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我出生于威海羊亭镇港头村，1946年6月参加工作，进入隶属于威海武装部的兵工厂当钳工，1950年入党。
1947年春节后，由于要打孟良崮战役，上级从各个兵工厂、军需所抽调人员集中生产军火。我有幸调入许世友将军管辖的胶东军区兵工六厂。当时工厂设在昆嵛县刘家下口村的普通民房中，主要生产步枪、手榴弹、地雷、迫击炮、炮弹、掷弹筒等，在这里我当上了车工，主要负责加工炮弹顶门火蕊。由于没有电源，车间的机床都是靠柴油机带动的，当时的柴油相当缺乏，我们就从老百姓那儿征购一些花生油与柴油掺合在一起使用，噪音、油烟都很大。那时国民党的飞机经常来侦查，飞机来了，我就立即停止生产，为了便于伪装，我们将拔气的烟筒做得很高，四周捆绑一些树枝，伪装成树木的样子，枝叶遮挡了浓烟，就这样躲过了敌机一次次的侦查。为了应对敌情，我们每位工作人员都发有一支步枪随身携带，一边工作一边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夜晚，每个工作台前，都有一盏自制的油灯，就是靠着这微弱的光亮，我们生产出了前线紧缺的武器弹药。那时，运送军火的马车就停在装配车间的门口，加工好的武器弹药一箱箱搬到车上，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大家加班加点忙得轮轴转，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一天下来，腿脚都肿了，脸被油烟熏得变成了“黑包公”，可是同志们没有一个叫苦、喊累。记得厂里开展了“爬山头”的活动，谁干得好，谁就最早爬上山头，大家你追我赶比贡献大小，虽然没有物质奖励，但是只要能获得领导的口头表扬，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件无尚光荣的事情。
孟良崮战役我军全线告捷，敌74师师长张灵甫被击毙，解放区人民斗志昂扬，欢欣鼓舞。敌人恼羞成怒，从江南调来两个军的主力部队叫嚣着为74师报仇。1947年秋，国民党开始大举进攻山东。当时昆嵛山附近的村子里有许多新四军的伤病员在此疗伤，许世友将军审时度势提前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向昆嵛山上运送了大量的粮草、马匹、弹药等，利用昆嵛山的有利地形，决定要和敌人决一死战。国民党的部队气势汹汹地开到了桃村，他们的口号是：“将许世友和新四军伤病员赶到东海边。”，我们的口号是：“不让敌人上昆嵛山。”为了不使兵工厂的机器设备落入敌人之手，我们奉命在敌人反攻前将机器设备全部隐藏好。为了安全和保密，领导挑选了一些思想进步表现积极的同志们参加此次的行动。为了避人耳目，我们白天睡觉休息,夜晚趁村民熟睡之际出来活动，方圆几里都设有专人站岗。我们将机床的腿卸了，用铁轱轮车将机床拉出，当时我年轻力气大，所以每次架辕的都是我。前面的人拉后面的人推，在陆地上还好使劲，可是一旦下水，就很难用上劲了，当时正值秋季雨水丰沛期，河水有齐腰深冰凉刺骨，脚底下的沙土软、石头滑，行进起来很艰难。我们找准水深的地方，将机床卸下，放在河床上，全体人员都围着机床或用脚蹬或用手挖，开始朝外扒沙子，水深处就扎个猛子沉在河底扒沙，机床一寸寸地沉入到泥沙之中。掩埋完毕后，找好参照物，用尺量出准确的位置，再精确地绘制出掩埋的地点，以备日后取出。运送机器时的车辙印，我们都做了处理。就这样我们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将兵工厂的车床、铣床、刨床等全部掩埋在当时的母猪河（今米山水库）的十八个分叉的小河中，兵工厂毫无声响的“蒸发了”。
不久，我们又接到上级命令：一批军用物资从大连由机帆船运到牟平上庄，让我们前去接收并就地掩埋。当时国民党已在烟台驻军。领导挑选了10个人，每人发四颗手榴弹、一支步枪，利用夜色的掩护从昆嵛山出发步行前往牟平。当走到一个村头时，忽然听到一声吼叫：“口令”，我们赶快找隐蔽地方卧倒，做好战斗的准备。后来班长拿着通行证前去回话，原来是自己的部队，大家虚惊一场。天亮时，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柴油桶和油毛毡已运到，清点完毕后，我们留下了专人看管。其余的被安排到老百姓家休息，准备晚上行动。当时正是秋天，老百姓已开始耕地种麦子了，白天我们就去观察哪一块地犁了，晚上就去挖1米深、1米宽、十几米长的坑掩埋军用物资，为了保险还不能连片大范围的挖坑。柴油桶有五六十个，每桶重达三百多斤，油毛毡一卷1米多长，直径30厘米左右，大概五六十斤重，七八个捆在一起，足有四百多斤。为了避免发出声响，柴油桶不敢放在地上滚，油毛毡也不能放在地上拖，硬是靠我们的双肩，一桶桶一捆捆从沙滩抬到地里。当时敌情复杂，每次执行任务时，我们都要背着步枪，腰上还要别着四颗手榴弹，负重超过了极限。掩埋好军用物资后，又连夜将多余的土方清理到别处，清除纷乱的脚印，作好伪装，画好图纸。第二天再上地里看看，如果老百姓种上了麦子，说明伪装的好，没有被发现就放心了。就这样我们历时半个月的时间掩埋了所有的军用物资。等老百姓都种上麦子了，才放心离开，将图纸交上级领导复命。
