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留下来坚持游击活动的小部队，要是主动出林子去搞给养，那可能会有很大牺牲，而且还没把握搞到。为了比较安全地准备一九四O年过冬的粮食，军党委会决定派出以抗联三军七团主任朴吉松同志为首的十二人组成的垦荒小队，开赴原始森林去开荒生产。
这天，中共北满省委书记、抗联三军政委金策同志，亲自把四把铁锹、一把镐和半麻袋子包米交给我们。每人背一背篼，四十多斤。“同志们，这就是你们的全部生产工具、种子和口粮。”金政委难过地说，“这显然是太少了。但是对于我们的家底子，每个同志都和我一样清楚。我们穷啊!”“我们知道，政委同志。”大伙异口同声地向政委保证：“一定完成开荒生产任务，保证密营八十名同志的冬季粮食供应!”我们要出发了，密营里的同志们都来送行。伤病员同志拄着拐杖，被服厂的女同志抱着孩子，他们站在我们面前很少说什么，但从他们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对我们寄托着多么大的希望。
金政委走过来向我们说：“看吧，同志们，这些伤病员、妇女和孩子能否活过这个冬天，将由你们十二名同志决定了!”我是最喜欢孩子的。临走时，我几乎把每个孩子抱在怀里亲亲。不懂事的小家伙们用小手在我的脸上抓挠着，“咿咿呀呀”说着无法听懂的话语。他们的妈妈借着对孩子说出心里话：“谢谢叔叔吧，叔叔们去种地收粮食养活你们……”这不只是几句很平常的人情话，而是提醒我们认识到生产意义的重大。经过一昼夜的艰苦行程，这天黄昏，我们来到离部队驻地约一百五十里的森林里，在一条小西北河边停下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大家快好好休息一下吧。”朴吉松同志说。
不歇脚地翻山越岭，赶了这么远的路程，连强壮的男同志都觉得腰酸腿疼，当然女同志就更惨了。怀孩子六七个月的金正顺(李兆麟的爱人)同志，累得张口喘气，满头大汗，脸色苍白，像瘫痪一样躺下来。孙司务长这个满脸胡子的五十来岁的老头子，看到正顺同志这种情形，又心疼，又埋怨。他不分好歹地责备道：“这么大的身子了，还一定要跟来，这不是找着受折腾，难道生产小队里少你一个人不成?”“老孙同志!”朴先生怕正顺同志伤心，便向司务长使个眼色，让他不要不分轻重地责备金正顺。司务长蹲下来，伸出粗大的手，在金正顺同志的额头上抚摸着，之后，又捏着她的手腕试了试脉搏。正顺同志睁开眼睛，静静地笑笑，声音低微地说：“司务长别担心，我不要紧的。”“话是这么说，可你要真的有了意外，我这老头子可怎么向李(兆麟)军长交代呀!”“我的好司务长同志，难道兆麟是只关心自己后代的人吗?我来这里参加生产，不正是既为了别人也为了自己的后代吗?”她抽了口气说，“你也要多往好处想啊!”司务长点点头，微笑着，默默不语。天黑了，我们打扫了两片干净地方，点起两堆篝火，大伙儿围着火堆坐下来，讨论起开荒生产计划。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按照会议决定的分工，热火朝天地干起来。我带三名同志去打扫准备开垦的荒地上的积雪，孙司务长领人剥树皮盖房子，金正顺和金玉顺管理家务。我是党的支部书记，朴吉松就把剩下来的十一名同志交给我和孙司务长负责带领。我们把荒地上没化完的积雪扫去，铲去杂草，凿开冻土层，一锹锹艰难地翻着处女地。新翻过来的土壤，散发着一股腥凉味，沁人肺腑。我们把又黄又大的包米，埋进新开垦的土壤，就天天蹲在地里，或者坐在地边，等待着发芽、生长。尤其是我和司务长，有时在地里一直坐到深夜，林子里虎吼狼啸，我们丝毫也不觉害怕。盼呀盼的，七八天后，青而微红的嫩芽钻出土来。我们高兴得跳了起来。虽然离收获季节还遥遥数月，但它告诉我们：种子是好的。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的口粮，由每天每人半斤减到四两、三两，直到最后每天每人一两包米。粮食不够，我们就吃蘑菇、野菜和榆树皮。我们一天比一天消瘦起来，不久孙司务长就连累加饿病倒了。然而，由于禾苗茁壮地生长着，鼓舞我们产生了坚强的信心和高涨的劳动情绪。我们走不动，直不起腰来，就爬着在地里锄草、耕苗，等待着收获季节的到来
。在我们断粮两个星期以后的一天早晨，天刚亮，金玉顺急忙跑到我们男同志的屋来，对我们说：“金正顺在夜里生了个小男孩。”这是一件大喜事，我们连脸也没洗就跑去看孩子。大家都暗暗为李军长和金正顺同志祝福。每个同志的脸上，都充满着喜悦，说说笑笑。唯独孩子的妈妈满脸愁容。我很快意识到，她是在担心，由于长期缺乏营养，不可能有奶汁养活孩子。金正顺同志疲惫不堪地躺在木段排成的铺上，孩子躺在她的怀里，小嘴咬住妈妈的乳头，费力地吸吮着。显然是因为吸不出乳汁来，他张开小嘴啼哭起来，正顺同志偷偷地流着眼泪。不知是谁把这件事告诉了病中的司务长。司务长在两名同志的搀扶下，走进屋里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说：“支书同志，你让同志们原谅我。为了使得正顺同志有奶汁养活孩子，一个月前，我避着同志们把包米留下了五斤，藏在房后的石坎下，现在让同志们拿出来吧，拿出来熬点粥给正顺同志喝了，这样她就会有奶的。”
