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在冀中五分区五总队卫生队学习卫生员工作。我们第五游击总队配合主力部队在平、津、保三角地带，攻城夺堡、炸桥梁、平路基、炸火车……经过三个多月的浴血战斗，五总队卫生队集中了许多伤员。
十一月底的一个夜晚，总队政治部主任高钧和科长李争等同志来到卫生队驻地宫井营村。他们一到，便立即与卫生队领导研究部署了伤员的转移问题。会开完后，卫生班长邱顺儒同志通知我和赵大邦说：“部队准备马上转移，有三十余名伤势较重的伤员不便随军行动，上级决定你们带着这些伤员就地隐蔽治疗。”当时我才十四岁，是头一年从雄县游击队来总队卫生队学习的。赵大邦比我还小一岁，他是从东挺支队来的。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岁月里，我们的年纪虽小，但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
我们当即向党组织表示：“有我们在就有伤员在，决不让伤员落在日寇的魔掌里。”我和赵大邦很快把药品器材准备好，动员人民群众用门板和木杆临时捆绑成了各式各样的担架，连夜抬着重伤员出了村。刚转移到村外的树林子里隐蔽起来，敌人脚跟脚地就进了村。日军在宫井营村连一个伤员的影子也没看到，就垂头丧气地回据点去了。敌人一走，我们又把伤员抬回村里。
一进村，我俩就忙着给伤员换药、做饭吃。有的担架员还到自己家取来仅有的被褥给伤员御寒。一些老大娘和大嫂们还煮了鸡蛋，端来了大枣，送到伤员的担架上。许多伤员负伤时没流过一滴眼泪，这时却感动得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敌人的“扫荡”越来越频繁，为了伤员们的安全，我们不得不经常转移，这就给护理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单是给伤员换药，就忙得头昏眼花。由于伤员多，我们行军中间换，宿营时也换，即使是这样，还有不能及时换上药的伤员。
在转移途中，由于颠簸摩擦，伤员们的伤口经常出血，绷带、纱布和伤口粘在一起，换一次药需要三四十分钟，有的需要一个多小时。每当给伤员换药揭纱布时，我见到有的咬紧牙关，有的额上汗珠往下滚，就不忍下手。这时，伤员们便鼓励我们说：“小马、小赵，你们大胆地来，我们能受得了。”可总不能长此下去呀!我和小赵下决心要设法解除伤员们的痛苦。一天，我和小赵用清水搓洗绷带和纱布时，发现再硬的血污绷带，只要在水里泡一会儿，就很快变软了。我高兴地对小赵说：“这下有办法了。”我向小赵讲了我的想法。
从这以后，我们就烧些开水，放一些食盐，滤过后装进一个器皿里。每当给伤员们换药时，小赵先揭开绷带，我把用食盐水浸湿的棉花放在伤员伤日的纱布上，等把三十多个伤员的创伤面纱布都浸好了，再回过头从第一个伤员那里换起。因为盐水早已把纱布浸软，轻轻一掀，纱布就取下来，不仅伤员们不痛苦，而且换药的速度也加快了。在掩护伤员和敌人周旋的过程中，我们一度和上级失掉了联系。那些天，给伤员换药用的油纱条和凡士林用光了，酒精也没有了，怎么办呢?我和小赵就用猪油和花生油混在一起，经过熬炼消毒，代替凡士林用；没有酒精就用白干酒。
对失血多的伤员，就设法给他们弄些红糖水喝。还动员老乡们把小米和红枣碾在一起，做成“茶汤面”，吃的时候用开水一冲即熟，营养又丰富，很受伤员们的欢迎。在艰苦的环境里，我们和伤员的感情日益加深。大家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我们对这一带的路不熟，侦察员钱俊瑞同志便坐在担架上主动指引。吃饭问题由伤员小金同志安排。轻伤员照顾重伤员，年龄大的伤员照顾年龄小的伤员，共同的命运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远离领导和物资供应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
在反“扫荡”的日子里，当地群众始终关怀着我们。由于伤员多，遇到大村子要住一条街，小村子就要住半个庄子。无论走到哪里，哪里的人民群众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精心照顾伤员，给伤员喂水喂饭，端屎端尿，民兵整夜为我们放哨。在极端困难的时候，总队领导了解到我们的情况，立即派人通知我们，迅速掩护伤员渡过大清河西，转移到了郭村、扬丁、沙窝村一带。这时，安次县游击大队政委马德骏同志右臂负伤，也转到我们这所流动“医院”。他一来，就给我们讲形势、说故事，对我们鼓舞很大。不久，一二O师六支队又派来了医生高正、王富贵同志，加强了我们的医务工作。
时值隆冬，总队领导派政治部曹科长前来慰问大家，鼓励伤员安心养伤，争取早日重返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场。我们这所在敌人“扫荡”中组成的流动“医院”，经过艰难曲折，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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