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国防剧团经常随军在胶东半岛的牙山、艾崮山、大泽山、昆嵛山等山区活动。长期生活在部队之中，和广大指战员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那时候，部队上上下下把我们亲切地叫做“咱们的剧团”。每当我们去部队演出时，打前站的同志一到，战士们就奔走相告：“咱们的剧团来了!”演出之前，经常有部队同志到后台找剧团熟悉的同志聊天，谈学习进步，谈战斗胜利，甚至悄悄地谈谈妻子的来信。每逢打了胜仗，有了缴获的物资，部队指战员立刻想到：这个“给咱们剧团”!那个“咱们的剧团能用”!凡是缴获的化妆品、服装、汽灯、乐器之类剧团用得上的东西，部队领导同志很快就派专人送到剧团来了。
那时候，演出用的服装、道具，大部分依靠农村群众的支持。每到一个村庄演出，妇女识字班的同志们除了跑东跑西帮助筹借外，并且把自己心爱的新衣、首饰拿出来支援我们演出。有一次，一位刚过门的新娘，把崭新的嫁妆都借给我们了。有一次演出，缺少一套伪军服装。这种东西在农村是借不到的。侦察连的同志们知道了，立刻派人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要，我们说，点起灯来就演。他们说了声“好”，就走了。
当我们点起气灯就要开演的时候，侦察连的两位同志气喘吁吁地给我们送来了一套伪军军装。我们惊奇地笑着问他们从哪里搞来的?他们说：“去抓了个‘舌头’!”平时，我们经常下部队教歌，组织部队开展歌咏、秧歌比赛，评奖部队业余文艺作品和培训文娱骨干。随军行动时，每逢休息，我们就打起竹板，拉起胡琴，表演小节目，或教部队唱歌，或由“啦啦队”相互邀唱，使人忘记了疲劳，始终保持着饱满的战斗情绪。那时，我们去部队演出之前，往往先派几位同志去了解些情况，搜集英模事迹和好人好事材料，迅速编写成小节目。
剧团一到立即赶排，当天晚上就可以演出。这种当天采访当天编，当天排练当天演的做法，经常得到同志们的鼓励。我们还经常根据新闻报道，编演时事活报剧，配合部队进行国际国内形势教育。有时还要编演“即兴剧”。有一次，机关要转移，准备在部队集合之后、出发之前，处决一个奸细。领导上希望我们剧团迅速编演一个活报剧，配合锄奸教育。就时间来说，的确紧迫。但我们立即找了两位同志简单地商量了一下：谁演罪犯，谁演跟罪犯作斗争的好同志；谁先上，谁后上；谁怎么说，谁怎么回答，大致上设计了一下中心情节，至于具体细节和每个人的台词，根本就没有时间考虑。
晚饭后，部队集合了，犯人也处决了，领导同志讲完了话，这两位同志就在广场上演了起来。还有一次，演出中间下起雨来，而且越下越大。我们担心部队淋了雨、受了凉，便拉上幕布和部队同志们商量，是不是第二天晚上再演。台下立刻有人问为什么?我们说：“你们挨淋了。”这时候，台下你一言我一语地嚷嚷着：“你们在台上不是也挨淋了吗?你们为我们演出不怕挨淋，我们看演出还怕挨淋吗!”“你们不怕淋，我们就看!”我们说：“你们不怕淋，我们就演!”话音未落，台下立刻响起了一片掌声。此时此刻，掌声、雨声、歌声，仿佛融成了一曲火辣辣的团结交响乐。于是，雨中演、雨中看，一直坚持演完。
那天演出效果很好，台上台下虽然都淋得像落汤鸡似的，但大家的情绪都非常饱满。一九四五年四五月间，处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根据地军民，面临着新的形势，要努力争取做好反攻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并且准备应付可能到来的复杂局面。思想准备一尤其是干部的思想准备非常重要。这时，领导上指示我们剧团要大力发挥文艺工作的教育作用，决定排演话剧《前线))，规定干部看过后要座谈讨论：如何接受剧中人戈尔洛夫骄傲自满，刚愎自用，被胜利冲昏头脑，以致走向失败的沉痛教训。当时，军内外的干部同志，都喜欢看这个戏。
有些在游击区工作的同志骑着自行车从百里之外赶来看演出，看完了再连夜赶了回去。这个剧的演出，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那时，谁要是骄傲自满、耍态度、闹主观主义，人们就批评他：“真是个老戈尔洛夫。”对于那种吹牛皮、放空炮、好说大话的人，就叫他“客里空”。《前线))这个戏，布景比较多。如果演一幕戏换一次景，恐怕到第二天拂晓，也不见得演完。这样拖的时间太久，部队会感到疲劳。于是，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在一个坡地上并排搭了三个舞台，演完第一幕，把观众调到第二个台口继续看演出，第二幕演完了再调动一下。观众对我们这种“土转台”是相当满意的。
“背包文学”