“吃下这碗粥吧，吃了会有奶的。”金玉顺同志把一碗包米粥递给正顺同志。“这是哪里来的?”正顺同志问，“有粮食了?”“有啊!”玉顺同志压抑着激动的感情，赔着笑脸说：“有粮食了。”金正顺同志吃了包米粥之后，依然不出奶汁。因此，悲剧的结局终于未免。司务长疯了似的抛掉拐杖，伸手去夺死去的孩子，然而金正顺同志死不愿放，她吻着孩子的冰冷脸蛋、嘴唇，热泪滴在孩子的脸上……我派张福和小韩把重病的司务长送到密营医院去。他俩回来对我说：“密营里也已断粮食月余，伤员和孩子们全靠被服厂的女同志采野菜养活。他们多么需要粮食啊!”听了这番话，我的心像针刺般难忍。
这时我们种的包米已经吐穗差不多一个多月了，很多穗子已长出能挤出白浆来的粒子，离成熟为期不远。为了鼓励密营的同志们，我写信告诉他们，不久就可以吃到新鲜的包米了。然而，多不幸啊!就在我写信给密营后的第三天早上，突然听到枪声。根据前几天的情报判断，很可能是地主张歪头带的山林警察队“讨伐”来了。我与同志们合计一下，为了不让敌人发现我们和我们的命根子—包米，决定暂时回避一下。我们带着一些生产生活上特别必需的东西悄悄躲到森林深处去了。
第二天黄昏，敌人走了，我们又悄悄回来。然而，我们害怕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那些绿油油的包米，全被狠毒的敌人削倒在地。张歪头还在我们那被烧毁的房柱上留下字条，上面写着：“知道张老爷的厉害，就赶快投降吧!”我们的希望破灭了。我和战友们每人抱一束包米秸，蹲在地边，睁大眼睛，泪水泉水般地涌出来。张福和小韩，显然是因为特别了解密营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孩子是如何需要粮食的缘故，他俩悲愤交集，竞倒在包米地里翻滚着，哭泣着。我们先把被敌人削掉的包米秸子运到森林更秘密的生荒地去，由金正顺和金玉顺把能挤出白浆的包米穗子掰下来，找人送到密营去，让伤病员和孩子们先吃着。
三天以后，我们又安好了家。我带五名同志，化装成小商贩，连夜摸到离我们百余里的张歪头和他的山林警察队住的屯子，天亮前潜伏到陈老二家里。陈老二是我搞地下党工作时的老朋友，从他那里得知山林警察队又进山“讨伐”去了，只剩张歪头和两个警卫员在家。这真是我们赶上了好时候，我心里又惊又喜。当夜约二更时分，我们偷偷翻过张歪头的大院墙，蹑手蹑脚凑到窗前一看，嗬!张歪头这个王八蛋正迷迷糊糊抽着大烟，怀里还抱着个穿裤衩的烫发女人。两个警卫员在外间里坐着打瞌睡。我一看到这个削我们包米的张歪头，心里就像着了火。
按照我们的分工，除留两名同志在大门放哨外，其余两名在我身边配合我的行动。我猛一脚踢开半掩的房门，手枪抵在了张歪头的脑袋上，喝令道：“动，我就枪毙你!”张歪头猛地坐起来，吓得嘴张得瓢大，好久也说不出话来。他将手举起，低下了头。穿裤衩的烫发女人，吓得“妈呀!”一声，连滚带爬钻到墙角，扯起一条毯子裹住身子，木鸡似的蹲在那里。至于两个警卫员，早在我们一进屋的时候，就双膝跪倒在地，把手枪扔得远远的了。我轻蔑地笑了笑问：“想不到吧!‘张大老爷’知道你厉害的人居然臀门拜访来了!”“弟兄们要什么尽管说，我……我什么都答应!”他央求道，“就饶了我这条命吧!”“快把粮食库的钥匙交出来!”“是，是……”他乖乖地交出了钥匙。我把张歪头、穿裤衩的烫发女人和两个警卫员绑在院内的几棵榆树上。打开粮仓后，五个人每人装了半袋子(每袋约七八十斤)小麦，我又装了百来斤包米。我看着三名同志先把粮食运到屯子外，然后又折回来。小韩问我：“支书同志，怎么惩罚这个野兽?用绳子还是用枪?”我向同志们说：“以后人民会惩办他的!”听我这么一说，张福和小韩怒气冲冲地大声嚷道：“不行!他存心害我们，想让我们大人孩子都饿死在山里，还留着他继续吸老百姓的血，不行!”
“饶命，老爷!”张歪头一听小韩吵吵要杀他，竟没命地叫出来。“你真当我们让你痛痛快快地去天国吗?”小韩这个见了敌人就性如烈火的青年汉子说，“我们也得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受罪’!”说着他掏出手枪，朝张歪头的腿上“砰砰”两枪。恰好一枪把张歪头的腿打断一条。张歪头没命地号叫起来。枪声一响，全屯的狗狂吠起来，我们见不宜久留，便神速地跑出屯子。
我让张福等三名同志把三百多斤小麦送到密营去。我和小韩背着百来斤包米向生产队的新居走回来。几天以后，张福他们又回到生产队来。这时正值七月初，我们又已开垦了数百亩荒地，第二次种植起包米。恰好这年雨水调和，冷得又晚，第二次种的包米虽比不上第一次生长得茂盛，但毕竟是有盼头了。
农历十一月底，我们掰下了黄而发亮的包米穗子。早已恢复健康的金正顺同志感叹地说：“我们终于完成了生产任务!”但她马上又低下头，眼圈一阵发红，泪水蒙住了明亮的眼珠。忽然，她那死去的孩子的身影，从我脑际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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