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刚刚吃过早饭，团部突然通知全体营以上干部迅速赶到赤沙镇西南的支队部驻地开紧急会议。我很快赶到支队部，急匆匆到屋里一看，团首长都来了。团长徐金树，副团长林开风，参谋长梁金华正围在那里说话。屋子里散发着烟草呛人的辣味。大家议论揣测着，谁也不清楚具体任务。
不一会儿，支队张正坤司令员、胡荣主任从里面走了出来，脸上看不出高兴的样子。大家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张司令员招呼同志们坐下，简短地分析了形势之后，激动地说：“正当我们为了顾全大局，准备渡江北上的时候，蒋介石秘密调动了七个师的兵力，在皖南预设了袋形阵地，对我皖南部队形成了大包围之势。面对这种形势，军分会已经在十二月二十八日作出了全部北撤的决定。”
张司令员说到这里，会场一下子活跃起来。但张司令的表情依然很严肃，他略有所思地看了胡荣同志一眼，然后转过头来向大家宣布说：“北撤的路线不从我们这儿走了。”会场一下子鸦雀无声。“军分会决定部队首先南下，过茂林，然后向东经榔桥、宁国附近，再向北到苏南溧阳一带，待机过江。”他说，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搞突然袭击，保证军部北撤的安全，军分会还决定三支队迅速南下，于五日拂晓赶到茂林附近，随军部一起行动。听了这个决定，大家都感到很突然，因为这条路线，部队从来没有走过，地形很不熟，而且进入了国民党军的后方。更使人难以理解的是，从云岭到无为这条路线，部队已经辛辛苦苦准备了几个月，这里防御工事完备，路程短，沿途的群众基础好，过了江就是解放区，国民党的军队也不多，北渡的条件基本是成熟的，我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合易求难呢?大家正在纳闷的时候，胡荣同志站起来动员说，要教育部队，做好思想工作，不能带着问题上路，一切按照军分会的决定执行。
会议结束以后，部队立即进行行动动员。我又给在江北活动的马长炎同志写了一封信，告诉他部队马上就要转移，五日在章村、溪口、茂林一带宿营，如果能赶上部队，就一起转移；如果赶不上，就暂时分手，等以后在江北会师。
三日黄昏，部队开始在繁昌的沙滩脚附近集结出发。刚要走时，马长炎、张元寿等同志带领二百人左右的队伍从江北匆匆赶来了。大家非常高兴，简单地交换了一下情况，便一起出发了。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队伍成一路纵队在泥泞中摸索着前进。经过两天艰难的行军，我们到了章村、溪口、茂林附近的指定位置。部队已经很疲劳，就在附近的村庄树林里休息，等待着军部对下一步行动的指示。
六日，支队首长指示我们，五团作为全军的后卫，随军直属队向丕岭方向运动，任务是随时准备迎击尾随我们的敌人，保证军部所在的中央纵队的后翼安全。六日黄昏，各路纵队按照计划开始向星潭、榔桥方向前进。我们二营是五团的前卫，我和马长炎同志带着部队，紧跟在军部的后面。
这一夜，天下着雨，山陡路滑，走不多远，前方开始传来一阵阵激烈的枪声，国民党的部队开始拦截我军，前卫部队与他们发生了激战。大家满怀愤怒，做好了战斗准备，由于前进受阻，行军的速度很慢。七日，下午约莫两点钟的时候，军部通信兵突然跑到五团队伍的面前，跟我说：“军首长要你们五团马上跑步前进，赶到军部!”我们马上向后传令：“加快速度!”道路很窄，前面的部队知道我们有新的任务，都停下来，站在路边，让我们过去。军直的同志不断鼓励我们，沿途的大石头上、树上，到处都有军部战地宣传队的同志仓促书写的标语：“五团的同志快速前进!”“时间就是胜利!”“打垮敌人包围、粉碎敌人阴谋!”“五团的同志们加油!”……面临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包围，全军上下同仇敌忾的高昂斗志，鼓舞了我们。没有多长时间，我们便赶到了。“军部所在的丕岭脚下的百户坑。这里说是一个小山村，其实只有几间、简陋的茅草屋。军指挥所临时就设在这里。
