站起来一本正经地问我：“你知道我这次是来干什么的吗？”我有些纳闷，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他接着说：“我是带着一个很不好的印象找你们的岔子来的。听了分区检查组的汇报后，我是很不愉快的。本想打电话批你一顿，但又想这样不能解决问题。”他走到门边又转过身来，“你们四团是分区唯一的主力团，以往的工作一直不错，还是亲自来看看妥当一些。所以就放弃了马上打电话批评你的念头。”他加重语气说：“真是听十遍不如看一遍，亲自一看你们的情况，不像汇报说的‘不够理想’。从训练效果看，成绩是主要的。而且注意从实际出发训练部队，这种做法本身就非常好，应该提倡。当然，不是什么都好，还有像你刚才说的存在一些问题。既然看到了，相信你们是会设法解决的。”这时，我才悟出他这次来我们团的原因。
郭天民司令员一贯重视部队的军政教育训练，善于利用战斗间隙把部队练成散得开、收得拢，机动灵活，能征善战的“铁拳头”。他常对我们说：“好的军政素质要靠严格的教育训练。”我们团是晋察冀军区六个主力团之一，他对我们团的工作很关心。因此，他听了汇报没有轻易表态，便打起铺盖亲自下来了。
“这次我也有一点收获。”他抬起手伸出一个指头晃了晃。“就是感到光听汇报是靠不住的。所以，我也学乖了点，不然的话，你老兄又要在电话里与我顶‘牛’了。”说完，他抿着嘴站在屋子中央，望着我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三
一九四一年冬季日军大“扫荡”以后，根据地逐渐缩小，许多地方由原来的根据地变为游击区。就拿我们四团活动地区为例，敌人沿着台怀、石嘴、松林口、耿镇、高洪口、五台建立了一条封锁线后，我们只好退到友邻三、四分区的阜平、平山一线进行游击活动。军民生活以及其他方面的困难急剧增加，特别是粮食供应更成问题。
一九四二年九月，郭天民司令员、赵尔陆政委批准了我们的请求，由我率四团一营深入到五台以北、繁峙以南、代县以东地区去筹集公粮。
九月下旬，我带一营人马通过台怀、石嘴之间的敌人封锁线，进入了敌后游击区。一天下午，后方瓦厂梁村联络站送来了一大批东西，要求马上转送。两名侦察员找瓦厂梁村村长交涉，要求派民工协助背送。村长推说派不出人，双方发生争吵。随后来了几个年轻小伙子，把两名侦察员捆绑起来并进行吊打，并且威胁说，要将他们送到少军村敌人据点去。夜晚，两名侦察员趁看守不备，逃回报告了上述情况。我听后十分恼火，心想，这个两面村长（是指对敌我双方都要应付)简直是一个汉奸，立即命令侦察排长连夜把瓦厂梁村村长抓来了。
这个村长约四十来岁，见我满脸怒色，腰上别着手枪，吓得他直打哆嗦。“吊起来打！”我话音刚落，上来几个人七手八脚将他吊着抽打。打得他“哎哟”、“哎哟”直叫唤，并且边叫边嚷，答应派人运送东西。这样才放他走了。这件事有人报告了分区，分区党委十分重视，特意派政治部主任汪之力同志带人来作调查。
两个多月以后，我完成公粮筹集转运任务回到分区时，分区党委找我谈话，并决定专门召开分区党委扩大会议，对我们进行批评帮助。会议由赵尔陆政委主持，到会的除分区的几位首长外，还有十九团的领导。会上，大家对我派人吊打瓦厂梁村村长的错误，展开了批评，指出我违犯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存在军阀主义残余。发言是中肯的，我也完全接受。
发言快要结束时，有个同志突然又向我提出了两条意见：第一条意见说我在敌后活动期间，当地方干部要求攻打一个叫豆村的敌伪据点时，表现不积极、不敢打，有右倾情绪；第二条意见讲我在筹粮过程中，从敌后贩了一些碱块到根据地来卖，可能在经济上有贪污。“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没等这位同志把话讲完，我已坐不住了，大声反驳：“全是无中生有，胡说八道，我不接受。”一时间，我满脸通红，委屈、反感、不满的情绪油然而生。我这么一恼，会上的人顿时目瞪口呆。只听见桌子上的一只马蹄表“嘀嗒、嘀嗒”地响着，一盏老式小马灯的火苗忽明忽暗地闪动着。有几个同志默默地吸着烟，弄得这间小屋里烟雾缭绕，气氛有些紧张。
郭司令员这时站起来，低着头慢慢地在屋内走动着，表现得异常平静。他侧身走到我的跟前，伸出一只手慢慢地按着我的肩膀，说：“干炎林同志，批评面前要冷静。”边说边示意我坐下。然后，他回到原来的座位。“共产党员要严于责己，正确的话要听，有出入的意见也要听，甚至于要经得起委屈。”郭司令员严肃地批评我说。他把“共产党员”故意说得很重很重，接着他批评了我不讲策略，不顾军民关系，严重违犯政策纪律，捆打地方村干部的行为。他并叮嘱我一定要吸取教训，人有失手，马有漏蹄，以后不再重犯就是了。
“有两件事我替干炎林同志向大家说明。”他与赵政委交换了一下眼色后继续说，“目前，为了帮助根据地军民渡过难关，四团的任务主要是筹集粮食。如军事上过分刺痛敌人，敌人便会集中矛头对我进行区域性‘扫荡’。这样势必完不成筹粮运粮任务。因此，暂时不打豆村据点是正确的，不能以小失大。地方干部对不打这个据点有意见，可以向他们陈述利弊。”他挪动了一下身子又说：“眼下，能设法从敌后运来大批碱块，主动供根据地军民之所需，是件大好事。我找四团供给处处长王宗朝同志了解过，买卖碱块的账目一直由王宗朝本人经手，而且既没有赚钱又没有亏本。因此，干炎林同志在经济上没有问题。”我静静地听着，委屈、反感、不满意的情绪为之一扫。后来，我才知道，这次会议之前，郭司令员已经听到了对我的这两个反映，并亲自作过细致的调查。
赵尔陆政委宣布会议结束后，大家渐渐地离去了。我怀着万分惭愧的心情，望着跨出门外的司令员的背影，端详着，凝视着，脑子里不断地回味着他那语重心长的教诲—“批评面前要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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