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月十四日这天，部队急行军走了几十里，眼前出现了一条小河。这河水并不很深，但初春开冻融化的雪水，凉得像钢针扎在人身上一样，心都刺痛了。我刚把脚伸进水里，肌肉遇冷一阵紧缩，猛地打了个寒颤，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我怯懦地不自主地把伸进水里的一只脚收了回来。但抬头一看走在前面的同志们的背影，一种强烈的自尊心又袭上了我的心头，难道我能在困难面前畏缩吗?不，不能，我咬了咬牙又把脚伸进水里，迈开步子，向对岸走去。开始两只脚还有痛的感觉，一会儿便麻木了。“坚持!坚持!”我一再命令自己。
好容易咬紧牙关，瞠过了河，来到了林子里。我找根横倒在地上的大树干想坐下，屁股还没挨着树干，只觉得浑身一阵酸痛，脑袋像有千斤重，眼前一团漆黑，我一头栽倒在雪里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逐渐苏醒过来，蒙陇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摇晃我的身子，还不停地往我嘴里呵热气。我无力地慢慢地睁开疲惫的双眼，看见一张张焦急的面孔，侯主任、安贞淑、朴英善、小张、小李……他们全都围在我的身边，近旁还拢着一堆熊熊的篝火。我想说话，但没有一点儿气力，只是嘴唇嚅动了一阵。“小张，快，拿水来。”安贞淑叫着。小张端来了一碗积雪化的温水，安贞淑从背篼里取出一块大烟，掰下一小块，并扶我坐了起来，让我把大烟咽了下去。我的腹内“咕噜噜”地一阵响过，神志清醒了许多，手脚也能弯曲了，就是小腹一阵阵地抽搐发痛，看样子是临产了。
我把这情形告诉了安贞淑，她马上对大家挥了挥手说：“男同志全部走开，待一会儿再到火堆边来。”侯主任会意地领着男同志们到别处去了。森林里，白雪皑皑，寒风袭人，附近也找不到窝棚，只有篝火边还比较暖和些。安贞淑在火堆边找了块靠着大树避风的地方，把积雪往四周扒了扒，又弄了些枯草垫上。小李和朴英善拉着块雨布为我遮风。小张扶着我慢慢地蹲下来。我小腹一阵阵急剧的收缩之后，“哇!……”一个小生命诞生了。这时，安贞淑在背篼里拿出一把剪刀和半截旧床单，剪断了孩子的脐带，包裹了起来。她怀抱着初生的婴儿，小张、小李扶着我到了火堆旁边坐下。
朴英善又往火堆里添了些柴火，篝火燃得更旺了。她们三面围着我坐下，为我挡住些吹来的寒风，让我面对火取暖。今天，我的孩子，我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我不知该怎么好了。要昵?还是不要呢?要吧，环境这样艰苦，成天吃榆树皮煮的黏汤，人饿得连背一支步枪都觉得吃力，有了她更是累赘。何况敌人还像哈巴狗一样成天在后面跟着，有时几乎近在咫尺，万一小孩啼哭，暴露了目标大家都要受害……不要吧，她是自己亲生骨肉，当妈的怎能忍心……孩子“哇!哇!”地哭个不停，我的心啊，像有几只手在抓，鼻子一酸，眼泪不由得扑簌簌地顺着两颊淌下来。当我一想到孩子她爹德胜不知正在何处打击敌人，悲痛马上转为愤恨，恨不得抓过一个鬼子来把他撕碎。侯主任他们先后回到篝火边。我一见到侯主任，忍不住又失声哭了起来。侯主任安慰我说：“别哭，别哭，虽然德胜同志不在这里，但是贞淑、小张、小李和我还有同志们都会尽力照顾你的。”“不，侯主任，这……这孩子……怎么办?”我抽搐着说。“怎么办?”他沉思了一会儿，向大家扫了一眼，谁也没有出声。他皱了皱眉头，用坚定的口吻说：“这个孩子我们一定设法把她留下来，好好地抚养她，她是我们未来的希望，让她和我们中华民族一起度过这苦难的岁月，成长壮大!”他说着掀开棉衣，脱下身上唯一的一件小布衫。同志们有的撕下两只袖子、半条裤腿，有的从露絮的棉衣上扯下一块块的棉花，七手八脚地把孩子包裹起来。小张从安贞淑手里接过孩子，指着孩子的鼻子和眼睛对我说：“玉坤姐，你瞧，这小姑娘的眼睛多像你，鼻子呀，是她爸爸的。”逗得大家哈哈地笑起来。同志们崇高的阶级友爱，使我烦乱如麻的心绪稍得安定。但是，一想起当前的处境，心里又像压了块大石头一样，沉重起来。同志们虽然有说有笑，显得非常高兴，但不难看出他们是为了安慰我才这样做的。我看得出，这高兴背后隐藏着忧郁，为部队当前的处境，为孩子的安全着急……