我们赶到的时候，刚好叶挺军长从星潭方向看地形回来。他手里提着手杖，走得很急，身后跟着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看到我们，很高兴。他说：“陈营长，你们来得正好，国民党四十师正在星潭、徽水河一线构筑工事，阻挡我们前进，现在新三团攻打星潭受阻，你们赶紧勘察地形，做好战斗准备，等军分会决定以后，在星潭附近河岸选择有利地形，强渡徽水河，消灭对岸的敌人，为全军打开前进的通路。争取与一纵队会合，很快突出重围。”叶军长讲完以后，就快步走到上面几间草房里去了。听了叶军长的话，我赶紧带上几个连长到前面看地形，部队原地待命，由马长炎同志进行政治动员。
徽水河，是青弋江的支流，弯弯曲曲地从旌德方向的濂岭流下来，在星潭附近，河道约有四五十米宽。几天来连续下雨，水位涨了许多，河道中心的水约齐腰深。国民党约有一个团的兵力驻在河南岸，正在构筑工事。由于敌人凭险固守，新三团几次进攻没有什么进展。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决定避开敌人的正面，从星潭以北檀皮庄附近强渡徽水河，攻占下阳石北面的高地。这里河道比较狭窄，对岸敌人的工事也不甚完备，我们这边的河岸山坡上到处长满了松树和茅草，便于隐蔽行动，组织部队突袭。只要火力组织得好，五团付出一些代价，强渡过河，夺取对岸阵地打开一条通路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几个连长都很有信心。为了渡河作战的顺利，部队进行了轻装。大家把棉被、棉裤里的棉花都掏了出来，只穿一条夹裤，背一床夹被，各连都已做好了战斗准备。天渐渐黑下来了，军首长住的几间草房里已经亮起灯光，持续了几个小时的会议还在热烈地进行着。大家听着远处星潭方向的枪声，看着眼前的草房，焦急地等待着军首长的命令。
不一会儿，军首长的房子里传出大声的争论，听得出主要是项英和叶挺军长的声音。许多人都围在屋子外面听。会议争论的结果是，按项英同志的意见，决定部队由原路返回，重新折回里潭仓，再向泾县方向突围。军分会决定以后，部队开始原路向后转，原来的前卫变成了后卫。我们正急着没有任务，叶军长突然来到了我们团。他心情沉重地说：“你们五团连夜由原路返回，走里潭仓去抢占高岭，遇到敌人就坚决消灭，无论如何在高岭坚守三天，阻住由太平方向来的敌人，掩护军部和大部队向泾县方向突围。完成任务以后，你们可以分散单独行动，在皖南坚持游击战争，而后待机过江。”团首长向叶军长表示决心以后，仍由我们二营作前卫，由原路返回，向高岭方向迅速前进。高岭，位于里潭仓的正南，海拔一千多米，地势险峻，是阻止太平方向敌人北进泾县的重要屏障。我们连夜赶路，至八日拂晓赶到高岭，刚刚爬到山顶，看到国民党的部队正坐在不远的山梁上休息。我迅速把部队分成两路，一路抢占顶峰，一路由我带领向敌人迎了上去。
走不多远，敌人也发现了我们，便向这里喊话：“喂!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我们接着回答：“我们是一四四师的!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对方答：“我们是七十九师的。”我们说：“谁知道你们是哪一部分，你们派两个人过来。”不一会儿，那边摇摇晃晃过来两个国民党兵，猛然看到我们胳膊上的“抗敌”袖章，刚要呼喊，几支枪口迅速顶在他们腰间。我们让他们给山上回话，两个国民党兵吓得浑身发抖，扯起嗓子对山上喊：“自一己一人!不要误一会!”听说“自己人”，敌人便放松了戒备。我们趁机像猛虎扑羊一样，迅速冲了过去，山头上的敌人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便被我们的步枪、机枪、手榴弹的爆炸声淹没了。敌人的一个营基本上被我们消灭，只有少数几个人连滚带爬地跑下山去。这一仗打得很痛快，我们基本没有什么损失，顺利占领了高岭。一、二营的同志也很快上来，各营迅速控制各制高点，抢修工事，准备敌人反扑。由于全团凭险固守，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后来敌人见明打不行，又在夜间组织偷袭。
