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中旬的一个夜间,支队急行军向肇源前进。队伍走到离肇源十八里的敖木台,天快亮了,我们必须在天亮前隐蔽起来。庄稼已经都割倒,我们只得进村子,天亮后看到敖木台地形很不利。
这村子东西有两个孤零零的大院,中间相隔一里,东西北三面是平川。割倒的庄稼散放在垅上还都没捆,所以这三面光秃秃没有一点遮掩。只在村外东南角有几垅高梁还没倒,稀稀拉拉地紧立着。村南是一条大坝,坝南是一条河,过河是一片草塘,再往南就是松花江了。支队共有一百多人,分为两个大队。三十四大队住西屯,三十六大队住东屯,代理支队长天亮后就找地方党组织去了。支队领导人只有政治部主任韩玉书和宣传主任张瑞麟,其次就是两个大队指导员钮景芳和吴士英,两个大队长王忠义和关秀岩。
刚吃过午饭,发现公路上有三十多个日军步兵,不紧不慢地向敖木台走来。军官骑马走在队伍的前头,走到大坝东头道口,不知为什么停了下来。一会儿,指挥官、参事官、翻译三个人骑在马上,朝三十六大队住的东屯走过来。指挥官骑一匹枣红大洋马,大摇大摆地走在前头,到村头勒住马四外看看,便毫无顾忌地勒马走进院子,一直走向窗前。为了避免暴露情况,同志们没有开枪。机枪射手朝鲜族同志朱仙俊,隔着窗台端起机枪猛喊缴枪。鬼子指挥官甩手就打了一枪,把朱仙俊的机枪弹巢和他的手都打坏了。这时同志们一齐开枪,三个敌人差不多同时滚落地上,缴获了三匹大马、图囊、军用地图、望远镜和手枪等。这时坝上的敌人已经开始向村里射击,敌人不断地用大卡车运来日军和伪军,火力越打越猛烈。一次严峻的战斗开始了。
支队指挥部设在西屯,我是指挥部的通信员。这时指挥部派我到东屯三十六大队送信,指示撤到西屯,然后一同撤退。我跑出大门,敌人集中火力向我射击,子弹带着哨音从身前身后飞过,打得地上的土直冒烟。我跑到三十六大队指挥部,把信交给朝鲜族指导员吴士英。他认为撤退会受损失,决定不撤退。我又冒着密集的火力把信带回。这时敌人已经聚集一千多人,把我们从东西北三面包围,还卡着大坝东头的道口。原来,为了保持一条撤路,指挥部派三十四大队队长王忠义带着五个战士,在大坝西头设了一个据点。这时情况危急,指挥部就派我通知这个据点坚守,好准备撤退。敌人猛烈的扫射,使我趴在地上抬不起头,背包上打了不少窟窿。爬到据点后,王忠义大队长不再叫我回去,我就留在那里加入战斗。这个据点就在光溜溜的平地上,一点遮掩也没有。除了王忠义大队长,只剩下一个高个子、生着络腮胡子的老游击队员,他腿上已经负了一处伤。我们三个人坚持着,顶住了敌人。
在太阳偏西的时候,敌人用炮火向三十六大队猛轰。三十六大队没法继续坚持,开始从院里跑出来,向西屯撤退。我清楚地看到,不多一会儿,在我以前路过的那段路上,很多同志倒下去没有再起来。关秀岩大队长牺牲在两屯中间的小庙附近,吴士英指导员在接近三十四大队的屯子时倒下了。三十六大队刚刚撤出,敌人就占领了东屯,紧接着就向西屯压过来,疯狂向西屯猛扑。
太阳落下一半,西屯着起大火,战斗进入到最激烈的阶段。同志们开始从西屯往坝上撤,几个领导同志在后边掩护。等撤到坝上,剩下的同志已经不多。敌人紧接着攻进屯子,向坝上扑过来。我们的三挺机枪都打坏了,先撤到坝上的同志集合起一支匣枪队,一个年纪很大的矮个的老游击队员,高喊着领头沿着大坝向外猛冲。冲了两个来回,没打开出口,同志们大部分都牺牲了。这时敌人从各方向向坝上猛扑过来,战斗已到最后的关头。同志们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一不能活就宁肯死,绝不作敌人的俘虏。
我们的据点向坝南撤退,往坝上一上,王忠义大队长和那个高个的老游击队员都牺牲了。我跑到河边,不顾死活地跳进河里,别的同志也都开始过河,敌人就在坝上向我们射击,不少同志牺牲在河里。一个朝鲜族小同志,比我大两岁,生得白净可爱,正在生病,同志们掩护着叫他先撤下来。我们俩同时走进河里,相隔两三步,眼看着他被敌人打中倒了下去,鲜红的血流进河里。河底有淤泥,我又生得矮小,水齐到嘴唇,水只要稍微再深点,我就得淹死。那时我感到身上很重,但不能扔掉枪,忍痛把背包扔掉了。背包里有王忠义大队长给我的一套毛衣。那套毛衣他自己舍不得穿,给了我,我也一次没合得穿,就那样扔在河里了。
过河后钻进草塘,天已漆黑。敌人在坝上叫喊着向我们射击,但已经看不见我们。我在草丛里等候同志,把棉裤脱下拧水。钮景芳指导员找来。过了一会儿,张瑞麟主任也来了,他已负伤三处。来的一共只有二十多人,只有我和钮指导员两个人没负伤。政治部主任韩玉书牺牲了。同志们看见他在后面掩护,被敌人子弹射中负了重伤。当敌人扑过来的时候,他捡起牺牲同志的一些枪支,走进河里,摇晃地站着,好像望着同志。敌人集中火力向他射击,他就倒进水里了。身上穿着湿透的衣服,深秋的夜风一吹,我冷得打颤。敌人的叫喊和说话声,一阵一阵地还听得很清。张瑞麟主任和钮景芳指导员率领我们在草塘中向江边走着。同志们又冷又饿又累,有的人伤口还一个劲儿流血。前面是江,后面和左右两侧都有敌人,在天亮前若不能走出敌人的搜索范围,支队就有被敌人全部消灭的危险。
幸亏那时在江岸找到了一问渔民的小房子。渔民听到了枪声,又看见同志们身上的血,知道刚才打日本鬼子的就是我们这些人,很受感动。一个年老的渔民和他的儿子答应把我们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不大工夫,我们就坐上两只小渔船,顺着大江往下流划下去。风很大,浪一个劲儿往船里泼,小船摇晃得很厉害。老渔民不住地说:“不要紧,别怕,别怕!”同志们用手从船里往外捧水,船越往前进,同志们越感到安全,都不再那么紧张了。
虽然都冻得四肢麻木,全身僵硬,伤口也疼得厉害,但是都咬牙挺着。船走了大半个夜晚,我们到达了安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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