1949年新中国解放了，兵工生产停止了，兵工六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转产改为现烟台机床附件厂，我也跟随兵工六厂来到烟台开始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1956年组织上派我到烟台党校学习，1957年毕业后，来到烟台新华铁工厂（当时是公私合营）任公方副厂长。1958年大跃进时，由公私合营改为公有制，更名为烟台机床厂（后又改为烟台轴承仪器厂）我任厂长。1965年，毛主席提出搞“三线建设”，口号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当时一线的厂子撤出一部分技术管理人员和工人迁往三线。建厂的厂址选择原则是：“进山、挖洞、搞建设”。这就意味着要到条件艰苦的边远山区去，我们共产党人就要敢于打硬仗，吃苦在先，享乐在后，为了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了响应党的号召，1968年我带领七名工作人员，离开了条件优越的烟台，来到甘肃省天水市天水县处于荒山野岭之中的李子园公社。这里的海拔在1200米以上，距县城120里路，一天才有一辆从天水市—李子园的客车经过这里，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都很差。初来时，同志们高原反应都很重，一步三喘，心慌气短，大汗淋淋。面对如此恶劣的条件，我们没有打退堂鼓，没有房子自己建，在这个寒风瑟瑟枯草凄凄的荒山中，我们搭起了简易的帐篷，四周用竹子编制捆绑起来抹上泥，屋顶铺上油毛毡，不渗水漏雨就行了。吃菜要到几百里外的徽县和汉中采购。由于海拔高，蒸馒头时和的面发不开，我们就将盆子放在锅里加热，可还是不开，后来面都烙熟了也没有开，我们吃着发粘的死面饼子，乐观地说：“发面馒头吃不成，改吃大火烧了”。就这样在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中，我们在四面透风的帐篷中，吃着发粘的死面饼子，度过了第一个冬季。第二年春天，我们就开始建厂房，我的任务更艰巨了，不仅要跑资金技术原材料，而且还学起了工民建筑，自己绘制轴承厂平面图。每天十几个小时在外奔波，风餐露宿，饥一顿饱一顿，常年的生活没有规律，使我得了严重的胃溃疡。有一次胃痛加剧，幸亏厂工会主席来到我的宿舍，将我及时送到附近的海林轴承厂医院，有幸遇到了一位当时被打成学术权威下放在此的兰州医院的外科医生，确诊我得了胃穿孔。当时这位陈大夫因为处在劳动改造期，剥夺了做手术的权利，所以很有顾虑，我果断地在手术单上签字，鼓励他消除顾虑大胆手术。手术后我躺在病床上输着氧气，仍然坚持工作，仅仅15天就出院了。回到单位后，与职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点没有搞特殊化。由于动了大手术，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营养的及时补充，我时常感到力不从心。甘肃省委的领导来厂里检查工作，看到我的负担的确太重了，希望能有个助手帮助我，我及时的向上级领导推荐了一位在我厂劳动改造的下派干部。经过考察，领导批准了我的申请。有了助手后，我的工作量大大减轻了。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们一直坚守在生产的一线，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当时正值十年动乱，各方面的工作都不能正常进行，基建材料经常短缺，我们就边建厂边生产，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用了八年的时间在陇东的荒山中，建起了兴中轴承仪器厂。工人们的家属也陆续迁来，我与老伴也在分居八年之后终于团聚了。看着荒山野岭之中，拔地而起的厂房，倾听着车间里机器的轰鸣声，望着一批批加工好的轴承仪器，源源不断地运送到祖国各地，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快乐。大家都在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添砖加瓦。在抓生产的同时，我们没有忘记教育，先后在厂区办起了幼儿园、小学，职工们的孩子入学率达100%，全部都接受义务教育。为了方便职工的生活，又先后建起了商店、医院、储蓄所……，为了丰富工人们的业余生活，还建了影剧院。职工们的生活，也一天天好了起来。我始终牢记主席的号召，铭记他老人家的谆谆教导，在这里站住了脚，扎下了根，直到1984年离休。
多少年过去了，当年红红火火的劳动场面至今仍清晰地在我的脑海中闪现，多少次梦里故地重游，在有生之年真想再看一眼自己亲手建起的厂房。我们这一代人的无私奉献，换来了今天祖国的经济繁荣，祝愿我们的祖国更美好，人民的生活更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