山顶上，有一座旧山寨，是用石头砌成的，因年代久远，大部分已经倒塌。为了节省子弹，敌人进攻的时候，我们利用有利地形，一齐向下掀石头。满山遍野的石头越滚越快，打得敌人无处藏身。从此，敌人再也没有敢上来。坚守了1天，我营只伤亡了二三十人，高岭就像一道钢铁屏障，死死挡住了太平方向来的敌人，胜利完成了叶挺军长赋予五团的任务。
十日下午，团部召集营的干部在阵地上开会，讨论五团今后的行动问题。会议一开始就发生了争论，当时主要是两种意见：一种是几个营的干部一致要求按叶军长的指示执行，以营为单位，西出小河口，分散转移至青阳、铜陵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待机北渡过江。认为这样既可以迷惑敌人，造成大部队突围的假相，牵制敌人一部分兵力，减轻军部的压力，又可以充分利用铜繁一带老游击区的有利条件，较有把握地保存革命力量，争取全团顺利北渡。另一种意见是几个团首长认为，我们在高岭阻击了三天，军部说不定早已打通北出泾县的通路，只要我们尾随在军部后面跟出去更省事。争论后，团首长否定了第一种意见，决定黄昏以后放弃高岭，重新返回里潭仓，追赶军部突围。部队从高岭下来，天还下着雨，山路很滑。连续打了几天仗，战士们又冷又累，已经疲惫不堪。但是由于在高岭打了胜仗，部队的情绪还是很高的。我带着五连走在前面。
十一日拂晓赶到石井坑时，听到四周山上到处响着枪声。石井坑周围的几个庄子、山坡、路旁，到处有不成建制的部队。我预感到部队突围很不顺利，赶紧带着队伍往前赶，远远看到前面树林里有电台的天线，知道军部就在前面。不一会儿，看见叶军长站在一个小土坡上，手里举着望远镜，不停地观察周围山上的战斗，神情很镇静。见到我们五团的队伍过来很整齐，他笑了笑，对我说：“陈营长，又碰到你了，你们来得好!现在我们的部队正在石井坑周围的山上跟敌人激战，部队已经很疲劳，你If]-二营赶快到东头山接防，把教导纵队的同志换下来，掩护其他部队休整。”说到这里，他看着全营的同志，提高了声音对大家说：“同志们!你们五团是支老红军的部队，在场的许多同志从三十年代起已经屡建战功。
今天，军部之所以把坚守东头山的任务交给你们，就是考虑到五团是一支过得硬的红军队伍，大家一定要坚守住东头山的阵地，东头山不能丢!”说着他指了指外王家南侧山凹里的指挥所说：“我叶挺就在这里，跟同志们同生死，共存亡!”听了叶军长的话，部队的情绪非常激动，大家不约而同地呼起口号：“坚决听从叶军长的指挥!”“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部队士气大振，一夜的疲劳，不知什么时候全飞跑了。我和马长炎同志带部队很快上了东头山这个主要高地。后来，三营的同志也上来了。三营长李锡锋同志还带来了团首长的口信，说一营上了东流山主峰，三营归我指挥，一起坚持战斗。我们很快占领有利地形，抢修工事。
十一日，阵地上只有几次小的接触，没什么大的战斗，我们赢得了一天的准备时间。十二日上午，敌人又连续攻了十几次，都被我们一一击退。下午敌人开始总攻，他们仗着人多势众，成营成团地轮番攻击，阵地上打成了一片火海。激战到黄昏，敌人的总攻还是被我们打退了。但是，我们部队的伤亡已经很大，三营副营长叶露霄同志光荣牺牲。从抓到的俘虏口中知道，敌四十师有一个旅长被我们击毙，一个旅长被击伤，部队损失过半。敌师长恼羞成怒地下令，抓到新四军五团的人，一个不留，一律枪毙。听了俘虏的口供，不知哪一个战士打趣地说：“咱们五团还是特殊待遇!”说得大伙儿都笑了起来。敌人这一夜没有什么动静，我们抓紧时间一边整修工事、整顿组织，一边派人到阵地前搜集敌人丢下的武器、弹药和食物，充实自己。大家心里明白，更残酷的战斗正在等着我们。
