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以经过长征的红军女干部的身份被保送入校，在那里，度过了两年难忘的时光。女大校址，是延安北门外一带的土窑洞。校长原为王明，后来由李富春同志担任，副校长柯庆施、林莎。教育长张琴秋，总务处长吴朝祥，都是当时红军中出名的“巾帼英雄”。全校一千余人，来自全国各地，有参加过早期工人运动的女工；有从敌人监狱里逃出的所谓“政治犯”；有经过长征的工农干部；也有从敌占区不远千里来到边区的各种家庭出身的知识青年。大家的着装五花八门。有的还烫着头发，穿着旗袍，一脸娇气。见面后，我们彼此对看着，开怀大笑，亲密地交谈起来。
经过整顿，学生一律着浅灰色的列宁装、齐耳短发、不打绑腿，有了军校学员的样子。根据学员的文化程度，分别编成普通班、高级班、陕干班与特别班。普通班的学员是从敌占区来的初、高中文化程度的爱国青年。高级班除有部分红军中的女领导干部外，还有著名的燕京、辅仁大学的学生。我记得，贺龙同志的爱人薛明，萧劲光同志的爱人魏滔，都曾在高级班学习过。陕干班，专门培养边区妇女干部。特别班，则多数是像我一样经过长征，有一定战斗经历，但文化较低的工农干部。因此特别班要加学语文、算术这些高小课程。
我当时在特别二班学习。作为全军第一所女子大学，对政治教育十分重视。中央领导同志差不多都到女大作过报告。从苏联及外地回来的人，还被邀请来校谈社会见闻。政治课主要有：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近代史、抗日游击战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等。学员还直接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如当时边区成立了妇女宪政运动委员会，女大也成立了同样的组织，选举了组织成员，还经常参加边区的庆祝演讲活动。由于缺乏灯油，晚上的学习一般都是全班集体讨论，内容密切联系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我记得，在微弱的油灯下，同学们谈论着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竹沟事变”……
大家都泣不成声，激发了每个同志的民族义愤感。特别班及陕干班学员文化程度都很低，学习很困难，尤其像我这样参军前给地主当雇工的穷丫头，起初听到经济学、新民主主义这些新名词、新概念，既感到新奇，又不好理解。教员们就把抽象的政治名词和通俗的马列主义宣传结合起来，逐一解释，使我们很受启发和教育。过去我受苦，只认为是穷人“命丑”，不知是旧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参加了红军，只想到杀土豪、破粮仓，不知道革命的目标是什么。说来好笑，原来我曾想，将来穷人掌了天下，第一就是杀尽地主老财；第二就是饱吃一顿白米饭，穿上里外三新的花衣服。通过学习，了解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是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尤其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我们认清了主流，坚定了党在抗日斗争中的领导地位，看到一百万人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已成为抗日斗争的主要战场，更增加了我们的革命自豪感和自信心。
女大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工作，在校学生党员身份是不公开的。每周一次秘密的组织活动会，对外称为“班干部会”。我是一九三七年在延长县人的党，自然成了班里的骨干。党员骨干要求吃苦在前，学习优秀。那时粮食很紧张，有小米饭，也有煮南瓜，每个党员骨干都自觉吃南瓜，米饭留给其他同志，睡觉争着睡门口，床下的稻草也尽量给其他同志铺得厚些。因为每个人头脑里都牢记着：“我是党员!”为了加强班级的政治力量，教员大多数由马列学院及政治研究室调入，理论、政治及文化水平都要求很高。每个队还配备正副指导员，我们都诙谐地叫他们“大指导”和“小指导”。