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队伍在这个深山丛林里住了三天，就又转移了。侯主任给我背着步枪，小张背着我的背包，安贞淑用朝鲜妇女背孩子的方式把孩子绑在她身上，我拄着一根白桦树干，在小李伴随下拖着产后虚弱的身躯，吃力地一步一步地跟在队伍后面走着。夏天来了，兴安岭森林里像一片绿色的海洋，山百合、野韭菜都长出来了，树根底下还能拣到蘑菇，“给养”较先前有了改善。但是，要吃到粮食还是很不容易的，有时要付出血的代价来换取。同志们为了照顾我，常常把仅有的一点儿高梁米、包米糖子熬成稀粥给我喝，而自己去吃那又酸又涩的山丁子。偶尔抓住一只山雀，也要烧给我吃。我实在过意不去，三番五次请求他们不要特别照顾我。他们总是笑嘻嘻地说：“你要不吃好一点儿的，怎么能有奶给孩子吃呢?”雨天宿营，他们把仅有的一块雨布支起来，让我们母女睡在里面，他们却整夜蹲在树底下淋着。有一天黄昏，我们正在半山腰歇营，哨兵气喘吁吁地跑来说：“侯主任，不好了，敌人进山沟了!”侯主任攥起盆子炮对大家说：“金玉坤、安贞淑带孩子向右面老林子转移，我们把敌人引到左面深山里去，然后绕道到右面老林集合。”我和安贞淑走了不到半个钟头，山沟里就响起了枪声，由近而远向左面深山里移去。几个小时以后，同志们摸黑回来了，大家轮流地抱一抱孩子，亲一亲，笑嘻嘻地说：“小宝宝，别害怕，鬼子叫叔叔l'l刍'fft赶走了。”
转眼间，夏天秋天过去了，凛冽的北风夹着大片雪花席卷而来。孩子在襁褓中一天一天地长大。六个月的婴儿已经十多斤了，背着她行军累得喘不过气来。何况在这个严寒的冬季吃穿特别困难呢!侯主任在征得我同意后，和地方组织进行联系，决定把孩子送给一个老乡家抚养，让孩子在一个较安定的环境里长大。
第二天黄昏，按着预定的时间，我在庆安县北一个山沟里会见了一个中年老乡。他穿着露出白花的黑色破棉衣，戴一顶灰色旧狗皮帽，一张饱经风霜、皱纹深积的脸庞，两眼闪射着善良的目光。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个淳朴可靠的人。我给孩子饱饱地喂了最后一次奶，在孩子贴身内衣上拴了个布条：“母金玉坤，四月十四日生。”含着汪汪的眼泪，我把孩子紧紧地绑在他背后。我忍着绞心的痛楚望着，直到那宽大的背影消失在苍茫的夜雾里，才咬紧牙关，狠心地扭回头。迎着扑面的寒风，迈开大步向宿营地走去。这时，我浑身的热血都在沸腾，我向风、向云、向祖国的河山宣誓：为了我的孩子，为了我们民族的未来，我宁愿抛头颅、洒热血，去和敌人作殊死的战斗!……
十七年啊，漫长的十七年过去了。每年四月十四日，我就想起了我那不到一岁的孩子，想起我那为民族解放事业战死疆场的丈夫。我到处打听着，我的孩子啊，你在哪里?想不到有这么一天，我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她的妈妈，在党的教育，在先烈们鲜血的培育下，她像一朵含苞待放的鲜花，健康地成长着。
一九五六年冬天，一个飘着鹅毛大雪的日子，邮递员给我送来一封信。白色西式信封的右下角上，工整地写着寄信人的地址：“黑龙江省庆安县兴安乡中心校杨寄”。是谁呢?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急忙拆开信封，把一张红格信纸铺开来：
“妈妈，亲爱的妈妈：当我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的心几乎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了。我太高兴了，太激动了!十七年，整整的十七年，不知道您在哪里?妈妈：您还记得吗?十七年前您的女儿……”
“啊!”不知是高兴还是难过，我心绪一阵缭乱，泪珠断线般夺眶而出，我一屁股跌坐在炕上，十七年了啊，我的孩子……我的泪水又一次地涌出眼眶，流在颊边，流进嘴角，流到信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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