十三日下午，敌人又发动了总攻。这一次，敌人显然增加了兵力，看样子敌人已经孤注一掷。他们首先集中用追击炮轰我们的阵地，随后敌人像疯狗一样，一群一群地往上冲，不但攻我们的正面，而且从侧方、侧后方攻。我抓紧组织阵地上的部队进行反击，几挺重机枪对着敌人的主攻方向猛扫。有的战士把几个手榴弹绑在一起往敌人堆里甩。这突然密集的火力，打得敌人一片一片地倒下去。不一会儿，敌人又进攻了，突然我猛觉得胸部像是被人打了一拳，接着大片的血从左胸上部涌了出来，棉衣很快被染红了。我带伤坚持指挥部队把敌人打了下去。这时，马长炎同志急忙从后面上来接替我指挥。
没多久，敌人又进攻了。马长炎同志看到我们二、三营的同志已经伤亡大半，气得两眼冒火，他把指挥旗一举，大喊一声：“同志们，把敌人打下去，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向敌人讨还血债!”在他的带领下，部队像一阵狂风扫下山去，打得敌人狼奔鼠窜，阵地仍然掌握在我们手里。反冲锋时，马长炎同志的左胳膊也负了伤，因为流血过多，卫生员背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昏迷了。看到这种情况，我躺在阵地上要通信员赶紧告诉三营营长李锡锋同志统一指挥二、三营剩下的人，并迅速把这里的情况报告团部。
大约四点钟，团部派副官主任曾水元同志上来接替阵地的指挥，我和马长炎同志被抬下山。卫生指导员柳向光同志把我们抬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停下来休息。这时团政治处副主任何志远同志赶上来看我们。马长炎同志还在昏迷中。何志远同志看了看我们的伤，对我说：“你们打得很好!请放心，团里已经商量好了，决不丢下你们，准备给你们每人组织十几个小伙子，轮换抬着你们一起突围。”听了何志远同志的话，我心想，我和马长炎同志的伤都很重，要别人抬着突围，影响了十几个人的战斗力，行动起来是很困难的。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何志远同志，并向他提出：“组织上的关怀，我们表示感谢，我们负伤以后不能带兵打仗已经焦急万分，无论如何不能再拖累部队了，如果组织上相信我们，就让我们带一个卫生指导员，一个侦察班，我们设法就地隐蔽养伤，待机过江。如有可能活下来，伤愈以后，争取早日归队。”听了我的意见，何志远同志说：“这样也好，不过要回去同团首长商量一下，再正式告诉你们。”何志远同志回去以后，不久便派人来说，团里同意我们的意见，要我们注意安全养伤。这样我们便带了一些药品、粮食、食盐和一竹筒熬熟的猪油，告别了部队。后来才知道，我们离开东头山阵地不久，部队就组织突围了。结果，二、三营只剩下几十人；一营营长身负重伤，副营长牺牲了，其他同志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告别部队，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侦察班的同志用树棍和绑腿做了两副简易担架，抬着我们着一条山沟，向枪声稀疏的方向前进。走了一段时间，听到四周山上到处都有敌人的吆喝声，为了不给敌人留下足迹，我们顺着水沟往前走。
走着走着，碰到一个林木茂盛的山谷，这里四周都是连绵的大山，山坡很陡，上面到处长满杂树和灌木丛，沿着山坡下去，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山沟，清楚地听到沟底“哗哗啦啦”的流水声。凭着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我们决定在这个山坡上住下来。好容易爬上一个陡坡，再往上走，担架就不能抬了。我让大家把担架放下来，把树棍扔掉，我和马长炎同志由其他同志架着上山。为了不暴露我们的行踪，后面的人小心地用树枝把脚印扫掉，再盖上一些枯树叶，把踩倒的枯草扶起来。大家一步一步往上爬，终于在半山腰找到了两块小平地，十几个人分两处住下来。