我们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一个剧团，没有自己创作的作品是不行的，是满足不了群众的要求和希望的。于是，我们抓住创作这个环节，经常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性的创作活动。每当元旦春节和重大节日，或是国际、国内发生了重大事件(如皖南事变)，或者部队打了胜仗，我们就发动创作。无论男女老少、水平高低、经验多少，大家动手写剧本、编歌词、作曲、写大鼓、编相声等等，至少要写个故事。写出来之后，经过大家讨论、修改(这也是提高创作水平的一种办法)，再从中选编一部分油印成册，供部队和农村剧团演出使用。从一九四O年到一九四一年间，我们就编印了《新年春节文娱材料))七册、《(郭家店战斗特辑》和《皖南事变特辑》等三部。
从一九四O年以来，我们基本上演出自己创作的节目，当然也有少数从外面传来或者学来的。以艰苦的一九四二年为例，这一年，我们剧团同根据地军民一起，度过了紧张、艰苦的战斗历程，同时以充满激/情的笔触和歌喉，反映了这一胜利的历程。据统计，全年共编演了一百二十多个节目，演出了一百多次。剧团的栾少山同志写了不少作品，又是一位优秀的话剧、歌剧、京剧、曲艺演员。他演的一段叫《大臭虫))的数来宝，更是脍炙人口。这个节目，根据形势发展，内容随时更新，形式新颖，语言生动，加上演员的幽默表情，很受观众欢迎。每逢演出，观众总要欢迎他来一段《大臭虫》，于是“大臭虫”就成了部队指战员对栾少山同志的爱称。直到现在，老同志问谈起“大臭虫”来，依然保留着很深的印象。
那时，许多作品是在战斗环境中垫着背包写出来的，而且往往是在行军路上进行创作构思，一到目的地，就在背包上写起来了。屋子里没地方，就在院子里或者大树底下写，晚上就在昏暗的小油灯底下写。肚子饿了就嚼几块“牛皮糖”(那时我们把晒干了的熟红薯干叫“牛皮糖”)，困了就用凉水激一激脑袋或扎上条凉手巾，累了就撕块稿纸(旧书本)来卷支烟(豆叶)吸。大家不管露打风吹，经常是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就这样，我们剧团在战争期间编写了不少小型或大型的话剧、歌剧、歌舞剧以及大量的各种形式的曲艺节目。
从一九四O年开始，还利用京剧形式表现新的内容(当时叫“大众剧”即京剧现代戏)和编演京剧历史剧，还创作了不少队列歌曲、群众歌曲、抒情歌曲和歌曲联唱等音乐作品。这些作品或节目大部分是垫着背包写成的，因此，有人风趣地把这些作品叫做“背包文学”。
既是宣传员又是战斗员
国防剧团虽然是个文艺团体，但首先是一支党的宣传队伍。抗日战争期间，我们不但在根据地活动，还到敌占区开展宣传工作，甚至在敌人眼皮底下演出。
一九四一年春节前后，敌人对山区进行年关“扫荡”。领导上指示我们剧团到掖县沿海一带活动。为了工作便利，我们疏散在海滨村庄里，群众热情地拿出自己的衣帽，把我们化装成老百姓。当地党组织经常派人通过社会关系侦察敌情，一有情况，我们便转移到偏僻的海滩。情况允许时，在群众掩护下，即使离敌伪据点远的二十余里、近的只有几里路，我们也照样演出和进行宣传工作。一次，在朱桥附近演出中，突然发生了敌情。演员来不及卸装就转移了。路过一个村庄时，群众诧异地看着我们：又是“日本女人”，又是“汉奸翻译官”，还有穿长袍马褂的，戴瓜皮小帽的……这是一支什么队伍?连我们自己看着也觉得好笑哩。
一九四一年，在和投降派、大汉奸赵保原进行的五个月的斗争中，我们常在部队掩护下，离敌人碉堡不远，向敌人喊话和演唱小调、曲艺等节目，教育伪军认清形势，不要给敌人当炮灰，要给自己留后路。一次，我们一个小分队在赵保原部队的碉堡附近，演出了“即兴剧”《活捉赵保原》。还有一次，我军包围了赵保原的一个据点，我们剧团的同志抓紧了战斗间隙，来到我军工事(一间房子里)，通过射击孔可以看到隔着一条小巷子，对面就是敌占房屋。大声谈话，两面都可以听清楚。我们就在射击孔旁向敌人喊话。刚唱了个歌子，就听见敌人工事里喊道：“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有个伪军还喊道：“欢迎老单(一个演员的姓)来一段《拾黄金》!”
那时，有些被我们俘虏的伪军，常看我们的演出，对剧团里一些演员的名字比较熟悉。这个伪军可能是释放回去又干上了，我们就针对这个情况，对伪军进行了教育。我们有时分成小组到战斗连队随军行动。行军时，打着竹板，唱着联系实际的顺口溜，跑前跑后地做行军鼓动工作。打起仗来，抓紧战斗间隙到工事里给战士演出。没有演出用品，就用代用品，一把小梳子蒙上纸，就可当乐器吹奏，脸盆、水桶、子弹壳、茶缸子和水壶都可以代替乐器；牙粉、锅底灰、红药水、羊毛、马尾、棉花、松香、豆面粉都可以当做化妆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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