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我被调到重庆周副主席身边，担任收发警卫工作。早在一九三七年我在中央警卫排时，就认识他。以后，周副主席到八路军武汉、长沙办事处工作，我是办事处警卫排排长。山城重庆，是抗战时期蒋介石的所谓“陪都”。在这里坚持革命工作，环境十分恶劣，斗争异常复杂尖锐。当时，周副主席在重庆有两个住处：一处是重庆市内的曾家岩五十号，一处是嘉陵江畔的红岩嘴。
曾家岩五十号是专门用来对外的，一般称为“周公馆”。这是一幢小小的三层楼房，周副主席和工作人员只住了一楼和三楼，二楼则住着国民党的“人员”，就连收发室也被这些“人员”占去了一半。楼房外面是一条小街，两旁开设了几家负有特殊任务的“茶馆”和“烟铺”。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馆就在这条小街的旁边。两幢楼挨得很近。戴笠派出大批特务，每时每刻监视着周副主席的行动。红岩嘴，周围群山连绵，当时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所在地。山下住着国民党宣传部长王世杰，山后住着宋子文。对面山峰上，国民党架设着一部干扰电台。周围国民党的宪兵、特务，机枪阵地和隙望哨所，层层包围，如临大敌，斗争既艰苦又危险。
皖南事变后，为了巩固统一战线，周副主席异常忙碌，从早到晚，没有一点闲暇的工夫。他经常和民主人士接触，宣传我党的主张、立场，争取同情和支持；他经常会见国民党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争取他们抗日，并无情地揭露亲日派的种种阴谋。周副主席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许多特务围在红岩嘴和曾家岩五十号四周。只要是周副主席的汽车一开出去，特务马上像恶狼似的跟上去。我们很担心周副主席的安全，采取了不少措施。
我们在传达室桌子底下安了个电铃，我和朱友学同志把着。门口一有情况，我们立刻按电铃。这样，周副主席在里面就会马上知道。凡是给周副主席的信件，在送到周副主席身边之前，我都反复检查，生怕里面装进什么东西。直到确信没有危险物品时，我才亲手交给周副主席。尽管这样，特务还是什么卑鄙勾当都能干出来的。
有一天，特务写了一封恐吓信，里面夹着一粒手枪子弹，邮到“周公馆”。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又急又气。许多同志都为周副主席的安全担心。可是，周副主席却坚定沉着地笑了笑，毫不介意地说：蒋介石历来如此，流氓都是如此。他照常坚持和各界人士广泛交往，经常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敌人不单是对我们的人严密监视，对一些敢于到我们办事处来的民主人士也非常注意。周副主席多次指示我们要想办法保护好到办事处来的一切爱国人士。并经常和我们一起研究斗争方法，同特务周旋斗智。
记得有一次一位民主人士秘密来到我们这里，同周副主席长谈。谈完话后，怎么送出去呢?周副主席想了个办法，叫我们几个人用他的车送那位民主人士。车刚开出门口，便衣特务就一窝蜂似的跟在后面。我们加大油门，把车子开快，一直开到人多的地方，没等车停稳，我们呼地全下车，跑进人群里。等特务赶到，那位民主人士早已安全撤离了。在红岩嘴的日日夜夜，周副主席对我党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非常重视，不仅亲自修改文章，而且亲自动手写文章，使报纸的战斗力增强。由于《新华日报》的威力越来越大，敌人便千方百计地进行刁难、封锁，用种种卑鄙无耻的手段企图扼杀。
一次，几个报童在街上叫卖《新华日报》。国民党特务指使卖国民党《扫荡报》的报童寻衅，结果两边打起来。特务和一些流氓一拥而上，将卖《新华日报》的报童打得头破血流，并把《新华日报》撕碎，踩在脚底下。这一场闹剧演完后，他们扬长而去。这天，周副主席正在开会，听到这个消息后，他猛地站起来，气愤地说：“这又是国民党破坏抗日的一条罪证，这是不能容忍的!”后来，周副主席决定到国民党宣传部长王世杰家里交涉，并叫我跟着去。王世杰的住处离红岩嘴不远。我们刚到门口，王世杰慌忙迎出来。他四十多岁，个头儿不高，长得肥头大耳。
他把周副主席让到屋里，明知周副主席不吸烟，却又是递烟，又喊沏茶，忙得不亦乐乎。周副主席说：“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报童被打的事情，你知道了吗?”王世杰故意说：“啊，啊，不太清楚。啊，刚才有人说了一点点，我正在查……”周副主席义正词严地说：“打报童，这是向我们挑衅，这是严重的事件……”王世杰连连说：“是，是，周先生，实在抱歉……”从王世杰家里出来，周副主席又亲自去安慰受伤的报童，给报童以巨大的鼓舞。还有一次，敌人大耍流氓手段，派出大批特务和打手捣毁了《新华日报》营业部，打伤了工作人员。为此，周副主席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蒋介石的法西斯暴行，痛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无耻阴谋，使在场的中外记者十分惊讶，并对他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很钦佩。
后来，由于工作的需要，我被提升为副官，仍负责收发、警卫工作，接触周副主席的机会更多了。我看到，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斗争越来越激烈，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周副主席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记得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传达室值班，((新华日报》一位编辑来送审稿件。我对那位编辑说，别等了，周副主席要半夜才能回来。对方说，等到半夜也得等，因为有篇重要稿子明天要见报。
过了半夜，周副主席回来了。我把情况告诉了周副主席，他马上要看稿件。我见周副主席眼里布满血丝，就劝说道：“周副主席，稿子是否后天再用，您该休息了。”周副主席摇摇头，说：“重要的文章能及时指导和反映当前的斗争，这件事情很重要，我哪能休息呢?”他连夜修改稿件，直到天色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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