第二天早晨，激烈的枪声已经听不到了，山顶和山底下到处都是敌人的喊叫声。我们潜伏在敌人的鼻子底下，白天怕冒烟，晚上怕敌人看见火光，不敢生火做饭，只好用咸盐和猪油拌着生米嚼。数九天气，寒风刺骨，时而小雨，时而鹅毛大雪，我们身上只剩下一条夹裤、一条夹被，冻得直打哆嗦。几个人只好挤在一起，头上顶着几块仅有的小雨布，坚持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白天和夜晚。这样过了几天，马长炎同志的烧退下来了，我也能慢慢活动了，情况有了好转。为了更好地巩固部队，准备新的战斗，我们首先成立了临时党支部。
敌人还是不断地搜山。他们摆开部队，像梳头发那样，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拉大网。但是，因为我们所在的山坡很陡，山上到处是雪，山顶上的敌人看不见我们，山底下的敌人一般又上不来，我们这儿便成了一个特区，一段时间比较安全。可是，有一天，敌人突然连这个山坡也来了，一边咋呼一边往上爬，盲目地打着冷枪。大家马上做好了战斗准备，驳壳枪里压满了子弹，手榴弹握在手里。十几条枪口紧逼着山下，敌人拨动树枝和茅草的声音已经听得清清楚楚。不一会儿，只听一个敌兵报告说：“排长，这里没有人哪，太陡了!上不去了。”敌排长一边骂一边说：“我不信，你他妈的真笨蛋!越是上不去的地方越要搜，说不定这儿真有新四军哩!快给我搜!抓到了有你的赏。”说完，这个敌排长便“呼哧呼哧”地往我们藏的地方爬上来。
大家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准备一旦这个家伙上来，先报销他，然后再同其他敌人拼。大家屏住气等着这最后的时刻。突然，就在我们潜伏的下面十多米处冒出一头大野猪，擦着敌排长的身边“噼里啪啦”地钻进乱树林子跑走了。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把搜山的敌人吓得不轻，他们神经质地朝野猪逃跑的方向放了几枪，气得敌连长在山下骂起来：“三排长，你这个笨蛋!有野猪的地方还能有人吗?快给我下来!”敌排长受了一场惊，挨了一顿骂，垂头丧气地带着部队下去了。从那以后，敌人不再搜山了，但是山下仍旧控制得很紧。晚上他们在路口、要道派潜伏哨。山上没有水，卫生指导员柳向光把一个暖水袋背在身上，晚上悄悄地从山上爬下去，在山沟里灌满水，再往回爬，一边爬一边还要把身后的痕迹遮盖起来。好容易搞到一点水，大家高兴得要命，谁也合不得多喝，只轻轻地呷上一口润润干得冒烟的嗓子。这样一直坚持了二十多天。有一天，柳向光取水返回的时候，树枝把暖水袋剐了一个大口子，装上的水全流光了。
从此，水源断了，生米也嚼完了，我们只得挖一些野菜，收集一些野果、无毒的植物块根，胡乱地充饥。到了大约二月底，敌人的包围开始松下来，白天也可以在山上自由活动了。这时，我和马长炎的伤大有好转，可以和大家一起做些轻微的活动。一次，我们转到所在的山坡背后的山梁上，忽然发现山腰上冒着一缕白烟，远远地也可以听到狗叫的声音。晚上再到这里看，那里隐隐约约闪烁着灯光，我们判断那里肯定有人家。一天晚上，我和马长炎商量了一下，决定到那里去看看，弄点吃的，了解一下情况。
