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在立煌(即现在的金寨县，是当时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所在地)的新四军四支队兵站，就成了国民党特务们集中注意的目标，那些所谓政训员、稽查队和便衣侦察等形形色色的人，不分日夜在兵站附近大摇大摆地活动，有时他们索性钻进兵站内东张西望。
一九四O年三月间，有几个自称是稽查队的家伙，竞跑到兵站来，摆出一副审查的架势说：“你们有多少人?多少枪?总部(即国民党五路军总司令)要我们来登记，不然你们的治安没人负责。”接着又装作好人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听说李主席要你们早点走，我劝你们早点走，免得走迟了找麻烦。”当时我就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们就是这几个人，这几支枪，兵站是公开合法的新四军的后方机关，你们无权撵我们走，治安不治安那是你们的事，老实告诉你们，为了抗日需要，我们留在这里，没有上级的命令是不走的，有什么麻烦我们也是不怕的。不过有一点我不明白，你们扛着抗日的旗号不去打鬼子，专来找我们扯皮。我们都是中国人，这是为什么?”那些家伙被这一反问弄得无话可说，只好支吾其词地走了。
但以后他们对兵站的迫害并没有停止，而是变本加厉了，他们威逼老百姓不准和我们接近，不准把粮草卖给我们。总之，兵站周围的空气是愈来愈紧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于是我们在兵站全体人员中进行动员，说明了当时日益恶化的大别山统一战线形势，指出国民党特务越来越多，对我们一举一动都很注意，驻在平江、竹沟和经扶等地的新四军后方留守机关都先后遭了他们的毒手，看样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对我们下手了，但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能像绵羊一样任人宰割，一定要在思想上、行动上作好准备，以防万一。
尽管兵站面临的情况紧张，离前方部队很远，但兵站全体同志都表示决心坚持到底。不久，上级终于来了命令，要我们迅速撤退，当时兵站交通队有两个班，还有一部电台，人数虽不多，但目标不小，要想大白天公开地撤走是办不到的，夜晚走吧，又没有“口令”，要走出国民党广西军的圈圈也很困难，于是我们把电台工作人员化装为老百姓，秘密地带着电台绕道皖北走了，剩下的人员进行轻装，除带足子弹外，每人只带一套单衣、一双鞋袜和两双草鞋，就在三月二十八日的拂晓，冒充国民党军队闯出了他们的警戒线后，迅速地钻进了大山。
第一天翻山越岭，走到黄昏时，距离我们原来的驻地已有八九十里了。这个时候，总算是逃出了“老虎口”，但离我们前方部队还很远很远。我们以后路过的地方，还都是国民党的天下，如果国民党特务发觉了我们，说不定前面有“欢迎”的，后面还有“欢送”的。因此，大家虽然脚掌上都磨起了水泡，在稍微休息吃了些干粮后，立即继续地摸黑前进。为了保证我们安全地到达目的地，白天休息，夜里行军已成为我们的规律了。
八九天来，我们爬过了无数的山头，涉过了大大小小的山涧，穿过了一望无际的丛林，跨过了阻隔去路的浅沟和深壑，终于在一天晚上我们来到了离“江纵”司令部(即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司令部的简称)驻地十多里的地方，大家认为已经到了自己的家门口，便决定停止前进，好好地在这里睡一觉，准备第二天早上赶到“江纵”司令部吃早饭。由于连日连夜行军的疲劳，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大家就赶忙起床，整理装束后，便朝着“江纵”司令部方向大踏步地前进。
当我们走到离“江纵”司令部驻地不远的地方——无为开城桥西边的一个村庄上的时候，却遇见了几个老百姓站在路旁，其中有个自称姓王的老大爷问我们：“同志，你们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出于警惕，我们没有一个人回答他。可是王老大爷仍然堵在路口上坚持问：“你们是不是从后方来的?是不是到‘江纵’司令部去的?”也许是嫌他问多了，不知是谁抢白了一句：“你问这个干啥?”我们还是不停地往前走。
这时王老大爷急了，他忙抢上了一步拦住我们说：“你们赶快回头!广佬(指国民党广西军)前几天就占了开城桥了，同‘江纵’拉开了阵势，不过暂时还没有开火，这里到桥上不足三里地，拐弯就看到桥头，过去有危险，你们不能再往前走了。”听他这么一说，大家都愣住了，谁也没有料到，眼看快到目的地了，却又发生了新的情况。我们正在踌躇，王老大爷又很亲切地对我们说：“我们这里虽是一条小路，可却是后方到‘江纵’司令部去的交通要道，新四军从后方来的同志都打这里经过，自开城桥被广佬占了以后，为了不让同志们误闯到那里，我们就自动地组织起来，不分昼夜地守着这个路日，专给同志们打招呼。”
原来是这样!我不由得向前跨了几步紧紧地握住了王老大爷的手，并以万分感激的心情对他说：“我们从后方一路来，情况十分复杂，国民党反动派处处设伏刁难，所以我们不得不警惕，拒绝和不认识的人搭腔，我们不知道前方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要不是您Et日夜夜地守在这里，我们就会一直赶到桥上去了。谢谢你，老大爷，你们太辛苦了。”王老大爷摇摇头，很不以为然地说：“同志，新四军同鬼子拼死拼活，还不是为了我们老百姓。国民党打鬼子没本事，祸害老百姓倒很有劲，自从开城桥被他们占领以后，我们这一带已搞得鸡飞狗跳了……”
站在王老大爷后面的一个青年小伙子这时拉了拉他的后襟：“爹爹，你的话一说就没完，看样子，同志们还没吃早饭呢?”“对，这个地方不能久停，岗那边有个小庄子，我带你们去弄点早饭吃吧。同志们放心，只要到了我们这里就有办法。”王老大爷一边说一边带着我们走了。我们一到庄上，就看到许多男男女女扶老携幼地从门口经过，据说他们都是从桥上逃出来的老百姓，弄得有家不能归了。
王老大爷带我们到一个姓周的房东家里，说明了来意后，他就急忙地走了。房东马上就做饭给我们吃，又是鱼又是肉好像待客一样。饭还未吃完，王老大爷又送来三个小伙子给我们做向导，并说：“同志们，这个时候不能留你们在这里休息，吃罢饭由他们负责把你们送到‘江纵’司令部去。说不定后面还有同志要从这里过，我还要到路口上去守着，不能送你们了。”饭后，我把炊事员仅有的一块银圆借出来给房东做饭钱，房东怎么也不肯收，他说：“要不是发生这种情况，请都请不到同志们到家里来，给自己同志吃这点饭还要钱?你看桥上的老百姓被国民党搞得一塌糊涂了，那个账找谁算去?”向导小伙子催促说：“天快晌午了，路还不近，我们快点走吧。”于是我们就向房东告辞了。
本来不过几里路的距离，这一绕道就绕了五六十里，在细雨潆潆中沿着巢湖边的一条小道走了整整一天，到达“江纵”司令部时刚好赶上他们的晚饭。我们一到江纵司令部，首长就喜出望外地说：“好哇!你们到底来了呀!这是一件大幸事，也是一个胜利。你们离开那里的第三天我们就得到消息，说你们已经走在路上了，我们就一直在为你们担心。国民党广西军在你们走后的第二天就去了一个连，把你们住的地方四面包围起来，结果他们扑了一个空，据说李品仙在知道你们走了后还拍桌子打板凳地说：‘啊!新四军的兵为何不辞而别?”让李品仙去喊叫吧，遗憾吧!我们接受了平江惨案、竹沟惨案的教训，我们是不辞而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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