大指导员党龄都较长，斗争经验丰富，传帮带党的优良传统，对学员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有计划地发展、训练党员。我记得高级班的指导员是赵一民、张鼎丞、刘澜涛。我们的指导员叫桑珂，安徽人，敦厚稳重，一副老大姐的风度。指导员们是集中另外吃住，但桑指导员却经常深入班级，和大家睡一个炕。平时和大家谈心、训练，一起上课、上山开荒，教大家唱歌，讲党的建设的道理。别看桑大姐和我们谈起话来，语调慢悠悠的，是个年长者的模样，但和我们一起玩起“摸瞎子”的游戏，唱起“革命鲜花用血浇，信心坚决不动摇，苏区一定要扩大，红旗一定天下飘”的民歌时，却像个年轻姑娘，十分活跃。学员们都十分信赖、喜欢她。那时我因为年龄不大，性格好强，还有些农民意识，经常发点脾气。莫文骅同志的爱人杨烽是我们的算术老师。
一次，我到黑板上演算多位数的乘法，得数对了，但公式排列不对。杨烽同志当场纠正了我的错误，我感到下不来台，一气之下就把练习本撕了一页。杨烽同志没有生气。桑大姐更是没有直接批评我，她先是半开玩笑地说了句：“咋个?ufll'l'J的红军女战士还耍大小姐脾气啊?”接着说，听说为了我们能学习好，边区的纸张大部分调拨给了学校；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办公用纸都是先用铅笔写、再用钢笔写、最后用毛笔写，周副主席把书籍中的空白都利用上了；边区现在很困难，人民是在把我们当宝贝培养。我从指导员的话中，听出了她的含意，越听越惭愧，终于激动得哭了起来，这件事成为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教训。
一九四O至一九四三年，是边区遭到严重物资困难的年月。女大提出要“半农半学”的号召，要求学员自己动手，做到“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干部知识化”。除上课外，我们在山上开荒种菜、砍柴、挑水，秋收季节，全天停课，帮助老百姓收割庄稼。供给的米、面，每月下山去背几次，每个学员还要为前线的战士织一套羊毛衣裤。羊毛发下来，都是未经加工的原毛，又臭又乱，上面沾着羊粪和灰尘。学员中有四方面军的老同志，她们有织羊毛衣的经验，教给大家先把羊毛反复煮四五遍，去其臭味，晒干打松，再用纺锤捻成一团团洁白的毛线，织成毛衣裤。’
女大的生活是供给制，吃的是小米、大块的煮土豆和盐水南瓜。过年过节能吃上顿白面馒头和肉，是大家最开心的时候了。在边区最困难的时候，总部首长都在吃糠咽菜，中央却对女大特殊照顾，送来枣子给我们吃。第一顿，又红又大的枣子吃起来又香又甜，但吃多了大便干燥，大伙风趣地说这是最灵的“止泻药”。当时我已经结婚，星期六允许回家，我就邀请几个要好的同学到家里去，把我爱人好不容易搞到的一点白面拿出来。大伙七嘴八舌地叫着：摊饼子、煮面汤!最后还是煮了满满一大锅“拨鱼”(陕北的一种面疙瘩)，大家美美地喝上一顿。
那时学校课程十分紧张，上午四节，下午四节。上课的地方，雨天设在窑洞里，晴天在树林中，砖头当板凳，膝盖当课桌。每人一个月发一支笔、一个毛边纸的练习本。这个本子我们格外珍惜，练字及演算不敢随便用，都是先在沙子上打草稿，再小心翼翼地往本子上抄。学校当时还聘请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华侨担任俄文教员。除高级班必学外，其余的班级可学可不学。但我当时还真有股“川辣子”的倔强劲，硬是坚持参加了每周一次的俄文课。我发音不准，每次念单词时，都要逗得同学们捧腹大笑。
为了学好，我就天不亮爬起来，钻到树林子里，结结巴巴地大声念着“克尼嘎”(书)、“列金卡”(橡皮)……我的基础俄文就是这样启蒙的。女大的生活是艰苦的，却又是欢乐的。在延安女战士的身上，找不到那种忍辱负重的旧式妇女的影子。我小时候尝过缠足的苦，更感到在女大自由，开朗，有了做人的权利。有人说：女人天性爱美，难道我们不爱美吗?当然不，条件是艰苦的，大家却仍然保持着爱美、爱整洁的习惯。那时部队中的男女一律着粗布军装，头发剪得短短的，掖在帽子里，乍一看分不出男女。唯一不同的是我们脚上穿有漂亮的草鞋。一般的用草编织，讲究的用破衬衣撕成的白布条编织，鞋头上缀着一团红碎布或丝绒，走起路来，忽闪忽闪的十分好看，惹得男同志羡慕极了。
课余时间，夏天我们在延河游泳，冬天就滑冰。滑冰是大家最喜欢的一项运动。知识分子学员中有滑冰经验的人，重心掌握得好，姿势也像样。而我只会像小孩一样打“出溜”。清早，学校都要到延河边出操点名，点名后要唱歌。我记得大家最喜欢唱的是作家丁玲同志写的一首歌。丁玲同志当时任妇女宪政运动委员会委员。歌词开头两旬是：“冰河在春天里融化，万物在春天里复生，中国被压迫妇女发出自由的吼声……”歌子的曲调和词都十分优美，大家唱得很起劲。滴水成冰的冬天，有时唱完歌，嘴唇都冻紫了，人们的心里却热烘烘的。两年时间过去了，女大向各部队输送了一千余名优秀妇女干部。
后来女子大学改编为延安大学，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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