我们十几个人分成两批，第一批由侦察班长祝水生带领，先去探一下虚实，没有问题，其他人再去。侦察班下去以后，先在那里周围搜索了一下，见是一个独户人家，没有什么可疑的情况。正准备叫门，突然一条大狗从柴草堆里窜出来，冲着祝水生“汪汪”地吠起来。过了一会儿，屋门打开，走出一个三十多岁的老乡，他一见到我们胳膊上的“抗敌”袖章，又喜又惊，赶紧把我们领进屋。不一会儿，便招呼他全家人和我们相见，他妻子给我们烧了一锅香喷喷的米饭，还给我们端来了蜜枣。交谈中，知道这家人姓风，主要做木匠活。风木匠讲，国民党把这里的老百姓也害苦了，乡亲们都说，国民党是坏人作孽，新四军是好人多难，盼望着新四军有一天还打回来。他问我们住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他就在后面山坡上露宿。他听了以后，急忙说，现在山上到处是雪，你们身上又有伤，那怎么行!想了一下，他说：“这样吧，我家后面有一座旧木炭窑，是过去自己砌的，已经多年不用了，从外边上去没有路，敌人也不会来，你们可以住进去。”听了他的话，又经过仔细的交谈和观察，确认这是个比较安全的场所，我们同意了。风木匠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就把我们带到炭窑，他背了一大捆茅草，让我们铺在窑里。长时间露宿山头，一走进木炭窑，浑身感到又舒服又暖和。我坐在松软的茅草铺上，心里想着：国民党统治下的皖南人民多么像这个冰雪覆盖下的炭窑啊!这一夜，大家痛痛快快地睡了一个好觉。自从有了风木匠的帮助，我们的生活明显好转，身体也一天天好起来。
到了三月份我和马长炎的伤基本上好了，敌人的设伏也不大搞了，白天我们可以在山上大胆地活动。由于不断地在山上碰到失散的同志，我们的队伍一天天扩大，已经有三十多个人。风木匠的炭窑住不下了，我们便搬到山上，用树枝搭棚子住。这时便开始计划突围的事。转眼接近清明了，山上山下到处一片新绿。在这绿的中间，一片片粉黄粉黄的油菜花，在春风中起伏摇摆。
清明一过，我们决定突围。这时，敌人大部分已经撤到村子里，外圈的包围松了许多。听风木匠讲，敌人怕群众有组织地帮助我们，把以前的保长都换掉了，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新换上来的许多人还是向着新四军的。突围的那天黄昏，我们在风木匠家门前集合，每人身上背一袋炒米，大家一一向风家告别。风木匠眼里噙着泪花，拉着我的手说：“陈营长，你们走吧，将来有一天打回来，千万别忘了来看我们。”听着风木匠的话，许多同志也都流下泪来。我看着熟悉的茅草屋，看着风木匠那张憨厚朴实的脸，心里觉得像是堵了一团东西，又闷又涩，嘴里只连连说：“忘不了，忘不了。我们一定会打回来，我们一定会打回来。”
告别了风木匠，我们避开大路、村庄，沿着山间僻径，向章家渡、北贡岭、泥埠桥方向急速赶路。为了防止意外，一路上，我们夜行晓宿，轻易不进村子。这样一直走了三天。到了第四天，队伍来到过去我营的老驻地老虎山，这个村西边有一座大庙，庙的四周是一片毛竹山，地形很隐蔽。
我们决定在这潜伏一天，打听一下情况再过江。过去我们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庙里的和尚都认识。一看见我们这么多人，他们又惊又喜，赶紧招呼大家进殿休息，还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情况，说日本人在这一带的活动放松了，国民党军队看得很紧，前些日子已经有几批突围的部队从这路过。在庙里待了一天，美美地吃了一顿竹笋白米饭，晚上我们连夜赶到江边。
在营房嘴以西，通过老乡帮助找到渡船，黎明前顺利到了江北白茆州。踏上江北，才知道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又下令组成了以陈毅同志为代理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委的新的军部。
我们在二宫殿终于找到了队伍，被编在新组建的第七师，开始了新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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