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胶东人民喊出“一切服从前线，一切为了前线，砸锅卖铁支援前线”的口号。仅我们一个村（时称黄县环龙区北皂前村），1947年就从18岁到35岁的男青年中挑选了100多人，组成一个连队上了前线。1948年，村里又组建了担架队，开赴前线，当年18岁的我，也在其中。
当时部队的目标是“解放济南府，活捉王耀武”。担架队昼行夜宿在胶东的土地上，在紧张有序的行进中，大家学会了一些抬轿的通用语，比如说，上山爬坡时，前面就喊“前拉后拥”；走狭窄道路时，前面就喊“左右两跨”；走沟沟坎坎时，前面就喊“脚下不平”。随着战场的前移，行进的道路不再平静，白天敌机骚扰，就只能晚上走。夜行军时，4个人抬一副担架，过河爬山很不方便，只好把担架拆开，分别扛着，有任务时再组合起来。夜行军有“三怕”：一怕过河，“大河脱衣、小河脱鞋”。那时的鞋都是用绳子绑在脚上，每次穿脱都很费时间；二怕下雨，当时没有雨衣，也没有防雨的衣物，只能任由雨淋；三怕与大队失去联系，一旦失去联系，即使能找到向导，在新的解放区也很难与大队联系上。
所有的支前民工紧跟部队前移，并分批接受任务。随着战事的发展，除了担架队跟随部队行动，其他民工被分到各医疗队。因为我比较年轻，也被分到了医疗队。
刚到医疗队时，第一次看到同志们受伤、流血、断胳膊、断腿，心里很难受、很悲伤。大家凑在一起议论时，都感觉这个工作不好干，但为了支援前线，只能强忍悲痛为伤员做些辅助性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痊愈的同志回部队重返前线，严重的都转去后方医院，牺牲的烈士就地掩埋，插上木板写上名字，无法辨认的只能写“无名烈士”。医疗队由江苏转移到河南，加入到淮海战区，为了防止敌人突围袭击，医疗队所有人员要处于随时转移的状态进行工作。
那时，只知道包围圈内有60多万敌人，我们外围自己的部队也能超过敌人数倍。一切的武器弹药、生活用品都由民工运送，因此在外围，民工推车的、挑担的、抬担架的、押送俘虏的，都在为战争的胜利奔忙，这也充分体现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而那被包围的60万敌人，虽然有运输机一架接着一架不停地运送物资，但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为争抢空投物资，敌人之间相互打斗的事情不断发生，那种混乱与狼狈，前方的战士都能看到。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1月，60万敌军被全部歼灭。
淮海战役结束后，部队进行休整准备过江，大批胶东的民工暂时没有任务，上级决定让我们复员。大家听到可以回家了，都归心似箭。现有的建制解散，可自行组合行动，每人发3斤玉米面做口粮，具体走法自己选择，徐州火车站北去的火车都可以上。
从家乡出来时，我们村支前抬担架的是18个人，因不断调动、分散，渐渐失去联系，最终只剩我、解德丙（19岁）和刘连山（40多岁）3个人在一起。我们商量好了：不要再分开，要一起回家。到了徐州火车站，挤上了北去的火车，全都是那种拉货的车皮，好像不管有多少人都装得下。也不知道走了几天，终于到了潍坊下了车。可能是走到了昌邑地界，我们敲开当地老百姓的家门，借用锅灶，匀一点玉米面给人家，换些玉米秸作烧柴，把发的那点玉米面做成了大饼子。我们3个背着饼子上了路，饿了就啃上几口，顺着烟潍公路不分昼夜地赶路，终于在那年的农历正月初二回到了家。
见到了母亲，我说：“妈，我回来了，什么也没带，只带了一身虱子。”妈说：“活着回来比什么都好。”
怕妈妈难受，除了给妈妈看了我的立功奖状，半年来没脱过衣服睡觉、生了病几乎命丧他乡、遭遇敌机扫射和轰炸这些事，我始终没有告诉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