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心情很激动，觉得张副军长工作紧张，竟想到看望我们这些仗没有打好、职务不高的干部。警卫员把我们几名互不熟识的伤员带到一个祠堂里。等了不到十分钟，张副军长来了，大家起立敬了礼。他说：“让同志们好等了!”面带笑容地和大家一一握手，并询问大家的伤病。大家异口同声地问候首长好，并说伤口都已痊愈了。坐定，张副军长亲自给我们斟茶递烟，大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张副军长一一问了作战与负伤的情况。这时，四菜一汤已经端了上来，张副军长亲自把酒给大家满上。
张副军长看我的右手还打着绷带，关心地说：“你手上的伤口还没长好，要好好治疗，好好休息才是!”说着看我手上的伤口，发现我右手两个指头掉了，左手还有几处伤口，便问：“怎么手上这样多处伤，这一仗是怎样打的呀?”我说：“跟马步芳的骑兵打的是一次遭遇战，因为拼开刀了，所以伤口多了些，最重的还是头上几刀，脑盖骨被砍裂了，我也没死。”张副军长说：“你这回吃苦了，是我们党的好党员啊!”接着就要看我头上的伤，并小心地摸着，并亲吻了我骨裂的那个伤口。此时我热泪夺眶而出，立正向张副军长敬礼，说：“报告副军长!我不够一个好党员的条件，虽说负了几处伤，但仗没打好，对人民是有罪的，我决心伤愈后返回前线，戴罪立功。”张副军长亲切地扶我坐下，端起一杯酒说：“伤员同志们!你们在击退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英勇作战，光荣地负了伤，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作出了贡献!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请干了这杯!”
闲话间，张副军长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想要灭亡中国，国民党又消极抗战，所以我们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啊!”伤员们都想听听形势，张副军长说：“现在形势很好，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以陈毅、刘少奇同志为首的新四军新的军部已成立，部队不仅恢复了元气，而且更发展壮大了。日本侵略军陷于中国战场这个泥坑里不能自拔，再有几年的光景，赶走日本侵略者是不成问题的。”张副军长坚定而信心十足的讲话，激起了伤员们热烈的鼓掌。归来的途中，大家兴奋极了，便七嘴八舌议论起来。有的说：“我过去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干过，你要是负了伤，害个病，连、排长来看看你就算不错了。张副军长这么大年纪，对我们负伤的小干部这样爱护关心，讲了这么多道理，真了不起。”
张云逸副军长在第四师视察工作期间，同许多干部谈了话，大家对他极为敬重。但也有人说：“张副军长对干部好是好的，只是对个别调皮捣蛋的，也不训一训，一味地关怀爱护，不顶事!”一天晚饭后，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去向张副军长请教，张副军长听了很高兴。他先问我伤口痊愈的情况怎样，又叮嘱要好好休养，一定要把身体养好。张副军长说：“关心和爱护干部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这样才能团结一致做好工作。其实我只是按毛主席教导在培养干部、爱护干部、善于使用干部方面，做了一点工作。我们党领导这样伟大的斗争，没有大量德才兼备的干部是不行的，党的任务就是靠这些干部去完成。任何领导如果不真心关心爱护干部，那就不能很好团结他们。你今后做工作，也须注意这个问题。”
我点头答应着。警卫员提来开水，张副军长招呼着让沏茶。他接着说：“对犯错误或思想不端正的干部，要像对待其他干部一样一视同仁，而且要表示更多的关怀与爱护。这些干部好像害了病，对病人不是应该更关心吗?只有更关心他，才能治好他的病，病治好了，不都是一样的好同志吗?”张副军长说着大笑起来。他接着说：“不是爱护这些干部身上的毛病，而是通过关心爱护帮助他克服这些毛病。这样做一般都能收效。如果发一顿脾气，训一顿，人家不敢说话了，病没治好，意见更大，病更重了。这不是聪明的办法，也不是我们党的作风。你说我的话有没有一点道理呢?”张副军长的一席话说得我心里豁然开朗，心想自己在工作中动不动就发脾气训人，实在是水平太低，太不对了，今后一定要按照张副军长的指示办事。
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我已分配到四师卫生部任代理政委。根据师首长的指示，我和医务主任黄修典到淮南二师卫生部，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当时二师卫生部部长是宫乃泉，他亲自培养干部，办起来的医院比较正规，手术室更好。宫乃泉本人就是著名的外科专家。转天就要回淮北了，忽然接到通知说张副军长要接见我，这件事出乎意料。我随着警卫员来到张副军长的茅屋办公室，给张副军长敬了礼。他一见面就把我的名字叫了出来。他说：“请坐，咱们好好说说话。”他先问我的伤口是否痊愈了，接着就在轻松的气氛中随便扯了起来。张副军长说：“你那里有个高明的外科大夫呀!”我说：“是的，他叫李荣光，是济南齐鲁大学毕业的，是外科的一把手。还有一位叫黄修典，是在教会医院锻炼出来的，技术也不错。”张副军长说：“你那里人才真不少啊!”我说：“我们的工作做得差。”
张副军长把话头转向党对技术人员的政策上来。他说：“咱们党从建立工农红军起就缺技术人员啊!当时困难可大了。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关怀下，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才逐步建立起咱们自己的电台和医院，通讯联络解决了，伤病人员有人治疗护理了，部队的战斗力就提高了。”他喝了两口茶继续说：“在红军时期，到哪里宿营都要安排好电台人员、译电人员的房子，安排好医生的住处。红军的生活那样艰苦，苏维埃政府的财政经济是那样困难，毛主席、朱总司令还坚持给技术人员发津贴哩!每人每月几块现大洋，有些技术人员不要，还非给不可，说这是政策!”
张副军长问了问四师技术人员的待遇情况。我说：“也给一点津贴，团卫生队长每月三块现大洋。我们那时一见他们领到津贴，就让他们请我们吃点花生。”张副军长笑着说：“人家那点津贴是为改善一下生活的，你们给剥削去了。”说得我也笑了起来。接着我介绍了彭雪枫师长和邓子恢政委对技术人员都很关心。张副军长点头表示赞扬。张副军长说：“军队没有大量的技术人员是不行的，越往后军队发展了就越要多吸收技术人员参加军队工作。眼光看不远就往往轻视知识分子。”
我联想到部队的情况说：“党的政策是重视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的，可是在部队里就有对知识分子轻视的现象，最主要的理由是知识分子不能打仗，其实也不尽然，也有很能打仗的。”张副军长沉思了一会儿说：“咱们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高级领导人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有许多还是留过洋的大知识分子，怎么说知识分子不能打仗呢?这是一种偏见。
大多数知识分子经过锻炼就能打了。要把问题看远些，没知识分子可不行啊!要很好团结教育现在这些技术人员。将来胜利了，这些同志就很了不起了，有知识有技术，又受过革命战争的锻炼，那时就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啊!”
浏览：687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