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张德成同志是1948年我由中央中原局财办调中原军区后勤部政治处的时候，他从其他部队调来政治处当公务员，当时，我只知道他的家是在河南省伏牛山附近的农村，家里很穷。那时正是淮海战役前后，部队正在改编，中原军区的全部人员都编入第二野战军，我们政治处从此称为二野后勤司令部政治处，处长是位老红军侯泽远同志。淮海战役胜利，大军向南京挺进，张德成同志随政治处南下。因任务紧，我们进军合肥，先准备从安庆渡江，后来又奉命从浦口渡江，我们一起不分昼夜，兼程步行，当时正是雨季，道路泥泞，走田埂小路，经常摔跤，张德成同志经常满身烂泥。到了宿营地，他要为大家安排住处，拎水打饭，一直忙到大家休息他才休息。政治处宣教股有位女干部姓靳，年龄最小，行军困难，张德成经常帮她背行李和米袋，直到南京。
进入南京后，我们后勤部住在伪国防部附近的一所大院，很快调我去接管伪国防部供应局下属的黄梅桥军马场，侯泽远同志找我谈话，交给我一份刘伯承司令员署名的委任书，令我担任该军马场的军代表。因该军马场离城较远，决定张德成同志为我的通讯员，和我一同出发；发给我一支全新的加拿大造十三响手枪，张德成领得一支美造卡柄枪，两人就出发了。
军马场的职工因不了解党的政策，大都跑光了，几百匹好军马和几千只优良种畜也被抢光。我们就到附近走访群众，把职工和马匹找回来，维持马场生产。张德成同志和职工的关系处得很好，很快打成一片，我进城汇报工作，他一人留在场内，照管工作，和职工谈心，职工反映原场的当官的散布谣言，怀疑共产党的政策等等，他都一一作了解释，我回来，又告诉我。当时我们二人住一个房间，不分官兵，相依为命，和睦友好。
工作不足两个月时间，1949年6月我进城找霍依如、万里、刘稚清等领导同志汇报工作，组织上通知我调西南服务团，说这是很重要的工作，叫张德成和我一起去，军马场另派领导干部。我把这事告诉张德成，他很高兴，说：“到哪儿都一样为人民服务。”交完手续，与职工惜别，二人一同来到西南服务团一支队一大队，向杨真政委报了到，叫我当一中队指导员，张德成仍当通讯员。中队部人手少，工作很忙，他照顾我的生活，还照顾中队长王彬同志的生活。
的他右手受过伤，那是在军马场一次擦枪时走了火，经医治，痊愈了，但多少有点后遗症。西南服务团进军前夕，一中队调来张盾、李逢萼两同志，分别担任正副中队长，他俩各带来一名通讯员，一个叫康凤楼，回北方出差去了，一个叫高全基。他和小高相处得很好，一切中队部的事务都由他二人包了。行军中特别是长沙以后的徒步行军中，生活很艰苦，白天行军，他二人背的重、跑的路多，一到宿营地，忙着为我们打地铺、打水、打饭，还要打扫环境卫生，做房东工作；清早出发，要一切收拾好，归还好，向房东道了谢，才跑步追赶队伍。张德成同志为人忠厚、诚恳、艰苦、朴素，恪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群众秋毫无犯，我很器重他，他也把我当成亲密战友。
1950年3月，部队到达玉溪地区，分配工作，他和我一同去了易门县。我建议把张德成同志提为干部，县委书记杨履然同志欣然同意，他和其他几个西南服务团学员一起分到北区工作。他下去一个多月，我听说他工作很好，很扎实，心里感到说不出的高兴。不料，“四·二八”土匪暴乱，首先北区遭袭击，他和另外好几位同志被匪杀害，壮烈牺牲了！我和他相处一年多，情同手足，听到噩耗，十分伤心。至今想起他和我一起工作和生活的情景，我的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痛惜党失去了一个好儿子，我失去了一位好战友！
现在才清楚，张德成同志生于1926年1月20日，原籍是河南省长葛县增福庙乡，老母亲还健在。他家是贫农，幼年时因家境苦寒，没法上学，父亲去世得早，国民党抓兵，日寇扫荡，一家人东逃西散，日子没法过。1948年初，背着家人，投奔了解放军，进入南京，又来到云南，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